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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由主義的世俗主義:一個非自由主義國家中的宗教自由與世俗主義
發布時間: 2019/10/24日    【字體:
作者:Jaclyn L. Neo
關鍵詞:  自由主義 世俗主義 宗教自由  
 
 
摘要:通常認為非自由主義政體,即使是世俗的,敵視宗教自由。本文反對這一觀點。文章認為非自由主義國家雖然不完全秉持宗教中立立場,但是允許管制和干預宗教也能夠保護宗教自由,前提是其踐行的世俗主義具備以下四個特征:第一,拒斥任何宗教群體占據政治主導地位;第二,公民權不以宗教身份為限制條件;第三,承認個人宗教自由權,即使不視為基本權利;第四,視宗教自由為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予以保護。宗教群體的和平共處就是一項重要的公共利益。既致力于和平共處,同時如何為宗教自由提供某種保障,文章對此加以考察,并以新加坡作為案例研究對象,試圖揭示此類非自由世俗路徑之可能性與局限性。
 
目錄
導論
I. 非自由主義國家中的世俗主義
II. 世俗非自由主義國家的宗教自由:四項必要特征
A. 特征一:拒斥任何宗教群體占據政治主導地位
B. 特征二:公民權不以宗教身份為限制條件
C. 特征三:承認個人宗教自由權
D. 特征四:宗教自由作為一項公共利益
E. 局限性
III. 新加坡案例研究
A. 新加坡國家與宗教的社會和憲制背景
B. 為和平共處管制宗教:宗教和諧
1. 《維護宗教和諧法》(“MRHA”)
2. 《煽動法》
3. 非立法的直接管制手段
C. 新加坡的宗教自由度
D. 實現宗教自由的社會和平路徑之局限性
1. (世俗)公共利益優于宗教自由
2. 認可有助于宗教和諧的宗教觀點
結論
 
導論
 
想象以下場景:在一個宗教多元社會,有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和其他信徒,穆斯林在清真寺按照慣例使用高音喇叭宣禮。周邊非穆斯林居民視其為社會既存文化予以容忍。而一群基督徒決定也用大喇叭傳播宗教儀式,特別是他們的贊美詩。這個地方基督徒人數多于穆斯林。所以,廣播基督教贊美詩使得更多人受益。政府怎樣處理基督徒廣播宗教儀式的請求?是可以,還是應當允許?給某一群體發放許可會導致其他群體陸續提出申請,最終形成各個宗教群體競相使用高音喇叭宣傳?這樣是否破壞社會和平?
 
自由主義國家的回應受到兩項基本原則約束。其一,嚴格自由主義國家不能因特別偏好某種公共利益去作選擇。其二,自由主義國家將宗教自由權作為個體自治予以優先保障。所以對上述場景的回應,可能是制定表面中立的法律,比如噪音污染限制,平等適用于包括穆斯林在內的所有宗教群體。
 
而世俗非自由主義國家怎樣處理呢?本文認為某種情況下會照顧到不同宗教群體需求,提供更為大家接受的解決辦法。所謂“非自由世俗”,指國家不宣稱宗教中立,不將宗教自由視為個人自治予以優先保障。有兩個引申含義。第一,宗教表達與實踐的群體特性獲得更多認可。第二,政府享有更大權力直接干預涉宗教事務以及宗教組織之間的關系。
 
世俗國家指政治權威不依賴宗教權威,宗教權威不主導政治權威。這是最低限度的理解,適用于多種非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如社群主義,威權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個世俗國家的基本界定并不必然導致對宗教自由的積極保護,反而有可能忽視宗教自由,甚至視宗教敵對于國家意識形態而不予保護。有學者指出國家與宗教之間的負面認同與低水平個人宗教自由相關聯。認同指國家作為社會的統治表達,與教會作為社會的宗教表達機制,二者之間的關聯程度和關聯類型。
 
