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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之疏釋與展開——歷史淵源、比較分析與法律適用
發布時間: 2019/10/31日    【字體:
作者:王進文
關鍵詞:  人的尊嚴 憲法規范 歷史淵源 合憲性解釋  
 
 
摘要:人的尊嚴是當代國際社會和各國憲法文本中的重要命題,但基于規范形式的抽象化、思想資源的多元化和實證程度的差異化等因素,不同國家對其的認識并不一致,規范定位與實務運作也不盡相同。作為一個從道德哲學轉化而來的憲法規范,自古希臘至康德以來的精神成長史是理解人的尊嚴之內涵與范疇的關鍵。通過對歷史淵源的梳理,可以發現人的尊嚴經歷了從秩序性向普遍性轉化的古今之變; 經由對德國和美國在憲法規范、憲法解釋或司法適用等方面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人的尊嚴之憲法地位與各國文化背景、社會價值和歷史經驗等息息相關。從我國憲法的立憲主義脈絡和基本精神出發,應形成人的尊嚴保障的共識,建構出具有強大規范力與明確內涵的人的尊嚴條款,將其定位為具有普通性與相對性的憲法價值、相對性與優先性的憲法原則、相對性與備位性的憲法權利。在合憲性秩序下,妥善而審慎地處理其在不同規范面向之間的適用關系,以便實現對人的尊嚴的最大限度保護。
 
引言
 
人的尊嚴是當代法學話語中的重要概念。雖然關于這一術語的使用,學界尚存在分歧,但對其法律屬性的認知基本上是確定的,即它是由于人作為人類共同體成員所享有的高貴與尊榮。盡管我國憲法中并沒有關于人的尊嚴的明文規定,但已有學者嘗試從現行《憲法》第3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規定中引申出人的尊嚴的規范依據。當然,這一理論建構存在較大的爭議,但這種嘗試已然承認了我國在人的尊嚴之肯認與保障問題上存在明顯的落差。考慮到人的尊嚴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缺乏統一性的規定、內容尚顯狹窄單一以及表述混亂等現狀,以及該概念在界定上面臨思想資源的多樣性、規范認定的困難性和不斷發展的開放性等方面的挑戰,我們有必要對其在憲法上的規范地位進行準確而全面的分析,對其不同規范地位之間的適用關系進行細致而嚴密的梳理,明晰其規范內涵,界定其權能范圍,確保人的尊嚴最大限度的實現。
 
本文首先通過對人的尊嚴的歷史源流之梳理,解答其作為法律概念的內涵與范疇問題;在此基礎上,分別考察歐陸法系的德國、普通法系的美國等憲法規范和司法適用對人的尊嚴的處理,以便厘清人的尊嚴的法律地位;繼而,分別從人的尊嚴之憲法價值、權利和基本原則等面向予以辨析,彰顯其在憲法權利構架與體系中的層級與位階;最后,在明確了人的尊嚴的法律地位的基礎上,為我國人的尊嚴保障機制之建構與運作提供可行性方案。
 
一、從道德哲學到憲法規范:人的尊嚴的歷史源流考察
 
長久以來,作為法律概念存在的人的尊嚴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也未像自由、平等與民主等一樣成為近代法政領域的主題,它在政治與法律上的地位的凸顯,是很晚近的事情,但它有著漫長而堅實的道德哲學積淀。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道德哲學的人的尊嚴恰恰是作為法律概念的人的尊嚴的前身。
 
(一)人的尊嚴條款入憲概況
 
今天,人的尊嚴已經以沛然莫之能御的態勢進入諸多國際性法律文件及國內憲法當中。但是,人的尊嚴見諸憲法明文,是遲至20世紀才有的現象,確切地說,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才有對個人尊嚴保障的憲法規范。據統計,1900~1944年,僅有5個國家的憲法中提到了人的尊嚴。二戰之后,基于對納粹政權極端蔑視人權的反思,1946年德國巴伐利亞州憲法首先開啟了對人的尊嚴的保護—該憲法第100條規定:“立法、行政與司法,應尊重人的尊嚴。”1949年聯邦德國將對人的尊嚴的保護明定于作為憲法的基本法之第1條第1款。其他歐洲國家,1975年陸續在其憲法中明文規定了人的尊嚴保障條款。據統計,截止到2014年,共計有162個國家的憲法采用了人的尊嚴條款。至于我國,尊嚴一詞不見于自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到1978年憲法以來的憲法性文件,而是始于1982年憲法的規定。當然,它是以“人格尊嚴”的文義出現的,并日益成為比較法學研究的重要對象。
 
國際性法律文件方面,1945年《聯合國憲章》首開其端,在其前言中強調“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信仰”予以保障。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序言中規定“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并在第1條中明確“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1948年美洲國家組織通過的《美洲人的權利與義務宣言》,承認基于人的人格特質而享有的個人的尊嚴。之后,1969年通過的《美洲人權公約》重申了“尊重人類固有的尊嚴”。1981年非洲統一組織通過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的序言指出,“自由平等、正義與尊嚴是非洲各國人民實現其合法愿望的主要目的”。2000年《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在前言中規定:“歐盟建立在不可分離及普世價值之人的尊嚴、自由、平等與團結之上。”同時,歐洲法院也在判決中將人的尊嚴列為歐盟法的一般原則,各會員國的法院有義務予以確保。可見,人的尊嚴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法律命題。作為一個法律規范,人的尊嚴之產生與被賦予意義,離不開特定時空下的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人的尊嚴之內涵與人類對自身的認知程度和人的形象變遷密切相關,而人的尊嚴的實踐也必然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建構過程,隨著人本身價值和人權理念的不斷提升而獲得動力。
 
(二) 秩序性尊嚴:人的尊嚴的古典傳統
 
在拉丁文中,人的尊嚴(dignitas hominis)的原始意義是“值得尊重”,亦即一個人由于其在社會中所擔任的角色———包括個人魅力、身份地位或高貴人格———而獲得別人的尊重。顯然,此時的尊嚴并不是一種普遍的價值存在,而是與身份和地位等聯系起來,是秩序性尊嚴。后來經由基督教化和神學化,其與人類學、倫理學相交融。直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運動以降,康德才最終完成了普遍性尊嚴的論證。
 
