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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賓希科夫和他的滿語、民族志與薩滿教研究
發布時間: 2019/10/24日    【字體:
作者:龐曉梅
關鍵詞:  格列賓希科夫 滿族民俗 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研究所 東方文獻研究所 俄羅斯科學院 滿學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摘要】理解俄羅斯滿學的歷史,有必要認真研究亞歷山大·維拉迪米洛維奇·格列賓希科夫(Alexander Vladimirovich Grebenschikov)(1880—1941)的學術遺產。他的名字與《尼山薩滿故事》手稿的發現密不可分。格列賓希科夫畢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研究所,在研究所從事滿語教學工作。1908年,他考察了東北璦琿和齊齊哈爾附近村莊,搜集語言學和民族志方面資料,其考察報告于1909年發表在《亞洲公報》上。在報告中,格列賓希科夫標明并介紹了講滿語和達斡爾語的村莊,他計劃在這些地方進行滿族薩滿教研究。1908年,他在璦琿地區發現了《尼山薩滿故事》手稿。1911年,格列賓希科夫被任命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研究所滿語教授,并建立滿語語音學實驗室。1932年,他到位于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工作。1941年12月,正值二戰初期,格列賓希科夫在列寧格勒去世。格列賓希科夫的檔案保存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其中有珍貴的滿族和達斡爾族薩滿教資料,薩滿神歌用俄語轉寫,反映了當時滿語口語情況。1941年,格列賓希科夫完成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俄文翻譯,但至今沒有出版。東方文獻研究所還保存了一組格列賓希科夫在滿洲考察時所攝照片。
 
 
俄羅斯的滿學研究有很長的歷史,可追溯到18世紀傳教士的作品。到20世紀,俄羅斯的滿學研究者以大學教授為主,亞歷山大·維拉迪米洛維奇·格列賓希科夫(見圖1)是其中之一。研究滿—通古斯語民族民俗和薩滿教的專家一定十分熟悉。
 
滿族史詩《尼山薩滿故事》手稿中所繪尼山薩滿形象(見圖2)。盡管這部手稿遲至1966年才出版,但格列賓希科夫在100多年前就發現了《尼山薩滿故事》。20世紀初,格列賓希科夫的名字與東方學研究的兩個主要陣地聯系在一起,分別是俄羅斯最西端的圣彼得堡和最東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自1855年起,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一直是授予未來東方學家學位的最高教育機構。著名的院士在漢語和滿語系開設課程,其教學方式建立在對文本分析和考證的舊學術傳統之上。隨著俄國邊界的擴張及對東方經濟利益的重視,與遠東國家有關的應用性知識逐漸變得重要,189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專門的東方研究所。
 
1899年10月15日,首任所長在就職演講上說:“東方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為俄國在東亞地區及鄰國的管理部門、商業或工業機構培養學生,目前這類機構在俄國乃至整個歐洲都是唯一的。為了實現此目的,東方研究所的教學內容應注重實用性。同時,學生還要了解遠東地區的自然環境、商業生活以及與東亞不同國家的法律關系。”研究所由4個系組成,這反映出俄國的主要政策方向:漢語—滿語系、漢語—日語系、漢語—朝語系、漢語—蒙語系。事實上,漢語作為遠東地區的通用語,每個系的學生都要學習。到中國東北北部和各自研究區域進行夏季考察,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中優秀的考察成果會發表在《東方研究所消息》上。漢語—滿語系是規模最大的。在建所的最初5年里,即1899年至1904年,滿語課程由所長波茲涅夫(Pozdneev)親自講授。漢語和歷史課程由圣彼得堡大學畢業的阿帕里那里杰·瓦希列維奇·魯達卡夫(Apoloinarij Vasilievich Rudakov)和彼得·彼洛維奇·施密特(Peter Petrovich Schmidt)講授。波茲涅夫調到土著教育管理部門后,彼德·施密特承擔滿語教學工作,并接任東方研究所所長和滿語系主任職務,此時格列賓希科夫進入東方研究所學習。
 
 
格列賓希科夫于1880年7月29日出生在喀山。1900年,他進入莫斯科康斯坦丁地理標志研究所學習,但在1902年他來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為一名在東方研究所學習的編外學生。1906年,他被錄取為四年制的漢語—滿語系學生,于1907年提前畢業并獲銀質獎章。1909年建所10周年之際,《東方研究所消息》上發表了回顧性文章,其中提到1907年的畢業生格列賓希科夫。作為最杰出的畢業生之一,他留所工作,準備擔任空缺出的滿語系教職。由于他是第一位留任研究所工作的畢業生,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視,得到更為廣泛的教育。1907年至1908年間,格列賓希科夫學習了現代語言學的主要著作,尤其是口語語音學方面的知識。1908年,他在中國東北地區旅行,考察了“璦琿、齊齊哈爾以及松花江下游附近說滿語的主要地方,搜集語言學和民族志資料”。這次考察報告(見圖3)發表在中國哈爾濱出版的俄國東方學家學會期刊《亞洲公報》(見圖4)上。
 
