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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背景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財產權屬界定
發布時間: 2019/10/31日    【字體:
作者:吳昭軍
關鍵詞: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 捐助法人 宗教財產 民法典 寺廟  
 
 
以寺廟為分析對象
 
【摘要】 《民法總則》雖已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地位,但財產權利歸屬仍有待界定,尤其需要厘清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與國家、宗教團體、捐助人、僧尼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根據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不論是商業投資、信徒捐贈,還是政府投資興建,財產所有權均發生移轉,歸屬于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宗教活動場所中的文物,除《文物保護法》規定的國有文物所有權明確歸屬于國家,其他一般文物的所有權應歸屬于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出家”行為不會導致僧尼民事權利能力受限,僧尼財產權受法律平等保護。區分寺廟財產和僧尼財產宜以行為人意思為標準。未來宜于民法典物權編中概括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權,并于單行立法詳細規定其財產范圍、權屬規則。
 
實踐中寺廟被商業投資、被“承包”,甚至地方政府投資建設寺廟{1},方丈與寺廟財產混同以致遺產糾紛[1]等亂象頻發,亟待明晰財產權屬。《民法總則》雖已規定宗教活動場所主體地位,但對于財產權利歸屬仍未予明確。在我國現行立法層面上,僅有《文物保護法》[2]和2017年最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3]等法律規范對宗教財產權利歸屬做了規定,但都過于簡單或概括。故而我國目前仍然主要依靠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數項政策,但諸政策文件對宗教財產權屬并未始終堅持一致,采用措辭表達也前后不一。以寺廟財產為例,有“社會所公有”[4]、“社會所有”[5]、“屬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6]、“歸宗教團體市佛教協會與市道教協會所有”[7]等不同表述。所以在民法典背景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權屬界定仍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尤其是需要厘清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與國家、宗教團體、捐助人、僧尼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
 
蓋因寺廟財產糾紛在實踐中具有多發性、多樣性,因而具有代表性,且不同宗教的宗教活動場所財產模式有所差異,故而筆者以漢傳佛教寺廟財產為分析對象,在《民法總則》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背景下探討寺廟財產的權屬。
 
一、以寺廟所有為原則
 
《民法總則》和《宗教事務條例》關于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規定為廟產權屬界定提供了主體上的依據,為廟產歸寺廟所有提供了實現可能{2}。筆者認為在界定廟產權屬時,應以寺廟這一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為原則,財產范圍主要包括土地、房屋、禮拜設施等不動產以及相關動產和其他權利{3}。
 
(一)比較法經驗與學理基礎
 
在西方國家,基于其政教歷史演變和法律體系形成過程,教會以法人身份享有財產權多為各國立法所承認,只不過在具體實現制度上有所差異。例如德國民法將教會作為公法人予以規定,《瑞士民法典》第87條將教會作為財團予以規定,保護其財產權。《意大利民法典》831條明確規定宗教團體的財產除非有特別規定,否則均受民法典的調整。《俄羅斯民法典》117條則將宗教團體作為非營利性的組織,規定其民事權利義務,明確宗教團體與成員的獨立性。美國作為判例法國家,沒有制定統一的民法典,其基于憲法所明確的政教分離原則,也沒有制定專門的宗教團體法,而是在其專門立法——1987年《非營利法人示范法》中對宗教團體法人進行規定,將其作為一種非營利法人,規定相應的法律權利義務。日本獨辟蹊徑,創設宗教法人之新類型,制定了專門法律《宗教法人法》調整宗教團體,該法第1條便開宗明義地指出,之所以賦予宗教團體民事主體資格,就是為了使其能夠在法律上享有相應的禮拜設施和其他財產[8]。寺廟作為擁有禮拜設施的團體,其主要擁有兩大類財產:境內建筑物與境內地。前者主要為寺廟開展宗教活動所需的建筑物等,例如寺廟殿堂、修行場所、僧人宿舍等。后者則是寺廟開展宗教活動所需的土地,例如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等。
 
在我國古代,寺廟普遍擁有一定財產,且成為傳統社會地主經濟的重要一部分。當時雖無所有權的概念,但寺廟財產乃為立法和社會所承認。民國初年西法東漸,民國政府采用歐陸民法概念在多個法令中明確寺廟為所有權人,例如1915年《大總統申令》和1929年《監督寺廟條例》。民國時期相關法律解釋和判例更是多支持寺廟的所有權人地位。例如民國初期,各地沒收廟產充實公共財產,浙江杭縣為明晰私人捐獻與廟產,指出“私人捐助應一律認為寺廟財產”,不許私人收回,蓋因“各寺財產原始皆系私人捐助”[9]。1936年內政部在回復山東省政府關于廟產所有權疑義時指出:“已登記的寺廟財產,如果未注明屬僧道私有,或私人不能出具私有證據的,財產應該認為寺廟所有;寺廟所買之財產,即使在契約上登記僧道的法名或俗名,仍歸寺廟所有;僧道財產來源不明者,應視為寺廟財產。”[10]
 