在斯多葛學派看來,理性是人與動物之間差別的基礎,是人類道德決定與行為舉止的依據。而人則具有四種角色,即人格:第一種是人類的本質,即人所具有的使其變得杰出并超越其他所有生命存在方式的特征,人的尊嚴便來于此;第二種是每個人的個體所具有的特征;第三種是通過歷史情境構成的社會特征;第四種是經過個人意志創造的特征。人的尊嚴源于人的本質所引申出的道德要求,即人必須維持自己的人格,理性必須控制并支配本能需求、情感和欲望。那么,既然源于人的本質,尊嚴為何不是普遍存在于每個人之中的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等人做出了回答:人是具有理性的道德行為主體。人與動物相比之所以更優越,就在于理性。理性存在于人類的本性之中,但人類因具有墮落的能力而改變本性。人類對自己生活與本性的塑造是其自身的選擇,人的尊嚴會隨著個人對自我的塑造而有所不同,甚至喪失。從而,尊嚴并不是相等的,也不存在抽象的普遍性的人的尊嚴———毋寧說,它取決于人的血統、社會地位和行為舉止等特征。西塞羅在斯多葛學派的影響下提出了基于人的理性天賦的內在尊嚴理論。他認為,尊嚴存在于人性之中,它給予所有人類理性與道德決定的自由,以及每個人具體的個體特征。尊嚴取決于一種社會和政治身份地位的獲得,包含在公共領域和道德完整的重要個人成就中,前者顯示出個人的權力、莊嚴、崇高,后者則是道德標準的高尚、嚴肅、端莊。可以說,在羅馬政治傳統中尊嚴并不是作為普遍的人的尊嚴的,而是依據身份等級作為一種特別的尊嚴,即秩序性尊嚴。
 
中世紀神學對尊嚴概念的論述,基本上是以天主教教宗大圣良一世Sanctus Leo I Magnus,約400~461)的著作為基礎的。他將尊嚴比附為俗世的地方行政長官,尊嚴(俗世身份)是建立在受洗的基礎上的,是神所賦予的,而人類是依據上帝的形象創造的。因此,人類與上帝的同構性決定了所有人類都具有相同且平等的尊嚴。阿奎那(Saint Thomas of Aquinas,1225~1274)則認為,尊嚴的基礎在于人的本質(nature),而非神學。人類具有位格(拉丁文為persona,有面具、角色的含義)———人格(personality),人格即人的位格,是人作為理性本質的個別實體所具有的,而人的尊嚴有賴于人的具有天生自由和自我存在特性的人格。因此,尊嚴并非普遍性的。在阿奎那看來,人的尊嚴存在衰敗與消失的可能:當人變得無理性的時候,尊嚴便會喪失。事實上,這一點正是阿奎那將死刑合法化的正當理由———“由于犯罪,人背離了理性的秩序,因此失去了其人性的尊嚴……”因此,尊嚴雖然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但它需要不斷地進行維持。每個人對尊嚴的維持程度不同,尊嚴也不是等值的。大圣良一世與阿奎那之間在尊嚴論述方面的張力,至今仍然影響著基督教對人的尊嚴的看法,也影響著哲學對人的尊嚴的論述。
 
對人的尊嚴議題的世俗化的人文-法理討論始于文藝復興時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1486年出版的被譽為“文藝復興宣言”的《論人的尊嚴》一書中,皮科贊嘆人類為“被恰當地稱為并被看作是一個偉大的奇跡,一種堪配所有贊嘆的生靈”。尊嚴存在于人類的自由之中,是人類所獨有的品質。人因自由而被賦予高于不自由的動物的尊嚴,可以不斷地在理性和道德層面努力,從而日趨接近神的形象。與阿奎那等主張存在尊嚴喪失的思想家不同,皮科認為,自由和尊嚴是不可剝奪或讓與的。尊嚴不能喪失,否則便意味著對人的自由的否定。
 
(三)普遍性尊嚴的證成:康德哲學與法治國理論
 
從學術譜系上而言,皮科關于人的尊嚴的論述屬于人文主義的范疇,與今天我們對人的尊嚴的理解有相當的差距。人文主義者試圖完成關于人的尊嚴的非神學論證,但顯然仍停留在一種形而上學的傳統的框架之內,特別是人性論方面大都預設一種先驗原則的存在。根植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而來的人的形象塑造與近代理性主義構成了歐陸人文歷史上的尊嚴議題的基石,世俗化的本體論意義上的人的尊嚴在康德那里得到了完整論證。
 
康德揭橥了“人本身即是目的”之觀念,視人類本身為從受上帝的支配之觀念中解放出來的道德主體,極大地提升了個人的地位。康德將人的尊嚴置于“目的王國”中進行論述。所謂目的王國,指的是由一群理性存在者通過普遍的客觀法則所聯系起來的有秩序的共同體。在目的王國中,一切東西若非有一項價格,就是有一項尊嚴,有一價格的東西,某種別的東西可以作為等價物取而代之,與此相反,超越一切價格,不容有等價物予以替代,則具有一種尊嚴。有理性者由于具有人格,便具有普遍立法的參與權,是目的王國中的立法者。而人格本身即是人之目的,尊嚴即人的內在價值,當人具備這一內在價值時,便成為道德上能夠自我立法的自治、自決的主體。在康德看來,人的尊嚴所內含的“人格本身即是目的”是人的自治自決的核心要素。自治自決是人類及每個有理性者的尊嚴之根據。
 
康德所論述的并非簡單物理意義上的人的尊嚴,而是理性生命的尊嚴。在他看來,人唯有作為人格亦即作為道德實踐理性的主體,才超越于一切價格之上,他才能擁有尊嚴,即擁有絕對的內在價值。具有理性的人之間基于理性而互相尊重,其人格中的人性就是他可以向任何人要求尊重的客體。因此,人格本質上便是理性,便是尊嚴,人不能被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人純然當作手段,而是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被當作目的看待。
 
不過從理論上講,基于人是道德實踐理性主體而展開的人的尊嚴可能并非持續不墜的,極有可能中止乃至喪失。就此而言,康德的立場似乎與阿奎那相似,這就回到了對“人”這一主體的預設問題。人性為何?人的尊嚴為何?從人的本質出發,康德以具有善的自由意志的道德人格來把握人的尊嚴,我們固然可以說,無論是道德實踐理性主體還是作為國家存在之基礎的社會契約都是居于知性世界中的先驗概念,并不存在于現象界,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康德的尊嚴觀往往被非難,因為它是建立在道德自由的基礎上的,難以得到嚴格論證,但是考慮到康德對人的尊嚴的論述集中于道德哲學領域,而其道德哲學是其法哲學乃至國家哲學的基礎———尊嚴在康德哲學尤其是倫理學當中并不是作為一個基礎性概念使用的,他并非意在論述與定義尊嚴,以及如何維護人的尊嚴,而是將尊嚴作為道德重要性的理據進行論證,我們將人的尊嚴視為法律與道德的共同基礎是可行的。更為重要的是,在康德那里,尊嚴完成了從秩序性到普遍性的轉化,它不再與社會等級及政治身份地位相聯結,而是將每個人都具有尊嚴的理念普遍化。現代社會法律層面對人的尊嚴的理解往往需要追溯到康德對普遍性尊嚴的論證。可以說,康德哲學成為人的尊嚴理論不可動搖的基石。
 