這里的意思僅僅是說在自由主義界限之外,世俗主義內容變得更加重要,用必要條件注入憲法以保護宗教自由。至少,非自由主義國家的世俗主義應具有四項特征。第一,拒斥任何宗教群體占據政治主導地位;第二,公民權不以宗教身份為限制條件;第三,承認個人宗教自由權,即使不作為基本權利得到優先保護;第四,宗教自由作為一種公共利益功能得到保護。本文將討論的這類公共利益就是社會和平,更確切的說,是不同宗教群體的和平共處。上述四個特征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而且有局限性。由于保護宗教自由出于工具性目的而非內生價值,因此對于破壞和平共處的宗教信仰或實踐進行限制,就被視為正當的。世俗主義是否屬于自由主義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非自由主義國家這是個錯誤問題。本文認為在非自由主義情境下,世俗主義能夠發揮限制國家權力的關鍵作用,它仍然是憲制中的重要概念。
 
I. 非自由主義國家的世俗主義
 
本文所稱世俗主義是這樣的一種政治哲學概念,即公共事務與超然性或神圣性無關,本身不具有上述兩種維度,當然不少人界定世俗主義時僅僅否定宗教的主導地位。這種對世俗主義的基本理解使得政治和制度安排存在多種方式。世俗主義還有另一種不同理解,要求國家持宗教中立立場,我認為這種觀念基于自由主義產生,并不是從世俗主義角度認真闡發。
 
因此我們可以在自由主義框架外構建世俗主義觀念,去認知在非自由主義條件下運行的世俗主義。世俗主義并不必然蘊含和引申出自由主義思想或宗教自由,特別是作為個人自治的宗教自由。世俗主義在非自由主義國家尤其重要,因為它作為制度基礎,拒絕宗教支配下的政治體制,承認宗教自由。非自由主義國家能夠給予宗教利益實質上的優先權,同時,世俗主義可以防止國家變成全面神權政治、否定個人信奉和實踐宗教的權利。
 
世俗主義具有多重意義。憲制民主下的政治世俗主義在于確保社會和政治秩序免于制度化的宗教主導、霸權、暴政、壓迫、排擠和侵犯平等公民權。我們可以從世俗主義目標中提煉出保護宗教自由的思想。在自由主義國家,宗教自由以保護個人自治為基礎,非自由主義國家需要另一種敘事方法。自由主義國家宗教自由權的價值在于,它對人的境遇意義重大,而不是有利于組織社會。因此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確立公/私界限,宗教私人化,來確保宗教自由,這與自由主義國家聲稱的中立性一致。非自由主義國家,政治安排不基于公/私劃分,或者國家堅持中立性立場。但是,如果認為非自由主義國家不能高水平保障宗教自由,這是錯誤的看法。在非自由主義國家,宗教自由需要有不同理據,而國家踐行的世俗主義形式為高水平保護宗教自由提供必要條件。
 
II. 世俗非自由主義國家的宗教自由:四項必要特征
 
A. 特征一:拒斥任何宗教占據政治主導地位
 
也許這是世俗主義的應有之義。但是,即使在自由主義國家,世俗主義與某個主導性宗教也可能是兼容的。例如英國、瑞典、過去的挪威等都有國教。但是這些都屬于世俗國家,因為國教為歷史遺留,多為象征意義。這些溫和的宗教事務安排并不違反中立性的自由主義制度,只要不具有強制性。本文試圖指出的是,世俗主義所要求的政治權力安排是這樣:拒斥宗教處于永久、實質性(相對于形式上)政治主導地位,即壟斷性政治權力,例如只有某種宗教信仰者才能參政,這就使得某個宗教團體獲得壟斷性政治權力。當然,如果說某些職位專為某些宗教團體保留,并不一定構成永久性政治主導,如果還有其他重要職位開放給不同背景人士。
 
B. 特征二:公民權不以宗教身份為限制條件
 
該特征并不上升至自由主義的理想狀態,即國家應全面平等關注和尊重每一位公民。自由主義語境下的平等尊重,并不是根據良好生活的特定概念來對待公民,這種公民權平等的基本形式無法完全顧及宗教自由與平等之間的潛在沖突。如宗教團體基于教義對婦女、同性戀或非正統團體的歧視行為。宗教身份影響公民權的取得,可能會是這樣:某宗教團體成員不能獲得公民身份,其子女亦無法以血緣主義繼受公民身份。國籍標準有時將宗教信仰是否與本國文化價值一致作為條件,有間接歧視性質。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曾拒絕給予某個穿罩袍婦女法國國籍,盡管她早已嫁給法國人、育有三名法國子女、講法語,理由是該名婦女穿罩袍是奉行了一種極端宗教行為,與法國性別平等的核心價值不符。
 