廟產歸法人所有為我國民法學界多位學者所認同。針對目前政策文件關于宗教財產權屬問題的規定,有學者指出,各政策文件和實務工作部門將宗教財產的來源作為界定權屬的標準,佛教寺廟來自于群眾捐獻,則確定為社會所有,個人出資的廟則界定為私廟,屬個人所有,這種標準是不合理的,違背民法贈與或遺贈行為的法理,故應放棄以財產來源確定所有權的觀念,明確宗教財產為財團法人的寺院宮觀所有{4}。梁慧星教授負責的中國物權法研究課題組編纂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64條規定:“宗教財產,屬于宗教法人所有。”{5}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在物權編第789條規定:“宗教財產屬于宗教團體、寺廟等宗教組織所有。”{6}我國《民法總則》既已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明確了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為解決財產歸屬問題打通路徑{7}。
 
(二)具體規則
 
1.區分寺廟所有與宗教團體所有
 
寺廟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不同于宗教團體所有。我國《民法通則》77條規定宗教團體作為一種社會團體,其財產受法律保護{8}。在我國現行法律之中,宗教團體與宗教活動場所乃兩種不同類型的存在。宗教團體乃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所設立的組織,在傳統民法中屬于社團法人,例如佛教協會,其包括全國和地方不同地域不同層次的協會。寺廟這類宗教活動場所則是根據《宗教事務條例》和《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設立,其在性質上宜界定為財團法人和非營利法人。兩種類型的組織在設立方式、人員構成、章程、管理運行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異。寺廟雖然與佛教協會存在宗教事務上的聯系,但是人員構成、經費使用等均獨立存在{9}。所以不能將寺廟所有等同于宗教團體所有。
 
2.遵循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意味著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所謂對寺廟的出資主要分為以下四種情況。第一,信眾向寺廟的捐獻。第二,政府向部分寺廟的撥款,尤其是部分地方實行“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舉措,通過政府資金建設廟宇,例如海南三亞南山寺及海上觀音像,耗資八億元,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最終相關產權亦移交政府,由三亞市國資委接管。第三,商業投資興建寺廟。隨著旅游業和“宗教熱”的發展,商業資本也大規模滲入寺院建設與運營之中,或由商業資本建設寺廟,然后“聘請”僧尼住持,或由商業資本“入股”,利用寺廟開展商業活動并獲取“分紅”,或“租賃承包”形式多種多樣[11]。第四,上述三種情形混合存在的情形。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屬捐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依照民法捐助行為和贈與合同的原理,捐贈財產的所有權與原權利人發生隔斷,完全移轉給具有主體地位的寺廟。有學者指出,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對于維持宗教活動場所的存續和發展,實現其非營利性用途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10}。
 
對實踐中的不同情形,筆者作幾點特別說明。
 
第一,捐贈人完成捐贈后喪失所有權,但可行使對財產使用處分的監督權。在我國古代傳統社會中,施主對寺院的財產并未完全切斷產權上的關聯,施主享有極大的權利,甚至可以干預寺院事務[12]。但時光軸轉至民初,歐陸民法傳入我國,捐助或贈與合同與我國傳統民事習慣存在較大差異,以至于在司法判例中徘徊于二者之間。大理院四年上字第2039號判決例指出,“公立寺廟之財產經施主以一定目的捐助之后,其所有權即不屬于原施主,而屬于寺廟。若以施主所捐財產供其他目的之用,固應得施主之同意”{11}。六年上字第98號判決例指出,“凡公廟(與《管理寺廟條例》第1條第一項相當者),住持不能反乎原施主所定目的,自由處分。在原施主,自應有監督之權。至私家獨立所建設之私廟,確與《管理寺廟條例》第一條第二項相當者,其處分廟產,原建主得自由為之。”{11}八年上字第775號判決例指出,“寺廟財產由施主捐助者,雖為宗教公產,然當此行政監督設備未能完善之時,為保護公益起見,自應予施主以監督之權。故本院歷來判例均認施主對于寺廟及其財產,于相當范圍以內,可以監督。”九年上字第173號判決例指出,“寺廟財產,除可以證明系一家或一姓建立之私廟外,凡由施主捐助建設之廟產,不屬于原施主,亦不屬于該廟之住持,而專屬于寺廟。原施主固不能仍主張為個人所有,在住持,亦不能以久歸僧人管理,遂認為僧人之私產。”{11}可見,民初大理院一方面力圖依據新法進行裁判,按照民法制度,承認寺廟作為主體享有財產所有權;另一方面則對傳統民事習慣中的施主權利予以認可并進行平衡。雖然在民法制度中難以論證出施主的財產權,但是大理院依然承認了施主的監督權,體現了對傳統習慣的尊重。筆者認為,界定廟產權屬應尊重民間傳統,既要依據民事法律制度確立宗教活動場所的法人所有權,同時宜認可捐贈人的監督權。理由有二,一是出于對中國傳統民間習慣的尊重,二是有利于保證目前寺院財產的合理使用,增加監督機制,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廟產被濫用。但需要強調的是,捐贈人已完全喪失所捐贈財產的所有權,監督權僅限于財產的使用處分,不得干涉寺院的宗教事務,擾亂社會秩序。
 
