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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建國與古羅馬遺產
發布時間: 2019/10/24日    【字體:
作者:張大軍
關鍵詞:  美國 古羅馬 法治 永恒  
 
 
按:10月16日,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Mattarella)訪問美國,特朗普在招待會的致辭上談到古羅馬的政治遺產,“羅馬共和國的永恒遺產——‘羅馬共和國’這兩個詞多美妙——影響著世界各國追求公民權、代議制政府和法治的理想。”然后,在結束聯合記者招待會后,特朗普還說,“美國和意大利因著共同的文化、政治遺產而聯系在一起,這份遺產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的古羅馬。”本文要講述的正是古羅馬遺產對美國建國的影響。以下文字摘錄自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張大軍 譯),2018年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第四章,“美德與力量:羅馬的張力”,第100-106頁。
 
………………
 
不過,將羅馬文明僅僅視作一片廢墟是沒有道理的。在羅馬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有一以貫之的延續性。讓我們從主神殿走到中古羅馬的核心區【曾經的共和國戰神廣場(Campus Martius)所在地】,再繞過建于羅馬首位皇帝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龐大的圓頂萬神殿: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公民生活,即使是最恐怖的時期,這種公民生活也在延續。舊羅馬衰落了,但沒有死去。執政官的羅馬、皇帝的羅馬以及教皇的羅馬——也就是所謂的永恒之城——常常被毀,卻從未消失,反倒賦予很多國家以秩序。
 
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認為,通過其對現代國家的影響,羅馬帝國直到今日還有鮮活的生命。羅馬的力量是圣保羅所謂的那種“阻遏性力量”——阻遏完全失序的狀態或者基督教謂為敵基督統治的無政府狀態。1838年,紐曼寫道:“我們與父輩一樣,實際上都要面對一種無所不在的強大的無序原則。它悖逆上帝和人類的精神,各個國家的政府權力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很難控制它……至少先知預言告訴我們,現有的社會和政府框架就其作為羅馬權力的對應物而言,是阻遏性的,而且一旦這種束縛失效,敵基督便會崛起。”
 
確實,羅馬人對法治的理解在現代世界仍舊鮮活有力,并束縛著破壞性沖動。羅馬人的法律和義務觀經由波利比烏斯、李維(Livy)、維吉爾、西塞羅和斯多葛派人士的豐富多彩的闡釋,進入美國的政治思想和法理學體系,并被一勞永逸地納入美國憲法之中。
 
羅馬法的精妙結構是從臺伯河邊上的一個商業小鎮逐漸發展起來的——這個小鎮最初的樣子遠比耶路撒冷或雅典寒酸。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也即老梭倫從雅典歸來以及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回歸耶路撒冷之際,當時仍由伊特拉斯坎(Etruscan)國王統治的羅馬人開始在文化和力量上迅速壯大起來。
 
公元前4世紀,羅馬征服了附近的拉丁城市;從這一場戰斗起,羅馬就開始將軍團派往海外,直到公元前146年攻克迦太基,并完成對后者屈辱性的撒鹽儀式。為了從馬其頓手中解放舊希臘各城市,羅馬軍團深入到歐洲東部,一俟完全占領希臘并在那里站穩腳跟后,羅馬人便陷入與塞琉古(Seleucid)帝國的爭執,并借此開始征服亞洲。后來,在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的帶領下,羅馬軍團征服高盧,并抵達英國。等到共和國晚期時,羅馬已經沒有非常強大的外部對手,不經意間,羅馬人成了整個地中海地區的主人,其主宰的地方甚至延伸到之前地中海文化很少抵達的區域。
 
羅馬的追慕者指出,這一普世性勝利的秘訣在于羅馬人古老的高尚品德,羅馬的倫理學家們也如此說。“美德”意指富有陽剛活力的男子氣概。早期羅馬人是敬虔的族群,雖然他們的宗教信仰本身很單純,后來又吸收了許多希臘宗教的元素。他們認真、執著、紀律嚴明、簡樸,而且在國家陷于危難時常常勇于自我犧牲。責任感和對誠實和榮譽的執著指引著他們的領路人。這些品質后來逐漸廢棄,但是,直至羅馬體系最后被毀的時刻,遵循嚴格古代羅馬生活方式的人依然存在。
 