在非自由主義國家,也許并不認為因宗教行為不夠同化而拒絕入籍有什么問題,但是,堅守世俗主義至少可以做到這一點,即不以明顯的宗教理由限制公民權。這個原則將確保非自由主義國家宗教多元的可能性和持續性。
 
C. 特征三:承認個人宗教自由權
 
毋庸多說,不承認個人宗教自由權的國家根本談不上所謂保護宗教自由。
 
D. 特征四:作為公共利益的宗教自由
 
在非自由主義國家,宗教自由更多的體現為宗教團體權利,這并非否認個人權利,而是將個人權利內嵌于團體權利,所以應當注意根據多種社會因素考量個人權利與團體權利的平衡。有人認為在非自由主義國家憲制下,個人宗教信仰權利并非基本權利或者優于團體或公共利益,所以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不論怎樣,非自由主義制度下認為宗教自由的正當性來自對社群利益的價值,例如滿足宗教多元化中不同宗教群體和平共處的需要。如果宗教信徒與團體對信奉和實踐宗教活動享有相對較高自主權,就不大可能出現不滿,維護社會和平于己有利,所以保護宗教自由將促進和平共處。這樣理解宗教自由使得宗教具有待定價值,因為將宗教作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加以權衡。衡量宗教自由價值不是基于對人的境遇具有重要性,而是對社會組織化是否有功用。
 
E. 局限性
 
和平共處作為宗教自由的理據具有局限性,因為這是出于實用主義的寬容。局限一,從確保和平共處的功能出發保護宗教自由,使宗教自由僅有工具性意義,不具有內生價值,意味著不因其自身存在來權衡是否保護宗教信仰和實踐,因而非自由主義國家更有可能在認為必要或有助于和平共處時采取管制宗教的措施。兩個領域的宗教活動易于受到管制:第一,針對其他宗教團體的冒犯性言論;第二,過激的勸誘改宗。冒犯性言論包括直接破壞其他宗教義或直接攻擊其他宗教團體的言論。后者有時被視為仇恨言論。過激的勸誘改宗被視為有損和平共處,因為宗教團體由此感受到威脅,視此類活動為故意破壞宗教群體的侵入行為。
局限二,宗教自由服務于和平共處,意思是服從于更廣泛的公共利益,特別是公共秩序。有批評認為宗教迫害就可能有助于維護和平,而非不見容于和平。但是本文認為宗教迫害代表社會失序,任何情況下都不構成和平共處。
 
III. 新加坡例證研究
 
A. 新加坡國家與宗教的社會和憲制背景
 
新加坡屬于非自由主義憲制,宣稱世俗性,同時允許國家干預宗教。皮尤研究報告指新加坡是232個研究對象中最具宗教多元性的國家。新加坡人口三分之一是佛教徒(34%),18%是基督徒,16%無宗教歸屬,14%穆斯林,5%印度教徒,猶太教徒不到1%,其余屬于民間傳統信仰或其他宗教。種族與宗教存在一定關聯度,并不絕對。據報告,74.2%為華裔,13.3%馬來裔,9.2%印度裔,3.3%其他族裔。但是,印度裔中59%是印度教徒,22%穆斯林,13%基督徒。華裔人口里有43%佛教徒,14.4%道教徒,20.1%基督徒。
 
新加坡憲制設計中有明顯的自由根基,但是從未以實施自由民主自居,反而實行國家意識形態,要求個人服從于群體和社會利益,被稱為威權主義,基本非民主,競爭性威權主義等。新加坡并不聲稱是自由主義國家,卻自認為是世俗國家,即使憲法本身沒有此類明示條款。而且管制宗教,表達對特定意識觀點的偏好。憲法第152(1)條規定,政府有責任持續性關注少數種族和宗教群體利益,為管制宗教提供依據。憲法還有涉及穆斯林的具體條款。
 