二“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德國基本法的規范建構與司法適用
 
人的尊嚴必須通過憲法實務的運作才能落實,而落實之前提在于明晰其規范內涵與地位。那么,人的尊嚴是如何從道德哲學過渡到法律世界的?人的尊嚴的法律范疇與道德范疇的界限應如何劃分?以憲法明文對人的尊嚴進行規范的最典型者當數德國。
 
(一) 維度與位階:人的尊嚴作為基本法的“元法律性”(metarechtlich)概念
 
1.德國基本法的立法背景與人的尊嚴條款入憲歷程
 
1949年5月23日通過并于次日生效的聯邦德國基本法的最大特征是對人的尊嚴的保障。在基本法憲法會議第一次草案即黑倫西姆湖提案(Herrenchiemsee Proposal)中,人的尊嚴的最初表述是“建立在永恒的權利與每個人的本性基礎之上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試圖將“永恒的權利”與“天賦的權利”聯系在一起,但遭到了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以及非宗教政黨的抗拒。結果,人的尊嚴條款便以“人之人格的尊嚴不可侵犯。所有公共權力應該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這種更具中性化的語言反映出來。最終形成的基本法第1條第1款開宗明義地表示:“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緊接著其在第2款規定:“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讓與之人權,為一切人類社會以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礎。”以“人之尊嚴不可侵犯”表達了尊嚴是預先存在的和構成社會契約的一部分,是德國社會秩序的本質,具有不可剝奪性。
 
基本法將人的尊嚴引入其中并標示為第1條第1款予以強調,屬于憲法史上的創舉,之前并無先例可循。鑒于納粹時代的教訓,人的尊嚴不像基本權利條款那樣可以在社會容忍性的要求下做出必要的限制,換言之,它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代表了其規范效力的絕對性,即不容許國家機關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進行侵害。人的尊嚴的核心觀點是對人權的保證,基本法第2條至第19條所規定的具體基本權便是人的尊嚴的展現。作為基本法的核心價值,人的尊嚴已注入整個憲法秩序之中,促使國家保護與實現人的尊嚴。可以說,人的尊嚴是基本法的“元法律性”維度,成為實證法的界限及實體基礎,其實質內容不是來自事先的假設或者一種形而上的哲學基礎,而是來自全社會的倫理共識;作為基本法的基點,人的尊嚴成為連接實證法與社會倫理的媒介。
 
2.“客體公式”:人的尊嚴之內涵界定
 
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對人的尊嚴的憲法解釋與司法判決,對人的尊嚴的詮釋經常比附于康德的實踐哲學,日益顯露出康德思想對人的尊嚴概念的深刻影響,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基本法的尊嚴概念即等同于康德的尊嚴概念。就對“人”的意義之掌握而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有一段著名的宣示:
 
基本法中人的形象,并非一個孤立、自主的個人形象;而毋寧說是基本法將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以不侵犯個人之固有價值的方式,在個人的“共同體關聯性”與“共同體聯結性”的意義下,加以決定。
 
基于這種認識,實踐中往往以“客體公式”對人的尊嚴予以界定。所謂的客體公式,最早是由法學家杜立希(Günter Düring)在1952年提出的:
 
當具體之人被貶低成為客體、單純之工具或是可替代之數值時,此即侵害了人的尊嚴……人的尊嚴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在法律上被加以實現。它的存立基礎在于:人之所以為人乃基于其心智;這種心智使其能有能力自非人的本質脫離,并基于自己的決定去意識自我、決定自我、形成自我。
 
顯然,客體公式是建立在康德的絕對命令之上的———人不是以一種手段或工具而存在,人就是目的,具有自我意識、自我決定與自我形塑的能力。如果將人視為客體,便意味著對人前述主體性的否定。在此意義上,包括將人貶低為一種物,從而被控制、被決定、被洗腦、被取代、被利用以及被驅逐等便是對人的尊嚴的侵犯。從邏輯上講,客體公式是以放棄人的尊嚴概念的明確性為前提的。事實上,個人與社會之間既互為主體,又同為客體,亦即個人的主體地位是相對而言的,從最基本的個人受法律規范角度來說,前者是不折不扣的客體。從而,以客體公式應對人的尊嚴,必然面臨尊嚴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可能受到侵犯的悖論。現實中將人的尊嚴作為所有問題解決方法的泛化思考和訴諸人的尊嚴的普遍化之可能造成這一概念的“通貨膨脹”化或“貶值”化,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如影隨形,同時存在,進而導致客體理論不斷面臨實踐中的新挑戰。
 
(二)范圍與屬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憲法解釋與司法實務
 
如果說從道德哲學轉化為法律規范的過程展現了人的尊嚴的歷史性的話,其開放性與實踐性則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呈現出來。基于對形式法治國的反思,基本法將社會國原則納入其中,認為個人并非獨立或孤立于社會,而是以連帶關系嵌入社會當中,不應排斥個人對國家與社會應盡的義務。
 
例如,在“人性尊嚴,將子女視為損害”案中,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個人的社會價值與受尊重的要求是與人的尊嚴緊密相連的。人的尊嚴禁止將人單純地視為國家的客體,或者將其置于對其主體性有質疑的醫療行為當中。人的尊嚴意味著每一個人不論其能力、財富以及社會地位如何,都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個人基于其尊嚴而要求受到他人尊重的訴求,并不能從任何社會關系中被完全取消。這種受尊重的訴求不僅會因為其人格被貶抑、被烙印被迫害與被唾棄,同時也會因個人的存在被商業化而受侵害,因此,國家有義務予以尊重與保障。在“人的尊嚴,無法定上限期間的保安管束”案中,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對人的尊嚴的尊重與保護是基本法的基本原則,人的尊嚴不能被剝奪,禁止人成為國家統治的單純客體,或禁止對人的主體性的質疑。作為一個人,其人性中存在不可或缺的尊嚴,即人具有可以自我負責的人格特質。在“終身自由刑案”中,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即便是侵害了刑事上應受保障的社會價值要求及注意要求的犯罪人,也不允許將其視為犯罪控制的單純客體。根據基本法第1條第1款結合社會國原則的要求,國家有義務保障(犯罪人)符合人的尊嚴生活的最低生存要件。在“航空安全法”案中,聯邦憲法法院認為,人的生命是人的尊嚴的物理基礎,而后者則是憲法的根本性建構原則與最高價值,限制生命權的法律必須在與生命權緊密關聯的人的尊嚴觀點之下加以檢驗。任何人的尊嚴都不能被剝奪,公權力對人的任何處置,若使其喪失主體性及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位,則必須一概予以禁止。當擊落一架被挾持的客機時,對無辜的機組人員和乘客而言,他們對自己的生命便不能自我決定,成為單純的客體和犧牲者,這一規定使得他們的尊嚴受到蔑視,他們的生命成為被國家單方面地支配的用以拯救他人的工具,導致本應歸屬于人本身的價值被商品化、去權利化,進而被否定,這與人的尊嚴保障并不符合;而違法者同樣享有人的尊嚴—人的尊嚴包含了對個人自我決定與自我形成能力的尊重,如果當被挾持飛機上僅有劫機者時,他們的目的在于殺害其他人,國家必須履行其對其他人的保護義務,而劫機者必須為其(以自我決定的方式放棄了對其他人的主體性的尊重)行為負責,此時擊落飛機不會對劫機者的人的尊嚴造成侵犯。因此,在沒有人質的情況下,是可以擊落被劫持的飛機的。
 