第二,對于所謂私廟,法律上并無明確界定,多認為系“由私人建立并管理”的寺廟[13]。筆者認為,私廟不屬于宗教活動場所,不屬于本文所探討的研究對象范疇。作為宗教活動場所的寺廟,須經宗教事務部門審批,是由教職人員住持,開展宗教活動的場所。而私廟具有內部性,多僅供私人崇拜所用,既不具公開性,也未經宗教事務部門審批取得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民國時期的多部法令便將私廟排除在寺廟法律調整之外,例如1921年《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和1929年《監督寺廟條例》。由此而論,私廟無法取得我國《民法總則》中規定的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不具有主體地位,系私人財產。同時,我國出臺多部政策文件,嚴令禁止亂建寺觀,例如《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于制止亂建佛道教寺觀的通知》指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亂建佛道教寺觀”。在實踐中,私建廟宇佛像并不鮮見,不僅無法取得法人資格,而且會受到相關公法上的評價與調整。
 
第三,不得借教斂財,對寺廟的“商業投入”不得取得產權。我國近年來頻發的宗教財產亂象與商業介入密切相關,寺廟的商業化運營或商業投入寺院管理,對宗教活動場所的非營利性和宗教性具有極大的侵蝕性,傷害民眾的信仰情感,不利于我國宗教事業的健康發展。故而有文件強令指出,“宗教搭臺、經濟唱戲”不合理,不得批準以附加修建廟宇和佛像為條件的引資開發項目[14]。“嚴禁黨政部門參與或縱容、支持企業和個人投資經營或承包經營寺觀,不得以任何方式將寺觀搞‘股份制’、‘中外合資’、‘租賃承包’、‘分紅提成’等。”[15]所以各種商業投入亦應按照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進行處理,企業或個人不得以出資為由而對廟產主張所有權、股權等權利。
 
對于政府以財政建設寺廟,亦須遵照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由寺廟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享有財產所有權。此點在下文詳述。
 
二、寺廟所有與國家所有
 
廟產涉及國家所有主要存在以下三種情形:其一,由政府財政建設、購置的寺院動產、不動產;其二,文物;其三,全國重點寺院。
 
對于宗教財產和國家所有,二者似乎在政教分離原則下很難發生關聯,但是基于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歷史與現實實踐因素,部分廟產與國家所有產生緊密的聯系。在宗教財產與國家相遇時,存在政教分離的問題。“構成國家與宗教相互關系的核心原理是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12}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了政教分離的憲法依據,美國最高法院在“埃弗森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書中指出“不論是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都不得將一種宗教確立為州教或國教;不得通過援助一種宗教或所有宗教或偏袒某一宗教而歧視另一宗教的法律……樹立起一道‘教會與國家分離的墻’”{13}。在其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要求法律符合三條檢驗標準:(1)法律必須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2)法律主要的或首要的影響必須是既不促進也不限制宗教;(3)法律不得助長“政府過分卷入宗教”。政教分離原則要求國家不得動用世俗的國家資源支持某一宗教,包括利用經濟資源,以法律平等對待每一個宗教,任何宗教團體都應平等遵守法律,不得享有超越的地位{14}。這也就意味著國家和政府不得動用財政或其他方式支持某一宗教,不得介入到宗教活動場所的建設與運行之中。這也就要求國家和廟產應保持一定的距離,樹起“分離的墻”。在這一原則下審視廟產涉及國家所有的三種情形:
 
(一)政府出資
 
第一種情形已在上文闡述,筆者認為不宜將其界定為國家所有,仍應將財產所有權歸屬于寺廟。此種動用地方財政投資建設寺廟的行為,顯然與政教分離原則相背離。有憲法學者針對該現象認為,由國家機關直接參與、操辦宗教建設工程,違背憲法精神,于法無據{15}。我國多個政策文件強調,“嚴禁黨政部門參與或縱容、支持企業和個人投資經營或承包經營寺觀”[16],“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亂建佛道教寺觀”[17]。政府亦應嚴格遵守文件要求,不介入、不參與寺廟的建造和經營。若國家取得寺廟財產則意味著國有資產上興辦宗教,違背了“政教分離”的中國憲法國策,會造一系列的不良影響。以致有學者指出,“除作為歷史文化遺產的宗教建筑和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外,其余盡歸宗教團體集體所有,地方政府和企業不應享有宗教建筑物的所有權。”{1}所以,對于目前實踐中政府投資興建的寺廟或為寺廟購置建造的佛像等動產、不動產,只要寺廟被界定為宗教活動場所,那么便應根據出資不取得產權規則,所有權產生移轉,歸屬于寺廟所有。無論國家財政投入多少,都只能作為一種捐助或贈與行為,不得繼續為國家所有{16}。
 
(二)文物
 
寺廟中的文物應依照法律規定分別歸屬于國家所有和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依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文物”是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份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佛教在我國發展數千年,因寺院較為遠離政治社會,在歷史更迭中很多寺院得以長久保存,使其積累、保存了較多的文物。我國《物權法》和《文物保護法》確立了文物歸屬于國家、集體、個人、法人等多元主體的模式,其中國家所有為原則,其他主體所有為補充。例如《物權法》51條和《文物保護法》5條主要規定了國家所有的文物,《文物保護法》6條和《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38條認可集體、私人等主體對部分文物的所有權受法律保護。文物所有權在佛教寺廟范圍中略有爭議。1983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于確定漢族地區佛道教全國重點寺觀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名單所列寺觀包括所屬碑、塔、墓以及附屬園林等(一般以‘文化大革命’前的范圍為界限),應在當地政府宗教事務部門領導下,由佛道教組織和僧道管理、使用,其產權屬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從而將所有權界定為“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的含糊表述。有佛教界人士指出,雖然許多名寺古剎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并沒有改變寺廟作為宗教活動場所的基本職能,不能因寺廟成為文物保護單位而使得相關部門取得寺廟的管理使用權乃至所有權{17}。之后的中發[1985]59號文件未提相關的權屬界定,但提到“凡屬寺觀和僧道人員所有的重要文物”應當進行登記造冊并進行管理保護等。這似乎是對寺廟享有部分文物所有權的一種描述和肯定。
 