其中一篇報告的題目是《阿穆爾河和松花江沿岸(考察報告)》,另一篇報告的題目為《沿著諾尼河從布特哈到墨爾根》,在報告中他標明說滿語和達斡爾語的村莊,并計劃在這些地方繼續進行薩滿教研究。1908年10月,結束在中國東北考察后,格列賓希科夫到北京考察漢人學習滿語的方法,購置了滿文書籍。東方研究所將他的這次旅行收獲編成《滿文文獻簡述》和《中國滿語情況的現代研究》出版。通過這些學術成果,格列賓希科夫得到教授們的高度贊許。在研究所的年度總結報告中,魯德涅夫(Rudnev)教授提到,格列賓希科夫提供的材料,駁斥了滿語研究經常提到的觀點,即認為“即使滿語沒有死亡,也是一門正在消失的語言”。在之后的1912年,格列賓希科夫用語言學調查資料發表論文,題為《滿族人,他們的語言和書寫》,這篇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科學價值。
 
直到1911年,格列賓希科夫一直為教授職位做準備。他本應依據主題“滿族薩滿教文獻調查”寫作資格論文,這項研究是基于1908年他在璦琿地區新發現3種《尼山薩滿故事》手稿的分析。但研究所商議決定送格列賓希科夫到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學習古典東方學研究課程,準備圣彼得堡大學的考試。當時,只有圣彼得堡大學具有通過考試和論文答辯授予學位的資格。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研究所的課程主要是關于遠東國家的應用性知識,與圣彼得堡大學的課程不同,因此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研究所畢業的學生要繼續到圣彼得堡大學學習理論課程。東方研究所會議記錄表明,格列賓希科夫在1911年春季學期來到圣彼得堡大學,學習課程涉及東方的語言學、民族志和文化方面。與此同時,他在圣彼得堡大學語音學實驗室工作。在這期間,他應該結識了遠東民族語言方面的專家和教授。
 
1911年秋季,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格列賓希科夫開始擔任滿語教授。他在《滿語系1911至1912 學年課程評論》提到,二年級的學生有3 門課,分別是滿語口語、滿語書寫和初級語法,滿語的起源和發展,其中應用性課程需要上3個小時;三年級的學生學習滿族歷史和文學,還有高級滿語語法課程;四年級學生學習滿—通古斯比較語言學課程,開始嘗試翻譯滿語官方文件。
 
在圣彼得堡期間,俄國和歐洲體質人類學家取得的成績給格列賓希科夫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關注列夫·維拉迪米洛維奇·謝爾巴(Lev Vladimirovich Shcherba)(1880—1944)1909年建立的語音學實驗室所做的研究。出于對口語的學術興趣,以及在中國東北北部考察中所獲的民族志及語言學資料積累,格列賓希科夫向東方研究所議會申請建立語音學和顱相學實驗室,并專門提交了一份關于研究所創新必要性的論證報告。在申請購買口語研究專門實驗設備時,他說:“至少在授課教師看來,東方研究所地處語言資料豐富的地方。在購買必要設備的同時,東方研究所保持對東方語言的學術和應用研究,通過運用歐洲學者推薦給的方法,老師和學生會將應用研究置于較高的水準上。在研究設備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得到滿洲(譯者按,此處系指中國東北,下同)北部一些部落的語言信息,將其記錄在圖紙上并用錄音保存。通過對記錄的分析,我們可以為那些無法到遙遠國家和民族中調查的語言學家的嚴謹理論研究,提供精確的資料。”他接著補充說:“需要強調的是,滿學研究尤其需要這些設備,因為在滿洲北部——我們的邊界附近——還有未知的民族,關于這些民族的知識是‘空白的’(例如涅吉達爾人)。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對黑龍江和吉林地區的活態滿語會話進行研究。滿語系的主要工作是記錄滿語會話,盡可能多的運用設備記錄土著的語言,尤其在漢語對滿語沖擊的背景下盡可能地獲得鮮活的一手資料。”與此同時,格列賓希科夫建議管理部門建立顱相學實驗室,開展體質人類學研究。他說:“東方研究所的便利地理位置,允許我們在花費最少財力和物力的情況下,對中國的滿洲、蒙古和朝鮮等土著民族開展科學研究,當我們考慮到研究所關于不同民族的課程,以及暑假到遙遠地區考察情況,發現忽視了豐富的體質人類學資料。設立顱相學實驗室,開展體質類型研究是關鍵的,有重要意義。得到體質測量訓練的學生可以帶回豐富的資料。通過比較和核對,這些顱相學數據可以為那些無法獲得資料的專家提供精確的經驗材料,進而提出理論。東方研究所搜集并出版這些數據可得到體質人類學家的青睞,并實現其文化使命之一”。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任何關于顱相學研究的信息,卻找到一份實驗語音學研究計劃書,是格列賓希科夫1921年在國家遠東大學發表的演講。東方文獻研究所保存的東方學家檔案中有格列賓希科夫的個人檔案,其中有兩份手稿,分別是《書面滿語的語音學調查》和《滿語語音學筆記》。
 