可見,在司法實踐中,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將人視為一種精神-道德的存在者,具有明顯的基督教自然法的印記。人的行為是自由的,在社會國原則下,這種作為權利的自由受到道德責任的意識的拘束;同時,康德哲學的影響無處不在,每個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格而存在,每個人應該一直是自己的目的這一原則應無條件地適用于所有的法律領域。
 
(三)尊重與保護:人的尊嚴在基本法中的地位調適
 
經由對前述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考察,人的尊嚴在基本法中到底具有怎樣的地位呢?筆者下文試從權利、原則與價值三個維度對其進行反思。首先,作為一種憲法規范,人的尊嚴居于基本法的最高位置,具有絕對性與不可侵犯性。基本法規定了所有國家權力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和保護義務。從消極方面而言,國家負有避免實施任何有可能侵犯人的尊嚴的行為。從積極方面而言,國家應創造并建立一種保護個人尊嚴免受第三人侵犯的法秩序。其次,人的尊嚴被置于基本法第一章“基本權利”當中,似可認定為具有基本權利特征,但第1條第3款以“下列基本權利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為直接有效之權利”的表述,又將這一屬性排除。如果考慮到人的尊嚴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的絕對地位—這與可受到限制的基本權利明顯不同,它在憲法上便具有根本價值的性質—這已然超越了諸如自由權、平等權等特定的價值追求。因此,將其基本權利化便容易導致其被相對化。基于前述考慮,本文對人的尊嚴的基本權利屬性采取較為保守的態度。毋寧說,它是所有基本權利的源泉—個別基本權利所反映出的是人的尊嚴的某一面向,人的尊嚴與基本權利之間存在“補充”關系,即所有的基本權利都蘊含了前者的特性,而前者之落實則需借助于后者的運用,兩者互相支持,形成了完整的人權保障體系。當人的尊嚴受到侵害時,應優先適用個別基本權利的救濟,在后者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則可求助于人的尊嚴—事實上,迄今為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運用人的尊嚴條款時,大都將其與具體的基本權利相結合,單獨依賴人的尊嚴作為理由的憲法訴愿尚未出現。最后,作為一項基本的憲法原則,人的尊嚴在德國是普遍接受的。唯需要辨析的是該原則的位階。自1958年呂特案確立基本權利具有客觀價值秩序的意涵以來,所有的法律領域必須受到這一客觀價值秩序的引導。作為基本權利核心之保障,人的尊嚴居于客觀價值秩序的最高地位,任何對其進行侵犯的法律或行為均是對憲法的違反,從而這種核心價值又是一種絕對價值。
 
三“平等的尊重與保護”:美國憲法實踐中對人的尊嚴之闡釋與運用
 
美國憲法自制定之初就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在法律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憲法在學術領域的重要地位和廣泛影響日益顯著。不過,“《美國憲法》就沒有提及尊嚴,如果說尊嚴理念在美國憲法教義學中有一席之地的話,那也是通過法官造法的形式引入的”。這或許是因為普通法的實用主義之根基在于自由而非尊嚴。有研究者認為,雖然人的尊嚴在美國憲法文本中并未被明確提到,也沒有一種通常的價值與其結合,但如果從制憲者當時起草和討論的相關文件來看,促進和維持人的尊嚴是一種不言而喻的社會目的與憲法價值,是憲法的本質之所在。即便美國憲法學說與實務中較少使用人的尊嚴,但這不代表美國不存在人的尊嚴保障問題,只是在諸如隱私權等其他概念之下進行討論。那么,人的尊嚴在美國憲法的實踐中呈現怎樣的形象呢?
 
(一)“造法者的宣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于人的尊嚴的論述
 
美國憲法文本特別是其修正案中存在一些與人的尊嚴相類似的概念,例如,憲法第八修正案“不得施加殘酷和非常的懲罰”,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等等。不過,就尊嚴概念的正式表述而言,應是出現在聯邦最高法院所發展出來的憲法判例當中。
 
根據筆者檢索,1946年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弗蘭克·墨菲(FrankMurphy)在In re Yamashita案的不同意見書里對人的尊嚴的闡釋,是該概念第一次出現在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中。而1952年的Rochin v.California[342 US 165(1952)]案,則是其首次出現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當中。之后,人的尊嚴雖然被越來越多地使用,并與第一、四、五、六、八、九、十四等憲法修正案中的權利條款相銜接,但其明確的內涵很少被詳細地闡明。即使在法律論證與推論中,人的尊嚴也經常被視為既定前提,至于其功能與地位等則從未被詳細說明。199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奧康娜(SandraDay O'Connor)大法官曾在賓夕法尼亞州限制墮胎案的多數意見可能是個例外。她寫到,我們的法律提供了憲法保護,允許個人去決定婚姻、生育、避孕、家庭關系、撫養子女和教育。這些事務涉及人在一生中可能做出的最秘密和最私人性質的抉擇;這些抉擇對人的尊嚴、自主以及第十四修正案所保護的自由具有中心意義。但就其內涵闡釋而言,仍顯得不夠充分。由于美國憲法并沒有明確地提及人的尊嚴,聯邦最高法院對這一概念的使用更多地具有實驗性質,其具體內涵也呈現動態性和描述性。
 