對此,筆者認為,除《文物保護法》規定的國有文物所有權明確歸屬于國家,佛教寺廟中其他一般宗教文物的所有權歸屬于寺廟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除此之外的任何機關、組織與個人不取得一般宗教文物所有權{18}。我國《文物保護法》作明確規定的屬國家所有的文物具有重大文物價值,我國很多古剎名寺中的古建筑、法物器具等極為寶貴,界定為國家所有有助于清晰產權,加強保護措施,防止文物的侵占和流失,在我國文物保護工作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除此之外的文物則宜界定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例如有學者指出,根據《文物保護法》,文物也可以歸屬于集體或個人等,所以對于尚在進行宗教活動的財產,雖屬文物,也不必一定要交由國家所有{9}。
 
此種界定的原因有三:第一,寺廟對于一般的宗教文物享有歷史上的所有權,長期以來為寺廟所使用管理。即便認定為文物,未經征收等程序,也難以在民法層面上將所有權從寺廟直接轉歸國家。《文物保護法》規定明確屬于國家的文物是基于重要文物的公共利益保護,一般文物尚達不到此種公法保護程度,不宜直接歸國家所有。文物保護部門雖然對一般宗教文物進行修繕保護工作,但也不能因此而導致所有權的移轉。其保護工作是公法行為,是在履行工作職責,維護文物涉及的公共利益,并不引發私法層面的所有權變動。第二,由寺廟享有一般宗教文物的所有權,有助于文物的管理和保護。一方面,寺廟的宗教活動開展需要借助于屬于一般文物的法物器具、建筑物等,這類具有特殊意義的文物有利于寺廟宣傳、發展,吸引游客香客。此種實踐因素能夠大大降低寺廟損壞、販賣宗教文物的可能,加之佛教教義金錢觀和宗教信仰的影響,尚可以激發信眾和僧尼對宗教文物的敬畏與保護。明確寺廟的所有權則能夠在產權制度層面激勵寺廟維護這類文物,從而在客觀上實現文物保護。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現行法律不僅限制文物的流通,而且限制宗教財產的處分。將一般宗教文物所有權歸于寺廟,有助于在法權層面設置雙重限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文物的流失。第三,一般宗教文物與宗教活動緊密結合能夠實現更大的價值。該類宗教文物往往仍在宗教活動中被實際使用,確立寺廟的所有權人地位,既與信眾的宗教信仰情結相符,契合信眾的內心期待,而且利于寺廟通過宗教文物開展信仰活動,實現信眾的精神寄托。這種權屬設計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在國家與宗教之間隔開一道墻,符合我國的宗教政策和政教分離原則。
 
(三)全國重點寺院
 
“全國重點寺院”的權屬界定應遵循前述的界定規則。1983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于確定漢族地區佛道教全國重點寺觀的報告》將所列寺觀的產權表述為“屬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筆者認為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通過行政手段劃定“全國重點寺觀”并徑行規定所有權為“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若這些寺院中動產、不動產屬于《文物保護法》中國家所有的文物,那么則歸國家所有;若不屬于,則宜界定為寺廟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
 
此外,需要進一步闡述的是,在我國實踐中,景區部門、園林部門、房產部門等機關部門長期占用廟產,甚至利用寺廟營利的情況多有發生,典型者如少林寺與嵩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門票糾紛案。通過上文對寺廟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的梳理,可以得知,除非法律明確規定歸屬國家所有,其他廟產原則上均應歸屬于寺廟所有,此種財產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更不能利用寺廟等宗教活動場所進行營利。
 
三、寺廟所有與僧尼私有
 
厘清寺廟財產和僧尼私產,不僅有利于防止廟產被僧尼侵吞,保護廟產,而且有助于保護僧尼個人私產。司法實踐中有關廟產糾紛的案件,多涉及寺廟財產和僧尼私產的界定,例如玉溪靈照寺住持遺產糾紛案[18]、鐘某某等與株洲市龍門寺財產所有權糾紛案[19]等。圍繞這一問題而存在的法律困惑主要包括僧尼能否享有私有財產,僧尼的出家身份在民法上是否意味著權利能力的變更,僧尼的私產和寺廟財產如何區分等問題。
 
(一)僧尼的權利能力不因出家而受限
 
僧尼能否享有私有財產之所以存在疑問,是因為僧尼身份的圣俗合一性,一方面是世俗法上的自然人,同時又因履行出家之宗教程序而在信仰意義上脫離凡世。宗教戒律的存在導致僧尼在世俗民法上的權利能力與相關權利產生疑問。
 