羅馬人在打敗迦太基人之后,已很難被外界腐化。希臘政治家波利比烏斯寫道,他們的公正清廉源自他們的敬虔,不過,持懷疑論的他卻將這一敬虔歸因于他們的迷信。
 
在想象力和藝術天才方面,羅馬人不如希臘人。可是,羅馬人卻擁有了不起的實用技能,他們是出色的工程師、不知疲倦的政治管理者、軍事戰役的成功指揮家,最重要的是,他們制定法律,創建強有力的社會體系,并因此讓世人享有羅馬治下的和平。
 
羅馬人在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里征服了世界很多地區。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提出最中肯評價的是波利比烏斯。波利比烏斯是希臘城市麥格羅伯里斯(Megalopolis)的一位領袖,多年來以人質的身份居住在羅馬,不過他理解羅馬人的非凡才能,自己也成為其羅馬主人的一位有影響力的顧問。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波利比烏斯寫下對羅馬人品格和羅馬憲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評論。兩千年之后,美國制憲會議的領袖們認真地研究過這些評論。
 
羅馬共和國政體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執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為了讓民眾能更直接地制約元老院,他們還選拔擁有否決元老院決議之權力的護民官。)兩位執政官是主要的行政官員,在戰時擁有近乎絕對的權力;元老院控制公共財政并制定日常的一般性政策;通常按照“小團體”投票的民眾確定獎懲,選舉行政官員,批準或否決立法,并決定戰爭與和平及聯盟。【這是波利比烏斯對布匿(Punic)戰爭時期羅馬憲法的描述;在布匿戰爭后不久,公民大會就開始衰落,而到了共和國末期,民眾已幾乎喪失所有的權力。】
 
這一體制內含對政治權力的制衡,同時將政治職責分散開來。波利比烏斯寫道,羅馬憲法并非根據抽象的原則制定,而是從羅馬人的艱難環境中發育出來的。到第二次布匿戰爭時,羅馬憲法的成就已臻巔峰,它就是亞里士多德所稱頌的“混合政府”。不過,亞里士多德認為在大國中維系這樣的混合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
 
羅馬憲制既不是完全君主制的,也不是貴族制的或民主制的,盡管它包含了所有這三種政府模式的特點。在其輝煌時期,這一共和制憲法有著明顯的優勢,能夠將所有公民團結起來,開展艱難的公共事業。它特別適于將富有實際才干的人送上權力的寶座。在共和國后期,主導地位不斷強化的元老院由男人們組成,其中許多來自平民家庭,這些人通過政府和軍隊的常規渠道不斷升遷,最后成為元老院的終身議員。最杰出的議員都是些英雄人物,最差的也是某幾個方面的棟梁之材。
 
兩千年之后,羅馬憲制的名聲依然如此之響亮,以至于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會盡可能地模仿它。美國的政府框架模仿了羅馬的政治制衡和分權體制。美國總統類似于羅馬的執政官,美國參議院理當部分地履行羅馬元老院的職能。不過,就在波利比烏斯寫下上述評論時,羅馬憲制已開始衰敗,雖然它曾讓羅馬人成為文明世界的領導者。
 
波利比烏斯預見到羅馬的衰老。他寫道:“所有東西都會衰敗和變化。如果一個國家在安然經過許多危難之后獲得無與倫比的權力,并享有無可爭議的完整主權,那么顯然,長久持續的繁榮必定會滋生出奢靡之風,人們相互之間雄心勃勃的競爭會白熱化,在追求名利時會急于求成。隨著這些丑惡現象的不斷增加,權力欲和統治欲以及對自身地位低落的羞恥感會首先成為共和國毀滅的肇端;接著,傲慢和奢靡會加速共和國的毀滅;最后成就這一變化過程的是人民大眾:當他們發現某些人的貪婪是對他們的傷害和壓榨時,當他人的雄心讓他們的虛榮心膨脹時,當這些野心勃勃的人為討好他們而許諾虛假希望時。到那時,怒火中燒的他們只聽從自己激情的召喚,不再按規則屈從于任何權威,或者滿足于平等的行政管理權限。相反,他們會獨攬對所有事務的最高決定權。當這一切都變成現實時,政府將收獲屬于一個自由和主權在民國家的最高的平等美譽;事實上,這時的政府已變成烏合之眾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惡。”
 