前已述及,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與實用主義法哲學脈絡中,尊嚴并不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地位,那么,它是不是作為一種憲法意義上的價值而存在呢?否定者認為,雖然二戰之后聯邦最高法院采納了該概念,并以之作為對權利法案的解釋原則,但其應用是零散的而非成體系的,是偶然的而非經常性的。即便在憲法論述中提到了人的尊嚴,也只是一種解釋憲法權利的原則,其本身并沒有具體的內容。基于對自由價值的認同,美國并未像歐陸國家那樣承認人的尊嚴足以構成憲法所保障的價值。以隱私權為例,在法國及德國隱私權被視為對個人尊嚴權的保障形式,而美國則將隱私權朝向以自由的價值為目的,尤其是對抗國家的自由。保護人的尊嚴無法獲得文化傳統與社會價值的支持,遑論超越自由而躍居憲法的根本價值位階了。肯定者認為,自1950年代人的尊嚴進入憲法學的討論以來,以布倫南大法官(William J.Brennan)為代表的“造法者”們便試圖將人的尊嚴作為一種憲法的基本價值、基本原則和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根源來看待。不過,就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總體傾向而言,人的尊嚴似乎并不是一種獨立的憲法基本權利,而是作為一種表示潛在的價值和對諸如隱私權、平等對待、不自證己罪等進行保護的憲法非列舉權利。那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務中,是如何具體運用人的尊嚴這一概念的呢?
 
(二)類型化適用:人的尊嚴在司法實務中的理論建構與運作模式
 
在普通法講求判決先例的遵循與逐案權衡的彈性雙重訴求之下,司法者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因享有較大的裁量權而被賦予司法活動的中心地位,享有事實上的“造法”權力。從很大程度上講,人的尊嚴便是這一“造法”過程的體現。存在于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中的人的尊嚴,在司法決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隱私權保護方面,人的尊嚴作為一項憲法價值在論證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需要稍做說明的是,在諸如1965年的Griswold v.Connecticut[381 US 479(1965)]案和1973年的Roe v.Wade[410 US 113(1973)]案等隱私權的早期經典案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書中并沒有明確地使用人的尊嚴概念,而是通過論述自治和個人的選擇自由支持類似的意涵。在1992年的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Casey[505 US 833(1992)]案即眾所周知的墮胎案當中,人的尊嚴才作為對隱私權論證的理由被明確提及。之后,它才被寫入Stenberg v.Carhart[530US 914(2000)]案的多數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里。而在Lawrence v.Texas[539 US 558(2003)]案當中,聯邦最高法院以人的尊嚴為價值基準,宣告以隱私權為名將在同性伴侶雙方同意的情況下發生的親密關系界定為犯罪的得克薩斯州反同性戀法因有違人的尊嚴而違憲。
 
在不自證己罪的保護方面,1966年的Miranda v.Arizona[384 US 436(1966)]案所確立的米蘭達規則使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對自己作證”具體化,而該案之判決源自對刑事被告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保護———在一個足以使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的意志屈從于審問者的環境下,雖然沒有對前者身體或安全進行脅迫恐嚇,但該環境本身便足以對前者的尊嚴造成侵害。不過,在這一論證過程中,人的尊嚴是作為一種價值還是原則被使用的,司法者并沒有做出明確說明。當然,在米蘭達規則確立之后,作為論證理由的人的尊嚴也功成身退。
 
在權利的平等保護方面,1970年代的Reed v.Reed[404 US 71(1971)]案和Frontiero v.Richardson[411 US 677(1973)]案等經典案例的判決中并沒有提到人的尊嚴,而1954年的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1)[347 US 483(1954)]案和1964年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Inc.v.United States[379 US 241(1964)]案等涉及歧視尤其是種族歧視的案例,都對人的尊嚴有所論述。不過,人的尊嚴在兩者之間扮演的角色并不一致—前者視其為一種憲法價值,法院強調對非裔美國兒童所進行的禁止其進入與之相當的白人小孩的學校會造成對其尊嚴的貶低,故而反對學校的隔離政策;后者則視其為一種憲法權利,基于對非裔美國人的尊嚴的保護,法院以反對種族歧視為由支持其入住飯店。
 
至于憲法第八修正案“禁止過高的罰款與過高的保釋金,及禁止施予殘酷且不尋常的懲罰”,1958年的Trop v.Dulles[356 US 86(1958)]案以尊嚴作為一項憲法所保護的價值來衡量其對該修正案內容的影響,而1972年的Furman v.Georgia[408 US 238(1972)]案和1976年的Greggv.Georgia[428 US 153(1976)]案則以尊嚴為依據探討了死刑存廢問題。
 
基于新教背景與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在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等行為的處理方面,美國社會存在諸多爭議,而聯邦制的復合結構又使得各州得以自行立法,作為造法者的聯邦最高法院的態度便值得關注。在1990年的Cruzan by Cruzan v.Director,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497 US 261(1990)]案中,基于人的尊嚴的理由,布倫南大法官在其不同意見書中拒絕同意撤走對一位昏迷多年的陷入植物人狀態的婦女所進行的維持生命的治療。基于同樣的理由,在1997年的Washington v.Glucksberg[521 US 702(1997)]案和Vacco v.Quill[521 US 793(1997)]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也拒絕承認醫生有協助自殺的權利。
 
通過對相關案例的梳理,可以發現,人的尊嚴在美國的司法中呈現明顯的描述性與動態性,甚至反復性,在不同的權利類型的案例當中人的尊嚴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與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相關的自由、平等保護和隱私權等類型的案例中,人的尊嚴以憲法價值的姿態出現,作為聯邦最高法院裁判的依據;在與憲法第五修正案相關的不自證己罪等類型的案件中,人的尊嚴究竟屬于一種憲法價值還是原則,尚不明確,不過就論證過程而言,后者的傾向性似乎更加明顯;在與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等政策性爭議極強的相關案例當中,人的尊嚴在司法論證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相關判決前后的不一致乃至反復也說明了它并不是一種獨立的權利形態或憲法層級的規范。
 
(三)逐案權衡:人的尊嚴在美國憲法實務中的規范地位
 
晚近以來,包括德沃金和沃爾德倫(Jeremy Waldron)等在內的英美法哲學研究者明顯地表現出對人的尊嚴這一議題的關注,并試圖超越對自由的論述,而賦予尊嚴以本體論的地位,將其作為所有價值的根源。大致而言,作為一項憲法價值,人的尊嚴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普遍承認,但就保護程度而言,其遠遜于德國基本法所規定的永恒的或固定不變的憲法核心價值定位。
 