1.限制僧尼財產權的理由不充分
 
徐國棟教授認為僧尼的權利能力和財產權受有限制。其指出,市民法自古至今均為身份法,“出家”則是自然人脫離世俗社會而轉為宗教的神職人員,發生身份上的轉變,在民事法上“法定死亡”,脫離世俗市民社會的規則,轉為遵循“靈修社會”的規則,導致其民事權利能力受限,喪失婚姻能力、繼承能力、重要財產所有權能力等{19}。例如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第95條規定,根據法律,在為天主教會承認的修道院中莊嚴當眾發愿的人,由于民事死亡,同樣終結財產權方面的人格。
 
筆者認為此種觀點值得商榷。依照實證法規范和法理,僧尼享有民法上的權利能力,依法享有財產權。
 
徐國棟教授的主要論據有三:其一,佛教戒律要求“不蓄金銀財寶”、不持“重物”;其二,部分國外立法如《阿根廷商法典》禁止出家人經商,從事營利行為有違戒律;其三,僧尼出家意味著世俗親屬關系的消滅,“具有放棄繼承權的意義”{19}。三個論據均值探討。
 
關于第一個論據,佛教經律繁多,對于僧尼蓄財的闡述也較為混亂多樣,但整體上呈現由禁止蓄私財到允許蓄私財的轉變。佛教雖為出世哲學,倡導超凡脫俗,尤其是通過出家修行擺脫世俗紅塵,但是,私有財產權的社會規則決定了僧尼不可能擺脫財產之社會關系,其生存和發展均依賴于世俗物質資財。這也就導致佛教經律逐漸允許蓄有私財。例如《中阿含》說,僧尼得不得蓄有田園、奴脾等私財,應以對增長善法有利無利來定。《行事鈔》說:“《中阿含》云,我說一切衣服、飲食、床榻、園林、人民,得蓄不得蓄者,皆不定。若蓄便增長善法,我說得蓄,反此不得蓄。”{20}也正是因為佛教經律允許僧尼蓄有私財,才導致亡僧遺產處理難題。不僅是古代還是現代,中國還是印度,官府、家屬與寺廟爭奪遺產均不乏其例。故而該論據說服力不足。
 
第二個論據亦不嚴謹充分。雖然《阿根廷商法典》對出家人經商等行為予以限制,但其他國外立法對出家人民事行為鮮有限制。例如1810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第39條規定,宗教的差異不影響私權利,但為某些目的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1871年的《阿根廷民法典》則反對“民事死亡”,其第103條明確規定,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因刑罰或皈依宗教團體而產生民事死亡。以各國立法例中的特殊否定一般,不能成為否定僧尼民事權利能力的充足論據。
 
第三個論據與我國佛教實踐的社會實踐不符。佛教自傳入漢土便經歷了大規模深層度的漢化,已深深嵌入我國傳統社會之中。就徐國棟教授的第三個論據所涉及的親屬繼承領域,筆者在此做兩點例駁。
 
其一,中國傳統家族宗法制已深刻影響漢傳佛教,“出家”并不必然意味著“離家”,更不意味著世俗親屬關系的斷絕。如大清律令中有關于“僧道拜父母”的規定:“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屬在內。)喪服等第(謂斬、衰、期、功、緦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而據敦煌文獻記載,早在八至十世紀,敦煌地區的僧尼便已深刻世俗化和漢化,與傳統家族宗法制度緊密鑲嵌。例如僧尼為父母祖先寫經祈福,敦煌修窟功德記等常有“宗妣考妣,福見陰魂”{21}等。甚至在歸義軍政權滅亡前的較長時期中,敦煌地區僧尼“出家不離家”,居住于家中“出家”修行,成為一大特色。有學者對此指出,僧尼住家修行是佛教中國化和本土化的結果,體現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22}。蔡鴻生先生曾論述道:“漢化的尼寺,沒有照搬那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戒律,如不準尼姑‘自手紡織’,不準尼姑‘學世俗技術以自活命’等等”{23}。
 
其二,出家并意味著僧尼放棄世俗財產繼承權,僧尼參加世俗家庭財產分配與繼承不乏其例。如敦煌文獻P.3730《寅年正月尼惠性牒》記載僧尼惠性參與到亡甥賀阇梨的遺產分割之中{24}。又如S.2199《咸通六年(865年)沙州尼靈惠唯(遺)書》記載,僧尼靈惠立遺囑,其世俗親屬,包括外甥僧尼靈皈均對遺囑簽字{25}。
 
2.出家的法律意義——接受民間法調整而非限制權利能力
 
出家并不影響僧尼的民事權利能力,僧尼在財產權、婚姻、繼承等方面的限制不需要通過民事權利能力之路徑來進行解釋。
 
第一,出家為佛教修行方式的一種,在民法上不會引發權利義務關系的變動。出家與在家為兩種修行方式,前者需要持沙彌戒或比丘戒,一般須在寺院共住,與后者相比,戒律較為嚴格,須遵循共住規約和寺院管理,但要相對清凈,遠離世俗,利于修行。信眾可根據自己情況自主選擇在家修行或出家修行,故而所謂出家這一行為并不會在世俗法上產生法律效果。
 