無論怎樣,新加坡的世俗主義符合前文提出的四項特征。第一,拒斥任何宗教居于政治主導地位。第二,公民權不以宗教身份為限制條件。憲法規定可以通過無涉宗教的四種途徑取得公民權,即出生、子女后代承繼、登記和歸化。任何宗教背景都可以獲得公民權。第三,憲法正式承認和保證個人信奉和實踐宗教的自由。同時有限制條款,規定宗教自由并不意味允許任何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的相關立法。司法和政治立場并不傾向于將此項權利解釋為基本(優先)權利,相對于某些國家利益,有案例認為宗教自由是從屬或同等權利,如果是同等性的,對于限制宗教自由的立法和政府行為就會存在最終利益權衡。
 
B. 為和平共處管制宗教:宗教和諧
 
特征四,宗教自由具有宗教團體和平共處的公共利益性質。在新加坡,宗教自由被視為宗教團體實現和平共處的必需條件,用“宗教和諧”這一術語體現在政治對話中。“種族與宗教和諧”于1988年作為政府倡議的五項共享價值之一,可以說被提升為準憲法原則。宗教和諧經常作為國家控制宗教的正當理據,實際上并非不利于宗教自由。為此目的有各種審慎的立法,如《維護宗教和諧法》、《煽動法》和《刑法》。政府更愿意采用非正式渠道直接積極處理宗教間關系。
 
1. 《維護宗教和諧法》(MRHA
 
新加坡于1990年通過《維護宗教和諧法》,用來防范批評者利用組織化宗教推進政治目標。立法宗旨很明確,就是防止宗教與政治混同。根據立法,內政部長有權發布命令,禁止宗教組織領袖或成員兩年內假借宗教言論,談論推進政治事業、具有顛覆性質、煽動對國家不滿或導致敵視其他宗教團體的話題。如果蔑視禁令還將受到刑事處罰。立法針對宗教領袖或宗教組織內有影響力的人士,而不是一般信眾。而且,特別限制宗教場所內發表的言論。
 
《維護宗教和諧法》并不反宗教,雖然禁止宗教與政治混同,但是宗教信徒可通過各種形式參與政治。一是不禁止宗教信徒個人以公民身份參與民主程序。立法白皮書中政府明確承認不可能將投票者的思想完全切分為世俗和宗教,只讓世俗那部分影響政治行為。這個觀點不同于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普遍假設,即個人作為公民參與民主政治時能夠不考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觀點。二是不禁止宗教團體對政府政策公開發表意見。因此,當宗教和宗教團體不被視為對政治或社會有敵意時,其價值取決于對社會的貢獻。立法白皮書強調宗教是社會的積極因素,宗教團體在教育、社區和社會功能等方面對國家作出重要貢獻。
 
2. 《煽動法》
 
立法雖然不直接針對宗教或宗教團體,但是由于“煽動傾向”包括“在種族或階層之間推動惡意和敵視”,有時就用來禁止宗教言論和行為。還有利用宗教平臺發表仇視、蔑視或引發不滿政府的言行等也會適用該法。另外還用于控制針對馬來-穆斯林的網絡仇恨言論,以及激進的基督徒對馬來-穆斯林采取的勸誘改宗行為等。案例顯示,在非自由主義情境下,勸誘改宗等屬于可能影響其他宗教組織的行為,宗教自由就會受到限制。因為該行為可能冒犯其他宗教群體,在不同宗教團體間制造惡意和敵視。當然這不限制個人選擇宗教或改變信仰的權利。
 
3. 直接非立法管制
 
政府積極采取雙邊或多邊的控制和調解措施,這種非立法的方式,盡可能考慮不同因素,鼓勵制定相互接受的解決方案,努力適應各方需求。新加坡政府自獨立以來就一直運用這種協調性規制手段,發揮很大作用。當某個問題會影響宗教團體間或宗教團體與政府間關系時,政府即出面干預,最先采用的干預方式是調解。有學者稱此為關系性憲制,指出這種理念認為如果目的不在于為權利辯護或懲罰違法者,運用法律手段就不太合適,因為會造成疏離效果,應當通過協商方式控制社會張力。
 
2003年通過的《宗教和諧宣言》,就體現這一理念。該文件屬于非立法性質,由政府倡議,各個宗教領袖推進完成。文件為宗教行為確立基本規則。宣言試圖用道德約束宗教領袖和信仰者,使其自我克制,為宗教組織自我規制確立框架。
 
