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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視域下的宗教:兼論基督教中國化
發布時間: 2019/10/17日    【字體:
作者:黃海波
關鍵詞:  信任 宗教 基督教  
 
 
——基于長三角宗教信仰調查數據的分析
 
內容提要:
 
現代多元社會中,宗教與信任之間的關聯更加復雜;用任何單一維度理解二者關系都是不充分的。根據長三角宗教信仰調查數據的回歸分析表明:(1)基督徒群體與佛教徒群體在政府信任上沒有顯著差異,這意味著宗教歸屬并不影響人們的政府信任水平;(2)無宗教歸屬的社會大眾對不同宗教的信任,同他們對政府的信任之間,有著不同的相關關系。據此,可以拓展對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解,一方面,不應把基督徒視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來特別對待,而是通過一般適用于全社會的績效因素等培育政府信任;另一方面要建立各個宗教之間的理性互動空間,消除社會大眾對基督教的不合理想象。
 
  一、宗教與信任:復雜的關聯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各主要分支都對“信任”現象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宗教被認為是影響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雖然將宗教與信任聯系起來延續了馬克斯·韋伯開創的傳統,①但在現代信任研究中,韋伯所強調的宗教通過個體心理約束而產生的道德行為對信任有積極影響,已被證明過于簡略。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在現代多元社會中,信任的類型、來源及其變化相當復雜,宗教與信任之間的關聯也比想象的更難以捉摸;任何單一維度在理解二者關系方面都是不充分的。
 
  當代社會科學主要考察社會經濟和政治這兩大領域中的信任狀況。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社會信任”,包含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與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政治領域中的“政治信任”,則主要指社會大眾對政治系統的積極預期。盡管波蘭社會學家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將信任的類型從最具體的人際信任,到對角色、群體、組織的信任,一直到抽象程度最高的對“社會系統、社會秩序或政權制度的總體品質”的信任,構成信任類型的“連續統”,并認為所有信任都以相同邏輯運作。②但是,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政治信任迥異于社會信任。政治信任存在于政治關系領域,不僅對象特殊,而且其形成、維系和運行也有自己的邏輯,并涉及沖突與權力關系,與大體上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信任”有根本差異。③宗教,在這兩個信任領域都有不同的表現。
 
  1.宗教與社會信任:矛盾的發現
 
  在信任研究的初起階段,研究者大多遵循韋伯的思路,把宗教視為一個整體,強調宗教(主要是基督新教)與“可信任性”(trustworthy)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認為宗教強調道德戒律,鼓勵人們勤奮工作和遵守規則,因此能提高社會的整體信任水平。④如福山⑤、帕特南⑥等都推崇美國新教在創造高水平信任方面的貢獻;美國的新教傳統或多或少被抹上了社會信任之主要源泉的理想化色彩。隨后的研究雖然有部分證實了福山與帕特南的判斷,但也有很多不一致的發現。這促使學界更加細致地分析宗教與社會信任的關系。
 
  首先,宗教的保守性與開放性對社會信任有不同影響。例如,在基督教新教中,福音派、五旬節宗派以及一些保守與基要主義教派,傾向于強調人類的罪性,認為本教團以外的世界是不友好的,從而形成“抗拒性亞文化壁壘”,試圖隔離世俗社會的敗壞影響。這些宗教團體的成員,更愿意信任內部成員,其總體信任水平低于主流教會成員;簡言之,這是一種與“特殊信任”而不是“一般信任”相聯系的宗教傾向。⑦這個維度反映了內在信仰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它源于對教義中某些方面的不同解釋與強調。
 
  其次,宗教的個體信仰層面和集體實踐層面對社會信任有不同影響。雖然很多研究表明宗教教義的保守性導致與外部世界的高張力,降低了信徒的信任水平;但是,有研究發現有些保守宗派的信眾,其信任水平與主流教派沒有差異。⑧一些學者認為,這反映了信仰的個體層面與信仰實踐的組織—集體層面對信任的不同效應。也就是說,雖然教義包含的價值觀內化于個體,影響信任水平;但是,宗教組織在集體活動中創造社會資本、抑制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對信任有更加顯著的影響。⑨這意味著,教義對信任的影響,受到宗教團體實踐方式的調整。正如志愿組織研究揭示的那樣,開放性志愿團體比孤立隔絕的團體更有利于一般信任的增長。⑩因此,無論宗教團體所持教義的保守程度如何,它們都會根據所處的不同情境,發展出開放度不同的實踐形態,從而通過組織的“網絡溢出效應”而對信任水平產生更為實質性的影響。(11)這實際意味著,信仰的保守性并不必然導致組織實踐的封閉性與高張力。
 