事實上,格列賓希科夫的作品表明了滿—通古斯語民族歷史和生活的跨學科研究思路。
 
當圣彼得堡科學院以及整個歐洲學界認為滿語是死亡語言的時候,格列賓希科夫證明在中國北方滿族人和滿語的存在。
 
 
1918年,格列賓希科夫當選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研究所編外教授。1921年12月開始,他在語言學系工作。1922—1923年間,他在赤塔師范學院授課,1923—1927年,格列賓希科夫擔任遠東大學(在東方研究所基礎上重組)東方學系主任。
 
1932年,當格列賓希科夫調入蘇聯科學院遠東部工作時,已經發表了50部作品,涉及語言、文化、滿族文學和漢語方面,大部分作品基于1908—1927年的9次民族語言學調查資料寫成。1935年,格列賓希科夫從符拉迪沃斯托克來到列寧格勒后,立即投入到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工作中(今俄羅斯東方文獻研究所)。1936年,他擔任新成立的滿學研究部領導,主要工作是滿語搜集、翻譯及出版滿文檔案。格列賓希科夫本人則回到滿族薩滿教問題的研究上,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翻譯成俄文。1941 年10 月15日,正值二戰初期,格列賓希科夫去世。當時列寧格勒被包圍,所以這份翻譯沒有發表。東方學家檔案共113卷,格列賓希科夫的檔案在第75卷中。其中滿學手稿在東方文獻研究所的滿文手稿部保存。檔案資料中保存了他對滿語、漢語、文化、經濟、地理方面的考察,也有田野筆記和繪畫。檔案中也包括滿語薩滿神歌的精確記錄和俄文轉寫,他寫道:“首先,這些神歌蘊含了滿族薩滿教的特點;其次,神歌也表明了薩滿的功能,即達斡爾人、滿族人、索倫人以及鄂倫春人的精神治療者。”從這個角度看,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份精神田野筆記,全部是滿族薩滿教內容,包括薩滿音樂,繪制的薩滿服。其他田野筆記中還包括傳說、故事、歌謠,這些是格列賓希科夫于1917年8月22日至9月1日在璦琿和附近地方(Hulghur)調查搜集的。這些文本由俄文轉寫,記錄了滿語口語變體,有重要的民族志價值。
 
格列賓希科夫最重要的發現就是在民間搜集了滿族史詩《尼山薩滿故事》的4 個手稿。1961年,其中最完整的手稿經沃爾科娃(M.P.Volkova)的抄錄和翻譯發表。其他三個版本于1985年由斯達理(Giovanni Stary)翻譯發表。格列賓希科夫在20世紀初注意到這個文本,他清楚地闡述了《尼山薩滿故事》對理解滿族文學的重要價值。19世紀末期,歐洲學者及俄國學者都認為滿族文學主要借自漢族,《尼山薩滿故事》出版后,格列賓希科夫的態度才為人們所重視。《尼山薩滿故事》經格列賓希科夫的發現,沃爾科娃的出版,隨后被翻譯成8種語言,這證明了滿族文學的存在,甚至出現了滿學研究中的“尼山學”分支。
 
格列賓希科夫檔案中的重要內容,是他用俄語翻譯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大量的手抄筆記和打印資料說明了他的工作過程。《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于1747年(乾隆十二年)編成,規范并呈現了宮廷內部以及所有愛新覺羅家族的祭祀內容。格列賓希科夫正確地將典禮理解為滿族文化的典型,盡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漢人宮廷祭祀的影響。這一編纂指出薩滿祭祀只是宮廷生活的一個部分,其主要功能在于表達對滿洲傳統的尊重,這是滿洲皇帝的主要目的。就薩滿教而言,作為民族宗教,它體現了民族認同的基本功能。編纂的重要性在于,這是體現滿洲民間傳統的最早手寫文本,是為皇權服務的滿洲學者在搜集薩滿祭祀儀式和神歌資料基礎上的描述。格列賓希科夫的翻譯是唯一完整的俄文翻譯,目前只有一部分被印制出來,有待整體出版。
 
 
格列賓希科夫的學術遺產,值得那些對薩滿教和20世紀初期中國東北地區滿族民族志狀況感興趣者的關注。保存在俄國東方文獻研究所的東方學家檔案是滿語口語的重要資源。雖然格列賓希科夫轉寫了滿語口語形式,但由于采用古俄文轉寫,我們很難弄清楚詞匯的具體形式。格列賓希科夫在滿洲北部的考察報告生動地描述了滿族、達斡爾和索倫的村莊,也準確記錄了他們的語言。這些發表在哈爾濱的資料,現已變得十分珍貴,理應得到重印,或翻譯成其他語言。
 
文章來源:《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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