事實上,作為一個具有明顯政治色彩而非單純的司法組織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基于特殊的歷史傳統與社會價值的考慮,對人的尊嚴的價值肯認程度與保護力度并沒有一以貫之的標準。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務中,在諸如隱私權、平等保護、不自證己罪和自由權保障等權利類型的案件中,人的尊嚴作為一種憲法價值是被完全承認并作為憲法權利判斷的依據而發揮作用的;但如果面對無法與權利法案建立起直接聯系的案例,則有可能基于政治考量而選擇支持個人權利訴求,承認其為一種憲法價值,或因時移勢易而反其道行之———如果我們注意到人的尊嚴之論述基本上出現在個別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而非多數意見書中,則后者的概率可能更大。即便作為一項憲法價值,人的尊嚴具有獨立性,聯邦最高法院對其之承認也并非全面與絕對,而僅僅是既不具有最高地位也并非不受限制的一般性的憲法價值。而作為論證憲法權利的依據,也很難徑直認定它具有獨立的憲法規范品性。
 
四人的尊嚴規范地位的反思與適用關系的調適
 
作為一個從道德哲學轉化而來的法律規范,人的尊嚴具有深刻的歷史性,必然銘刻著特定的宗教、政治哲學與文化印記。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作為憲法價值,人的尊嚴是得到普遍肯認的,但其間存在作為最高價值還是一般價值、絕對價值還是相對價值的差異。作為憲法原則,法院在進行憲法解釋和裁決時所起到的作用也存在不小的區別。作為憲法權利,或以憲法明文方式予以認可,或在司法實踐中進行貫徹,但其權利形態不但各異,且往往存在爭議。本文并不預設人的尊嚴之保障在我國具有不證自明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而是基于建構以人的尊嚴為價值基礎的法治秩序的自覺,以承認“人格尊嚴”與“人的尊嚴”存在落差為前提,將人的尊嚴視為我國法治建設的可欲面向。在前述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人的尊嚴內涵的界定,反思憲法規范地位的不同面向,進而以我國本土化的實定法建構為目標,對其不同規范地位之間的適用關系做出調適,以期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的尊嚴。
 
(一) 人的尊嚴規范之內構造與定位
 
1.人的尊嚴宜作為憲法的最高價值
 
作為法哲學研究基本范疇的法的價值具有兩重性質,“它一方面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法之間需要和滿足的對應關系,即法律價值關系;另一方面它又體現出法所具有的,對主體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前者表征關系,法的價值的主體是人,客體是法;后者表征意義,它體現為其屬性中為人們所重視和珍惜的部分,如秩序、安全、自由和正義等。
 
人的尊嚴作為一種道德價值,存在于人之為人的本性中,理應受到普遍的認同與保護。只有人才具有尊嚴,只有具有尊嚴人才能成其為人。它以自身為目的,不為達到任何其他目的而存在,更不能為了其他目的而被犧牲。人的尊嚴存在于人類的個體之上,與道德價值至為密切———其最初的形態便是道德價值———當其存在于道德領域時,便是一種道德價值;當其被其納入法律規范秩序之中時,便是一種法律價值。近代立憲主義使憲法成為具有規范性的概念與制度,尤其是對立法者具有直接的規范效力。憲法確立了國家政體,決定了國家機構的組織形態,規范了政府的基本架構,并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為目的。而憲法規范中的人的尊嚴,無疑是一種憲法價值。
 
那么,作為憲法價值的人的尊嚴應怎樣定位呢?在德國,人的尊嚴屬于具有絕對性與最高性的憲法價值,不但明確于基本法的文本中,而且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再重申否認存在可權衡性與均衡性的空間。在美國,人的尊嚴受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承認,并隨著案件所涉及的權利類型的不同,或是完全承認其為一種憲法價值并作為裁判的根據,或是考量社會情勢和主流價值而有所損益。從而,作為憲法價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對人的尊嚴予以承認,但并非全面地無條件地承認;即便被承認為憲法價值,人的尊嚴也僅是一種一般性的價值,既非最高價值,也非絕對價值。具體到我國,人格尊嚴是我國《憲法》第38條所規定的一種憲法價值。但這種不受侵犯的人格尊嚴并非一種絕對價值,而是一種普通的與相對的價值,與平等和自由等相比它更不是作為憲法的最高價值而存在的。當然,這不影響我們采取開放的態度對待人的尊嚴。事實上,人的尊嚴的抽象性也決定了我們需要采取動態性的方式對其進行把握。
 
從比較法的視角出發,作為憲法價值的人的尊嚴定位之差異,必然受到特定時空下的歷史傳統與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社會主觀價值與經驗遭遇下的“前理解”的支配。德國經歷了法律實證主義所造成的價值空虛和納粹的教訓,聯邦憲法法院非常堅定地甚至不乏偏執地捍衛人的尊嚴,并將其視為不可動搖的基本法之最高價值與絕對價值。在自由主義與實用主義支配下的美國,普通法賦予了法官在法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人的尊嚴通過聯邦最高法院部分大法官的引用而得以展開。雖然理論界出現了將人的尊嚴理論化并建構為憲法根本價值的嘗試,但在司法實踐中聯邦最高法院往往基于憲法權利論證的考慮,并沒有賦予其絕對價值。我國歷史上在儒家等級秩序觀念支配下的法政哲學,雖有對君子人格等的強調,但并未賦予尊嚴以平等性;而制定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現行憲法,承擔了撥亂反正的重要歷史責任———立基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思想解放背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指導思想,作為世俗理性主義之展開的法制建設,對人身自由、住宅、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不受侵犯的規定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性的。因此可以說,對人的尊嚴的肯認已然蘊含于我國憲法的基本價值之中。
 
不過,雖然可以肯認人的尊嚴在我國作為一種憲法價值存在,它也僅僅是作為一種私法屬性的人格權之價值的存在,思想基礎也未集中于“人是目的”。考慮到學界以《憲法》第38條為規范依據,將人的尊嚴建構為憲法基本權利的基礎性價值的努力,恐怕不宜簡單視為域外法制的單方面影響,而更有可能是在正視人格尊嚴與人的尊嚴之落差的前提下對人權保障潮流的自覺擁抱。本文認為,在我國的憲法秩序與法律體系中,人格尊嚴是與財產權、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等并列的權利,而人的尊嚴是基于人的存在和為了人的存在而產生的目的性價值,足以構成前述權利的上位概念,人格尊嚴顯然無法承載后者的深刻意涵,因此,未來在人的尊嚴的體系化建構過程中,宜將其定位為我國憲法的最高價值。
 
2.人的尊嚴應作為憲法的相對性原則
 
相較于法律規則,法律原則是一種開放性的和普遍性的規范,在個案適用時通常作為裁決論證的理由和依據。原則之間可能產生競合現象,存在權衡的空間,并不產生確定性的、相對性的結果。因此,原則本身是絕對性還是相對性,對法律適用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是前者,則適用時不會存在其他法律原則被優先適用的問題;如果是后者,便需要在發生競合的法律原則之間進行權衡,確定適用次序。那么,人的尊嚴究竟是一種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憲法原則呢?
 