第二,影響僧尼部分民事行為的是團體自治與民間法。僧尼之所以在婚姻、財產權等方面受有限制,并非是世俗法律之規定,更非以保障私權為圭臬的民法的規定。此中必須遵循政教分離原則,世俗法不得以法律確認宗教經律,宗教儀軌戒律更不得進入、影響世俗法律。僧尼行為的限制是僧團內部的共住規約、宗教戒律等所規定,出家行為表明自然人認同并自愿遵守團體自治規則,接受除世俗法律之外的民間法對其行為予以規范。所謂民間法,是與國家法相對的法域,填補了國家法遺留的空隙,或自然生成,相沿成習,或人為創造,規則明確,例如宗族法、宗教法、行會法等{26}。馬克斯·韋伯在談到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時曾指出,皇權不斷試圖擴張至城外,但“出了城墻之外,行政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受到限制。”{17}佛教在東土數千年發展過程中,于經律儀軌中形成一整套治理規則,在特定范圍內成為傳統中國王法的補充。
 
寺廟作為民間團體,得在法律范圍之內進行自治,僧尼出家便成為寺廟僧團的成員,自當受團體自治與民間法的調整。但即便違反,亦不引發世俗法律上的后果,僅產生團體自治與民間法上的后果,當然此種調整后果既不得悖于公序良俗,更不能違反法律{29}。民法的權利能力制度旨在維護平等自由之人格,乃人類社會數千年抗爭的成果,斷不可以徑行否定或限制部分群體的權利能力。僧尼之部分權利受限乃團體自治與民間法調整的結果,無需通過權利能力路徑予以解釋。
 
(二)寺廟財產與僧尼私財的界分
 
僧尼出家前與還俗后均為普通自然人,財產權自無疑問。難點在于僧尼出家之后與寺廟財產如何進行界分。
 
1.關于界分標準的現有觀點與評析
 
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為寺廟概括所有,個人自出家后不能取得任何所有權。蓋因出家即脫離世俗財產關系,加入寺廟之集體財產關系,生老死葬均由寺廟常住供養,故僧尼不得擁有自己的收入,而是均歸寺廟并由僧團集體共有{19}。其二為根據財產的不同屬性進行區分界定,例如可分為知識產權收入、法事收入、接受贈與、技能收入、工資收入等類型,前三者為寺廟所有,后兩者為僧尼個人所有{30}。筆者認為兩種觀點均有偏頗,值得商榷。
 
第一種觀點采寺廟概括所有的方式,簡潔明了,容易判斷,但也有不妥。一方面,與我國佛教實踐不符,更與以財產權為基礎的現代社會規則不符。若僧尼對日常物品(如衣物、食物、書籍等)不享有財產權甚為荒謬。從古至今,我國僧尼持有私財均為常態。該觀點否定僧尼對財產權之取得不僅于法無據,而且悖于生活常識。另一方面,忽視了當前社會中僧尼財產來源的多樣性。總體而言,僧尼的財產既有寺廟發放的單費,也有信徒居士的供養,也有外出做法事、講座等收入,也存在憑借自己的技能如醫術、書法、繪畫、手工藝等獲得收入,也有出版書籍、開設課程或參加活動的費用,還有投資理財的收益或孳息等。所以采取“一刀切”式的歸屬寺廟所有的模式過于簡單粗暴。
 
第二種觀點尊重了僧尼財產來源多樣性的事實,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一方面,其類型劃分并非嚴謹周延,例如列出的數種類型未必能夠囊括僧尼所有財產來源,如投資理財的收益或孳息;技能收入和知識產權收入往往存在交叉。另一方面,不同類型來源的財產的所有權界定尚值斟酌。例如將撰寫佛教書籍的知識產權所得歸于寺廟,認定為單位作品{30},并非合理。因為寺廟與僧人不是雇傭關系,與單位作品中單位和個人的關系不同。將僧尼講經誦經的報酬作為職務行為所得而歸于寺廟也存在問題,因為寺廟與僧人不是雇傭關系,僧尼既無“職務”,自然無“職務行為”。而且在實踐中,僧尼以個人的專業知識外出授課講座既存在是以個人名義的行為,也存在是以寺廟名義委派的情形。另外,將僧尼接受贈與全部歸屬于寺廟也存在欠缺。實踐中僧尼接受捐贈存在兩種情形,一為信眾居士對其的供養,意即明確專門指向該僧尼的贈與合同,該僧尼作為受贈人享有所有權;二為以僧尼作為寺廟的代表而為的捐獻,捐贈人未明確以特定人為受贈人,此時一般歸屬于寺廟所有。
 
綜上所述,兩種模式均有缺陷,尚需尋求新的界分標準或識別路徑。
 
2.以行為人意思為界分標準
 
清末民初西法東漸,廟產改用歐陸民法體系調整便生發廟產與私產界分的問題。國民政府司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僧道個人私有財產,系指以僧道私人身份所享有,或取得之財產”[20]。廟產主要包括以下情形或遵循以下規則:私人捐施于寺廟之財產,其所有權不屬于原施主,亦不屬于寺廟住持,而應屬諸該寺廟;住持領名之廟產,不得輒指為住持私有{31};由住持募化財產,屬于廟產,非住持私產,來源不明財產應視為廟產{31};歷代住持經管購置之財產,茍無私有之反證時,均應為寺廟所有,僧道自不得自由支配;究竟屬私有或寺廟所有,應依購買該產時之價款系僧道私有抑系寺廟所有為斷,如年代悠遠,財產來源不明時,應視為寺廟財產{32}。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相關機關對住持之私產的界定極為慎重,原則上認為財產歸屬于寺廟,以防止僧尼尤其是住持侵吞廟產。但民國司法解釋和判例等并未給出明確界分廟產和僧尼私產的標準或原則。
 