  第三,宗教的社會處境差異對社會信任有不同影響。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宗教成員身份、教會參與頻率等純粹的宗教因素,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并不顯著。(12)這讓一些學者開始意識到,不能脫離社會情境孤立地看待宗教與信任的關系。例如,同樣是天主教,其教義和組織活動方式大體相同,但在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天主教對信任的影響有顯著差異。(13)這種差異源于天主教所置身的不同社會處境,而不是教義或信仰。另一項對孟加拉國農村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分析發現,處于少數地位的印度教徒的一般信任水平,要顯著低于居主流地位的穆斯林。(14)有學者指出,一個國家的主流宗教通常已與本國文化揉合在一起并代代相傳,而歸屬于少數派宗教(minority religion)的人,他們的信任水平是社會歧視的結果,而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特點。(15)
 
  2.宗教與政治信任:模糊的影響
 
  政治信任是民眾基于理性思考、實踐感知、心理預期等對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職人員行為的信賴,它能夠緩和沖突,提高政府支持率與合法性。政治信任包括“政府信任”與“體制(制度)信任”兩個維度。后者指人們對現行政治體制及其運行原則的認可,是超出具體人和機構的彌散支持。但在一般情況下,民眾對具體的政府機構有著更直觀的感受,并且由于制度供給和制度執行的主體是政府及其官員,因此,對政府的信任聯結著“泛化”的體制與制度信任,它們之間有著內在關聯性;故而政府信任在很多研究中成為考察政治信任的主要依據。(16)當然,在現實中,對政府機構及其官員的信任,與對政治體制的泛化信任并不會同步變化,前者是有意義的參考,但并不是決定性的指標。
 
  政治信任研究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其關注的重點是現代民主的不同模式下的政治信任問題,并且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17)宗教對政治/政府信任的“直接”影響并非主要議題。正如有學者用10個歐洲國家的數據所表明的那樣,在影響政治信任方面,個人對政治和經濟績效的評價,遠比宗教因素重要得多。(18)盡管如此,在有關宗教影響民眾的政黨支持、投票行為、政策偏好以及宗教政治動員等研究中,多少也涉及了這個問題。例如羅伯特·伍斯諾(Robert Wuthnow)指出,美國自“二戰”以后出現了跨越各個宗教的“兩極分化”:一端是保守主義或福音派基督徒;另一端是自由派或世俗人文主義。這個分化使得民眾在諸如社會福利、軍費開支、性別平等、外交關系、稅收等公共議題上爭論不斷,并影響相關的政策和決策。(19)其他有關政黨/總統支持率的研究也表明,宗教教義的保守性與否,顯著影響民眾對不同政黨及其總統候選人、在任總統的支持。(20)對澳大利亞和拉美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21)如果對政黨、政策的“支持”是政府信任的表征之一的話,這些研究某種程度上也涉及了宗教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問題。不過,這些研究主要著眼于教義所體現的倫理價值觀對政治議題的評判,與政治信任這樣一種心理—情感取向還是有所區別。
 
  麥克斯·威爾(Rahsaan Maxwell)對英國穆斯林的研究,則揭示了非宗教因素對宗教群體的政府信任之影響。他發現,英國穆斯林的政府信任水平高于本土基督徒,這與通常的印象正相反。一般認為英國穆斯林是社會與文化上的外來者,傾向于疏離和極端。但事實上,穆斯林的政府信任主要由他們的“移民身份”而不是宗教所型塑,移民通過比較而對當下生活有更高的相對滿意度,從而提高了政府信任。但是,這些移民的后代即二代穆斯林對政府的信任與那些本土基督徒相比則沒有顯著差異。(22)這與社會信任研究中,社會情境因素對信任的影響超過宗教因素的發現相一致。
 