人的尊嚴在德國基本法中既不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宣告,也不是如魏瑪憲法那樣僅僅作為一種“指示”或者“綱領”,而是一種可以訴諸司法的對“立法、行政及司法”等所有國家公權力具有拘束力的客觀價值秩序。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以貫之地將其作為憲法的最高價值與核心的憲法原則進行適用。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認人的尊嚴是一種解釋憲法權利的憲法原則,部分州法院也將其作為憲法權利論證的原則和違憲審查的依據予以適用。至于我國,必須承認的是,人的尊嚴尚未作為憲法上的基本原則而存在。不過,近代立憲主義預設了一套憲法對人的基本概念———個人并非僅是單純的國家統治權行使的客體,他同時以主體地位構成了國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要素,并投身公共領域,參與國家政治秩序的形成。這既是共和的基本要義,也是民主的當然要求。獨立自主的個人應享有基于自身之發展而自主、自決的權利,這是人的尊嚴的根源所在。作為構成國家主體的個人享有尊嚴,應屬憲法的題中之義。“如何將這一抽象的準則(人的尊嚴)整合為憲法的原則,就不能不由各國立法者根據自己的國情加以選擇和判斷。”基于立憲主義的解讀,可以肯認人的尊嚴在我國的憲法中具有原則性質,但不宜賦予其絕對性。原因在于,如果將其作為一項憲法上的絕對原則,便極有可能架空其他基本權利,德國憲法法院已有殷鑒。
 
我們固然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將人的尊嚴優先于其他憲法原則予以適用,特別是在本文前述的其與基本權利形成“補充”關系的時候,但這也是對其絕對性的否定。在具體個案中將人的尊嚴界定為一種相對性的憲法原則適用,既可以作為裁決或解釋法律的依據,又可以避免在原則競合時產生非此即彼的高度確定性的結果,無論對我國法律秩序的穩定性而言,還是對人權保護的全面性而言,都是比較適宜的。
 
3.人的尊嚴當屬于備位適用的基礎性權利
 
“我們無法離開歷史的發展而獲得符合尊重人的尊嚴要求的認知……應只有立足于現階段的認知狀態對如何才是符合人的尊嚴進行判斷,但無法主張該判斷永遠有效。”人的尊嚴因其高度的抽象性,也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法律概念。那么,這個帶有明顯的宗教與道德哲學色彩的法律規范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憲法權利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種權利是絕對權利還是相對權利?
 
在權利理論中,大致存在經驗/實證主義的權利和規范的道德權利(自然權利)兩種形態,前者將權利建立在社會共同體的認可與法律制度的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后者則建立在必須具有規范的道德正當性或正當理由的前提下,即只要具備這種正當性或正當理由,即便在事實上有所欠缺或不存在,也可以進行權利主張。作為一種權利的人的尊嚴是存在的,這既有文本規范的支持,也有學理上的論證。人的尊嚴是真實存在的,即便某些國家的憲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只要具備規范的道德正當性或正當理由,人的尊嚴即應受到保護———如果因為憲法規范中沒有關于人的尊嚴的明確性規定便疏于或否定對其保護之必要性,則不論是在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都可能造成有悖于人權的全面實現的后果———人的尊嚴在憲法上是一種規范的道德概念的權利是適宜的。人的尊嚴對應著特定的價值存在,即一國的法秩序尤其是憲法秩序下的個人、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合理定位。人的尊嚴的憲法價值決定了人作為權利主體的平等地位,每個人都享有同樣的基于人之為人的價值,也意味著對人的身體、理智與精神的完整性的尊重。
 
雖然對人的尊嚴是否能夠作為一項基本權曾經產生過爭執,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態度是堅決主張有一項具體的基本權保障人的尊嚴的,亦即人的尊嚴能夠作為一項個人的基本權。人的尊嚴是一種可以受法院審查與可以實施的權利形態。人的尊嚴是絕對性的不可克減的權利,包括未出生的胎兒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是人的尊嚴的持有者。與之不同,人的尊嚴不見于美國憲法文本和權利法案之中,不過在路易斯安那州(大陸法系地區)、伊利諾伊州和蒙大拿州等州的憲法和法院的司法審查中,其被規定為個人的權利,蒙大拿州更有關于尊嚴權的規定。而在司法實務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往往將人的尊嚴條款視為一種憲法上的權利。具體到我國,本文認為,只有將人的尊嚴定位為規范的道德權利,才能論證其作為“基本權利之基礎”的屬性,也有助于克服我國憲法中人格尊嚴規范的局限性,促進對人的尊嚴的全面保護。理由在于,人的尊嚴的各個面向可以通過人格尊嚴、自由權、平等權等具體基本權利的實踐而實現,當規范意義上的各項具體的基本權利都無法主張(特別是面對新興權利和憲法未列舉的權利) 時,規范的道德權利屬性便可為經驗/實證主義的權利提供支持,克服后者的局限性,拓展權利保障的范圍。這也意味著將人的尊嚴之適用限縮到憲法基本權利的備位適用地位,可以更好與更全面地保障人權,而不至于因人的尊嚴訴求的普遍化而造成“通貨膨脹”化或“貶值”之困擾。
 
(二) 人的尊嚴不同規范面向之間的適用調整
 
通過上述理論分析與比較法上的實務觀察,本文闡明了人的尊嚴兼具憲法價值、基本原則與憲法權利三種屬性。我國應將人的尊嚴視為憲法的最高價值、相對性原則和備位適用的基礎性權利。那么,人的尊嚴在適用時應如何處理其不同規范面向之間的關系呢?換言之,我們應如何將人的尊嚴訴諸實踐呢?
 