筆者認為可供選擇的界分標準有二:
 
其一為圣俗分離原則,即財產取得行為具有世俗性還是宗教性。若行為具有宗教性,如做法事、誦經、超度、開光等行為而獲得的報酬,歸于寺廟。若行為具有世俗性,例如收取孳息、知識產權收入、行醫等技能收入等,與普通自然人的行為無異,報酬應歸于僧尼個人所有。
 
此種界分標準將世俗行為與宗教行為區分,有利于維持宗教行為的純潔性,降低僧尼私自開展宗教行為牟利的經濟激勵。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行為性質為宗教性還是世俗性往往難以清晰界定。宗教在世俗社會存在和發展,決定宗教團體和僧尼的很多行為游離于世俗與神圣之間。例如佛教的化緣募捐,于世俗社會觀之為乞討或募捐,乃世俗行為,于神圣世界觀之則是教化因緣,乃宗教行為。又如信眾與具體僧尼締結的贈與合同,既是民法上典型的有明確對象的合同,同時也是基于捐贈人的宗教信仰而為。此外,在歷史與當下的佛教實踐中,僧尼以個人的宗教行為如做法事獲得報酬供自己使用的情形均廣泛存在,尤其是僧尼游方過程中,多以此種方式獲得報酬維持生存發展。
 
其二為意思標準,即以財產取得中的行為人意思為標準。若獲得財產的行為乃寺廟的團體意思,或捐贈人的捐贈對象指向寺廟,則財產歸屬于寺廟。若獲得財產的行為基于僧尼個人意思,或捐贈人的捐贈對象指向具體僧尼,則財產歸屬于僧尼個人。
 
筆者認為意思標準更為可取。
 
第一,該標準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則,契合民事法律行為的制度機理。意思自治在于保障人的自由,得依照自己的意思發生一定的法律效果{33}。在廟產界定中亦應按照此種基本制度,而不應跳脫于民法之外徑行尋找宗教依據,更不能逾越宗教與法律的邊界,混淆治理秩序。以捐贈場合為例,信眾捐贈存在多種情形,在判定被捐財產究竟歸屬于寺廟抑或僧尼個人時應考量捐獻人的意思。若捐獻人與具體僧尼達成合意,以具體僧尼為受贈人,則形成典型的民事贈與合同,該財產所有權依據民法應歸于僧尼成為私產。若捐獻人與寺院達成合意,以寺廟為受贈人,亦形成典型的民事贈與合同,該財產為寺廟所有。因為寺廟為抽象的主體,須依托具體的僧尼表達意思,一般以住持為代表,故而捐獻人對寺廟的贈與合同多通過住持進行。當然也存在信眾向普通僧尼交付財產,由普通僧尼代為移交寺院的情形。
 
第二,該標準符合民法團體與自然人主體區分的制度設計。民法上的團體或為財產的集合,或為人之聯合,寺廟既為《民法總則》新設的“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則為民法上的獨立主體,與僧尼之自然人主體相區分,各自單獨享有民法上的權利,承擔民法上的義務。若由寺廟作出的行為所取得的財產則應歸于寺廟,僧尼以自然人之民事行為取得的財產則歸于僧尼個人。故而寺廟作為受贈人接受的贈與即為廟產,僧尼在典型民事贈與合同——供養——中取得的財產則為個人私產。僧尼在寺廟組織的化緣募捐行為中,即便是以個體的外觀呈現,但實質是在履行團體的行為,在此過程中接受的贈與為廟產。僧尼在接受寺廟組織或委派參加法事、誦經、授課、講座等行為,均為團體行為,所獲得的報酬均歸于寺廟。這一點既是團體自治和民間法所規定并為僧尼所接受,也符合主體區分的制度設計。若僧尼以自己單獨名義所進行的法事、誦經、授課、講座等行為所獲得的報酬,則為自然人的行為,歸于僧尼私有。
 
第三,該標準的具體設計應遵從一定的廟產界定立場,即堅持目的導向,遵循“制度目的—制度設計”的路徑。之所以界分廟產與僧尼私產,主要目的有三:其一,防止僧尼侵吞廟產,避免廟產流失;其二,防止僧尼借助寺廟或宗教謀取私利或開展營利活動;其三,保護僧尼的合法財產權,避免私產被其他組織或個人侵奪。具體的權屬界分應在符合這三項制度目的的前提下進行,尤須注意的是,若在客觀層面難以判斷意思內容之時如何界定廟產和僧尼私產。基于上述制度目的,可以作出如下具體規則:a.若寺廟與僧尼在財產界分上有約定從約定,無約定則依下列規則檢討。b.布施、捐款等,除明確意思表示指向具體僧尼為受贈人,其余均歸屬于寺廟。這一點為佛教寺廟習慣所承認,例如1993年10月21日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代表會議通過《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管理辦法》規定:“一切布施、捐款,除明確供養個人的以外,均歸常住。”2006年2月25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修正的《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規定:“私自化緣募捐或向香客游人索要錢物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處理,不服者不共住。” c.其他收入,除明確為寺廟行為,則均歸于僧尼個人。
 