C. 新加坡宗教自由度
 
有證據表明新加坡存在相對較高宗教自由度。例如,美國國務院報告連續多年認可新加坡憲法和法律以及政策規定了有限制條件的宗教自由,宗教組織的活動自由受到政府尊重。報告列出的主要問題是耶和華見證者信徒因拒服兵役受指控,不利于宗教和諧的限制措施,以及禁止某些公職人員和在公立學校穿戴頭巾。有學者認為新加坡屬于視宗教為威脅的國家,但是仍然評估新加坡對于宗教的管制水平為高政府管制、低宗教迫害、極低社會限制。
 
D. 社會和平路徑的局限
 
理解新加坡被評為高政府管制但是具有相對較高宗教自由度的悖論,關鍵在于新加坡將宗教自由視為實現種族-宗教和諧的一種功能。政府認為允許個人和宗教團體信奉和實踐宗教對保持社會和平和秩序很重要。世俗主義的做法如拒絕任何宗教占據政治主導地位,意味著政府必須表現出公平對待所有宗教,如果有特別待遇,則必須審慎提出理據。
 
政府限制措施的存在并不必然與低宗教自由相關聯,因為這些措施有可能不會普遍實施。例如《維護宗教和諧法》授權政府對限制宗教言論享有廣泛裁量權,卻從來沒有被正式援用過。其影響力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實際適用。警示本身就足夠。這一點被視為“寒蟬效應”,宗教領袖就可能自我審查以免越界。寒蟬效應也許并非多余,因為某些宗教言論會極度冒犯其他宗教團體,破壞和平共處。
 
在非自由主義國家對宗教言論和活動有明確限制,但是即使在自我標榜自由主義的國家也存在立法或社會規范限制言論。非自由主義國家保護宗教自由是基于工具價值而非內生價值,所以更有可能置于(或服從于)公共秩序中考量。
 
1. 局限一:(世俗)公共利益優先于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與公共利益沖突的衡平結果往往以公共利益優先為結果。以耶和華見證者拒服兵役案件為典型。法庭認為宗教信仰應得到保護,但是由此采取的行為必須符合相關公共秩序立法,而且宗教信仰和實踐都必須服從國家主權、完整和統一。政府在義務兵役制實施兩年后撤銷耶和華見證者的組織登記,禁止其發行所有出版物。另一起涉及教會與雇員的雇傭糾紛也表明世俗公共利益優于教會自治的宗教自由。教會解雇懷孕員工,因為其婚外情導致懷孕,該員工并非教會牧師,只在教會婚姻咨詢課程里從事行政輔助工作。雇傭法庭認為婚外情不構成解雇的充分理由。人力資源部認為雇傭法屬于世俗事務,不應考慮任何宗教理由,即世俗公共利益(不得因懷孕歧視女員工)優于宗教自治。
 
2. 局限二:支持有助于宗教和諧的宗教觀點
 
政府管制不可避免的指向最有助于國家利益的宗教教義解釋。要求采用最適于公共利益的教義,反對其他例如勸誘改宗、排他性救世教義,會導致要求宗教組織放棄某些核心原則。要求宗教組織一貫認可國家世俗性質,尊重彼此宗教自由,確保不濫用宗教制造沖突,可能與某些教義沖突,特別是要求一貫將國家目標置于宗教原則和信仰之上。
 
結論
 
自由主義-世俗主義價值和方法并不總是保障宗教自由和社會和平的最好路徑。新加坡這種世俗非自由主義國家為保證宗教間和平共處,采取相當強硬的宗教自由保護立場。對于文章開始提到的高音喇叭宣教事例,政府采用協調辦法,召開多方會議,達成各方相互讓步的協議,承諾不超出各自場所使用擴音器。社會和平不僅取決于法律的在場或缺席,其他條件也應具備,如致力于宗教和平共處、更好的宗教寬容,當然法律的存在可以鼓勵這種努力。非自由主義的世俗路徑并不完美,但是可行,世俗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
 
(摘譯自Jaclyn L. Neo, Secularism without Liberalism: Religious Freedom and Secularism in a Non-Liberal State, 2017 Michigan State Law Review 333-370. 作者Jaclyn L. Neo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系助教。譯者:湯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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