1.人的尊嚴作為憲法價值與憲法原則之適用關系
 
人的尊嚴的憲法價值與原則面向之適用涉及法的價值與原則的關系。前已述及,價值表征關系與意義,指的是事物對人所產生的需要與滿足,或者是對人所具有的意義以及人對事物滿足其需要所進行的評判;原則是能夠發揮統攝功能和指導價值的規范,具有綱領性、融貫性、抽象性與穩定性等特征,只有當人的尊嚴作為普遍性較高且具有法律上和事實上實現的可能性的憲法原則面向確立之后,人的尊嚴的憲法價值才能展現出來。換言之,將人的尊嚴作為憲法原則予以確立是實現人的尊嚴的憲法價值的前提,只有在憲法上確認了人的尊嚴的憲法原則地位,作為憲法最高價值的人的尊嚴才能得以實現。
 
在澄清了前述問題之后,本文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當人的尊嚴作為一種憲法原則予以適用時,是否會與其他憲法原則發生競合或排斥呢?我們知道,法律原則在適用時會產生競合現象。本文將人的尊嚴界定為憲法的相對性原則,這就避免了原則競合時其他憲法原則完全被排除適用的情況發生—如果像德國基本法那樣將人的尊嚴作為不可限制的絕對原則,其他憲法原則與其競合時便必須加以修改,以至于其完全有可能被架空或被排除適用。賦予人的尊嚴原則以優先性而非絕對性,可以較好地避免原則競合時人的尊嚴規范的泛化適用和貶值之可能,更有利于實現其應有的價值。
 
2.人的尊嚴作為憲法價值與憲法權利的適用關系
 
人的尊嚴是一種超越于實在法的不依據實在法而存在的先在規范。作為人的固有價值,它是對個人作為人類共同體成員的平等身份的確認,是對個人作為自己之目的的尊重,是對個人自由的自我決定與自我發展的保護。人的尊嚴憲法權利體現的正是前述價值意涵,后者的實現有賴于前者的保障。例如,生存權與人的尊嚴價值相結合便可以論證國家最低生存保障權,這是對人權保障的提升。人的尊嚴這一憲法價值與其他憲法基本權利結合適用,可以更好地促進人權的全面保障。
 
不過,作為憲法價值的人的尊嚴在個案中與其他憲法價值相遇時,應如何處理呢?如果像德國基本法所規定的那樣將人的尊嚴視為憲法的最高價值與絕對價值,那么,便會排除其他價值的適用,其后果也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實務中所顯示的一樣造成其他憲法價值的空心化。考慮到其他憲法價值存在的必要性,本文將人的尊嚴界定為憲法的相對性價值,在適用時便應在使人的尊嚴獲得保障的同時,綜合考慮具體個案的需求,而不至于完全排除其他憲法價值。
 
同樣,人的尊嚴作為一項憲法權利適用時與其他基本權利的關系是怎樣的呢?鑒于德國基本法將人的尊嚴視為具有絕對性與最高性的憲法的基本權利所導致的后者被架空以至于被排除的情況,充分發揮人的尊嚴的備位適用的基礎性權利屬性之功能,使其具有謙抑性、備位性與最后適用性,才有利于其價值的彰顯。
 
3.人的尊嚴作為憲法權利與憲法原則之適用關系
 
前已述及,作為一種備位適用的基礎性權利,人的尊嚴在個案適用時會與其他憲法權利產生競合關系。人的尊嚴的抽象性決定了其作為一項憲法權利的內涵具有不確定性,為了避免解釋上的空洞化和操作上的欠缺明確化,在個案適用時,比較適宜的做法是先行適用諸如自由權、平等權等具體的基本權利,當前者無法滿足需求時,再訴諸較為抽象的人的尊嚴概念。換言之,如果出現人的尊嚴與其他憲法權利的競合時,宜秉承先具體后抽象的適用原則,如此才不會導致前者被濫用。
 
作為一項憲法原則,人的尊嚴的高度抽象性與普遍性使其足以承擔引領基本權利適用的任務,不但可以在司法解釋或裁決中作為法律論證的理由,也可以作為論證新興/型權利或憲法未列舉權利的源泉。在可以想見的未來,科技的高速發展與社會的急劇變遷,既為新興/型權利的涌現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也對人的尊嚴之實踐形成了巨大的挑戰。這就需要我們加強對人的尊嚴基礎理論的探討,尤其是在其保護主體與保護領域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妥善處理人的尊嚴適用時權利與原則之間的關系———“以抽象的方式探討人(性)的尊嚴的保護領域是不可能的,人性尊嚴概念之保障內涵有賴于評價作用,因此須予以具體化”。人的尊嚴作為相對性的憲法原則,在其引領下的憲法權利便不會成為最高的或絕對性的權利,避免了零和博弈,實現了對包括憲法未列舉的和新興/型權利在內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全面保護。
 
綜上可知,作為憲法價值的人的尊嚴是其作為憲法權利存在的基礎。人的尊嚴應該是一種憲法價值,可以作為憲法解釋或裁判的指導原則予以適用(在我國則表現為司法援用)。然而,當其作為憲法價值適用時,可能與其他憲法價值發生競合;當其作為憲法權利適用時,與其他憲法權利也可能發生競合;當其作為憲法原則適用時,與其他憲法原則同樣可能發生競合。本文主張,應在比較研究德、美等國家相關立法與司法實踐并斟酌損益的基礎上,基于我國憲法文本與司法現狀,對人的尊嚴做出價值的最高性、原則的相對性和權利的備位適用的基礎性等憲法規范面向的界定,在合憲性秩序下妥善而審慎地處理相關競合與排斥現象,以便最大限度實現人的尊嚴。
 
結語
 
人的尊嚴概念具有漫長的精神史,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亙古綿長的學理富藏反而造成了我們理解人的尊嚴的沉重負擔。解析尊嚴這個理念最好的辦法是回顧它的根源,剖析它的歷史性、開放性與實踐性。通過對人的尊嚴概念傳承與發展的歷史脈絡的梳理,本文揭示了它由秩序性尊嚴走向普遍性尊嚴的古今之變和從道德哲學轉化為憲法規范的時代意義,特別是康德把尊嚴和所有人類都擁有的無條件的內在性的價值聯系起來,為人的尊嚴之法治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我們不宜將作為法律范疇的人的尊嚴等同于特定的哲學或神學思維,因為后者往往包含著特定的歷史邏輯與傳承脈絡。
 
研究人的尊嚴的憲法意義,不單純是一項理念思辨獲得,更是一項實踐智慧的展開。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包含了深刻的甚至是慘痛的歷史經驗的反思,這也決定了它是一個交織著價值的永恒性與規范的時空性的概念,而不應完全成為純粹實證層面的國家法上的概念。如果輕率地抹殺了人的尊嚴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它便成了空洞而抽象的名詞。
 
固然,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其對人的尊嚴的獨特理解與建構,但是,作為“所有基本權內涵賴以汲取營養的道德源泉”,國家有義務對人的尊嚴進行保護與尊重。從立憲主義脈絡和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出發,本文通過比較研究與規范分析,指出人的尊嚴在我國憲法中的價值的最高性、原則的相對性和權利的備位適用的基礎性等面向,主張基于其各自地位而妥善審慎地處理司法適用當中可能出現的競合或排斥現象。只有形成人的尊嚴保障的共識,建構出具有強大的規范力與相對明確的內涵的人的尊嚴條款,明確其法律地位,規范其適用關系,我們才能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促進人的尊嚴的最大限度的實現。
 
《人權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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