四、立法建議與民法典物權編之回應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已為《民法總則》所明確規定,其財產尚有待物權編予以進一步明確。這既是民法典物權編的體系任務,也是其歷史使命和價值擔當。理論闡述終須依賴立法的規定與保障才能成行,宗教活動場所財產問題復雜且多涉及民間法、團體自治規范,在權屬界定上宜繼續采取民法典—單行立法—宗教自治規范的三維規范體系。既可保持民法典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也可通過單行立法與自治規范實現規范的靈活性。
 
梁慧星教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于物權編第282條規定:“宗教財產,屬于宗教法人所有。”{34}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在物權編第789條明確了宗教財產歸屬于宗教組織,同時列舉了宗教財產的內容。《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和《民法典物權編(草案二次審議稿)》則采取更為抽象的方式,在第65條規定包括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在內的捐助法人依法享有財產權,受法律保護。筆者認為,我國宗教組織類型多樣,不同宗教組織、不同宗教的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擁有的財產范圍有所差異,若民法典將宗教財產予以詳細規定,難免掛一漏萬,又或畫蛇添足,抑或削足適履,反而限制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權。民法典乃民事基本法,須維持其穩定性、權威性、科學性,不宜詳列宗教財產范圍,也不宜徑行規定宗教活動場所與僧尼私產的界分。未來宜于民法典物權編中概括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權,并于單行立法詳細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范圍,并賦予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于自治規范中的私法自治空間。
 
對此筆者提出條文建議,供正在編纂過程中的民法典物權編參考:增設一條,“第n條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受本法調整,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在未來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或制訂單行立法時,可參考以下條文:
 
第n條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財產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犯。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對其財產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享有獨立的支配權,不受他人的干涉。
 
第n +1條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財產包括:
 
(一)房產等禮拜設施;
 
(二)文物;
 
(三)信眾的布施、捐獻等;
 
(四)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獲取的收益;
 
(五)其他財產。
 
第n +2條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與成員可以約定財產的權屬,無約定的依第二款和第三款處理。
 
布施、捐款等,除明確表示以成員個人為受贈人,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所有。
 
其他收入,除明確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行為,為成員個人所有。
 
第n +3條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財產和收入應當用于與其宗旨相符的活動以及公益慈善事業,不得用于分配。
 
第n +4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向宗教活動場所法人捐贈或捐獻,不享有該宗教活動場所的所有權、使用權,不得從該宗教活動場所獲得經濟收益。
 
《河北法學》2019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2017年重大項目《宗教工作法治化研究》(17ZDC149);中國民法學研究會2017年青年學者研究項目《我國宗教財產權屬問題研究》(2017MFXH007)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吳昭軍(1990-),男,山東聊城人,法學博士,講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研究方向:物權法、土地法學。
   [1]如玉溪靈照寺住持遺產糾紛案、鐘某某等與株洲市龍門寺財產所有權糾紛案等,參見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玉中刑初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書、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云高刑終字第1484號刑事判決書、株洲市天元區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初字第746號民事判決書。
   [2]《文物保護法》第5條、第6條。
   [3]《宗教事務條例》第49條。
   [4]1952年《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關于成立佛教協會的指示》。
   [5]國發[1980]188號文件。
   [6]1983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于確定漢族地區佛道教全國重點寺觀的報告》。
   [7]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于寺廟、道觀房屋產權歸屬問題的復函》。
   [8]日本《宗教法人法》第1條開宗明義地規定“為了使宗教團體擁有并維持使用禮拜設施以及其它財產,并資助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業務與事業之運營,賦予宗教團體法律上的能力。”
  [9]參見《杭州消息:杭縣縣黨部為贊成沒收寺廟財產》,載《晨鐘特刊》1927年第2期。
   [10]參見《內政部咨山東省政府為解釋對于廟產所有權之認定疑義六點》,載《四川佛教月刊》1936年第11期,載《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57卷,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年版,第278頁。
   [11]參見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安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旅游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文物局《關于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國宗發[2012]41號)。
   [12]例如施主對寺廟的事務具有干預的權利,甚至可以更換僧人,詳見(清)全士潮、張道源等編:《駁案匯編》,何勤華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頁。
   [13]參見1929年《監督寺廟條例》。
   [14]《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宗教局關于制止亂建廟宇和露天佛像的意見〉的通知》中辦廳字[1996]38號。
   [15]《關于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國宗發[2012]41號。
   [16]《關于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國宗發[2012]41號。
   [17]《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于制止亂建佛道教寺觀的通知》國宗發[1994]123號。
   [18]參見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玉中刑初字第116號刑事判決書、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云高刑終字第1484號刑事判決書。
   [19]參見株洲市天元區人民法院(2014)株天法民一初字第746號民事判決書。
   [20]參見《內政部禮字第175號咨》,《廣東省政府公報》第229期(1933年7月12日),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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