上述過程開始于布匿戰爭之后,最后導致毀滅性的內戰。不過,普通的羅馬人并不喜歡社會和觀念的變遷,固執于所謂的祖傳方式。舊共和國有很多東西值得保存。根據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法,羅馬人享有免受獨斷權力侵害的權利以及財產受保護的權利,這在古代世界是罕見的:不管其如何嚴厲,羅馬人的共同體明白有秩序的自由的真諦。
 
一直到共和國晚期,將羅馬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是家庭紐帶,羅馬人的家庭紐帶強于所有其他的西方社會:家庭被認為是一種連綿不絕的精神實體,通過血緣關系將死人、活人和尚未出生者聯結起來。一家(這里指家族,通常包括多戶人家)之主和家族委員會擁有巨大的權威。與此同時,羅馬的遺孀、妻子和媽媽享有的尊重超過古代所有其他社會的女性——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斯巴達。
 
一直到布匿戰爭,羅馬社會都是由小戶農民業主組成,這些農民業主勤奮、勇敢、敬畏神祇、富有愛國心。在整個古代世界,他們以勇氣膽量和在不利處境下堅韌不拔著稱。拉丁民族傳說中的領袖埃涅阿斯一直被稱為“敬虔的埃涅阿斯”,敬虔觀念是羅馬文化的核心要素。
 
“敬虔”一詞在20世紀一般意指嚴格遵守宗教儀軌,它對羅馬人有類似的含義,同時還有其他含義。在羅馬人的理解中,敬虔之人指的是履行其宗教和社會職責的人,也即讓自己的欲望屈從于別人要求的人。后來在羅馬共和國分崩離析之際,西塞羅寫道:“敬虔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石。”
 
敬虔之人會通過適當的敬拜和獻祭尊奉神祇,尊崇自己的父母以及所有祖先,信守對朋友的承諾,在需要時準備為國捐軀。也就是說,敬虔之人順服于神圣之物,堅定地相信寧死也不背叛其神圣的職責。由具有如此凝聚力的信念團結在一起的社會能有力地抵御分裂瓦解的力量。
 
然而,就在波利比烏斯對它大加贊美之時,古老的羅馬社會已開始分崩離析。羅馬共和國衰敗的主要物質原因似乎是羅馬軍隊的勝利以及羅馬領土和權力的擴張。三次布匿戰爭消耗掉了一半以上的羅馬農民,其中英勇戰死的數以幾十萬計,經過幾年甚至幾十年征戰回到羅馬的農民士兵已經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在征服迦太基及其附屬國以及后來征服馬其頓、希臘、小亞細亞、高盧和其他地區之后,無數的奴隸蜂擁而至意大利、進一步破壞了原有的經濟模式,并在羅馬形成一個外來的無產階級。詭辯家和修辭家從被征服的希臘來到羅馬,諸如老卡托(Cato)之類的保守派人士鄙視這些人,因為他們盡管可能會提升羅馬文化的品質,其哲學則顛覆了羅馬古老的“宗教情感”(pietas)。越來越多的羅馬自由公民只能勉強糊口度日,時刻準備著投奔某一富有魅力的煽動家或雄心勃勃的軍人。由于貧窮的公民有投票權,以“面包和馬戲”來籠絡他們就顯得越發必要——包括公共救濟或食品補貼,角斗士表演,以及其他公共娛樂活動和公共工程與配給物,而支付所有這些費用的唯一途徑是不斷的海外征服。
 
不管哪個民族,由于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要想搞清楚衰敗的具體原因是極其困難的。共和國到底怎么了?在舊憲制臨近終結之時,西塞羅開始探究其中的因由。是人的品質比前人差了,還是惡法腐蝕了羅馬人的共同體?西塞羅認為,羅馬衰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這兩個不利因素:除非大多數公民具有良好的德性,否則良善的共同體無法形成;當政治混亂和腐敗之時,羅馬公民很難堅守舊有的道德。羅馬人古老的高尚品格的退化有物質性原因,同時,德性的衰敗也加速了共同體政治解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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