  比較而言,宗教對“社會信任”的影響更為直接和顯著。基于對“社會信任”是否延伸至政治領域的不同理解,政治信任研究形成兩大主要分析路徑:文化主義路徑關注社會信任的“溢出”效應,認為政治體系的“外部”因素,主要指在早期社會化、人際網絡及社團參與中培育的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有重要作用;而制度主義路徑雖然也承認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但更強調政治系統本身的運作績效與聲譽等對政治信任的影響。(23)雖然不少研究都試圖綜合兩個路徑,而且文化因素對政治信任的長期影響也在很多研究中得到證實,但政治系統本身的性質、結構以及績效對政治信任有相對獨立的影響越來越成為共識。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社會信任并沒有密切地同政治信任聯系在一起,二者有著不同的起源,“人們為了不同的理由,以不同的方式表達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24)不過,盡管存在爭議,但在一定的范圍內,仍然可以認為宗教通過培育社會資本、社會信任以及形成基于信仰的倫理道德評判,從而對政治信任產生間接而長期的影響。
 
  二、中國宗教與信任:研究思路與假設
 
  相比之下,國內學界對中國宗教與信任之關系的研究剛剛起步;定量研究更是不足,僅有少量分析了中國宗教與社會信任、人際信任的關系。(25)而在政治/政府信任專題領域,只有極個別研究將宗教信仰的“有無”作為一種人口統計學變量納入分析,(26)沒有考慮到不同宗教之間的差異,也沒有展開進一步分析。而且,在為數不多的涉及宗教的政治信任研究中,都只從整體主義的單純“宗教歸屬”角度,粗略比較不同宗教群體在政治信任上的差異。然而,“宗教歸屬”只是簡單的群體分類,雖然有其認知與管理上的意義,但具有將宗教信眾的認同或行動“單一化”地固著在宗教身份上的傾向。事實上,信徒對教義與倫理原則的理解、“領受”都有不同,其具體實踐更是千差萬別。“信仰不是問題,關鍵是如何信仰”。(27)前文對西方學界有關宗教與信任之間關系的研究回顧,也揭示了單一“宗教歸屬”維度之不充分性。
 
  本文選擇從“政府信任”的角度考察二者的關系。這是由于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政治信任十分關鍵,國民對國家、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一般意義上社會信任的基礎;(28)那么,不同宗教影響人們的“政府信任”嗎?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相關假設:
 
  首先,不同宗教的政府信任水平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在此,我們仍然沿襲目前通行做法,從單一“宗教歸屬”(religious affiliation)角度比較基督徒群體與佛教徒群體,因為這兩個宗教都屬于“外源性”宗教,而后者公認是充分中國化的典范。那么,這會使佛教徒群體對政府的信任高于基督徒群體嗎?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一個假設是:
 
  假設1:整體而言,佛教徒群體的政府信任水平高于基督徒群體。
 
  其次,除宗教歸屬外,本文也考察三類可能影響政府信任的其他因素。一是對信仰關系的理解,即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與其他信仰的關系;這種理解反映了基于對教義不同方面的強調而形成的在信仰上的保守性、寬容性、平等性和開放性程度;二是慈善捐款參與。在當前的政府信任研究中,社會參與被認為能夠促進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合作,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感。(29)本文分別以政府和宗教團體組織的慈善捐款來考察社會參與情況,它們代表著“吸納式”和“關切式”參與這兩種不同的驅動機制;(30)三是政府績效因素。在一般的政治信任研究中,經濟增長、腐敗治理、環境-生態保護、社會福利以及政策的公平公正等等績效因素是考察的重點,本文將“個人生活滿意度”作為政府績效的間接測量。為此,有以下假設:
 
  假設2:信仰關系理解對宗教信眾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
 
  假設3:宗教信眾參與政府組織的慈善捐款會提升政府信任。
 
  假設4:宗教信眾參與宗教組織的慈善捐款會提升政府信任。
 
  假設5:宗教信眾對個人生活越滿意,對政府的信任就越高。
 
  第三,由于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符號,其影響會超出信仰者內部。這種影響并非基于信仰內化和共同體參與,而是鑲嵌在宗教的公眾形象建構中,通過社會公眾對這個形象的不同解讀而發揮作用。由于“信任的美名能夠在……多種關系和多種體制之間傳遞和推廣……”(31)因此,本文考察佛教和基督教以外的社會大眾對這兩個宗教的信任與對政府的信任之間是否存在關聯。由于中國宗教通常被認為只有有限的公共影響力,為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6:在無宗教歸屬的大眾中,信任基督教與信任政府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假設7:在無宗教歸屬的大眾中,信任佛教與信任政府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三、數據與測量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華東師范大學李向平教授主持的“長三角地區信仰調查(2011)”(以下簡稱“長三角調查”)。該調查依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建立起上海市、省會城市(南京、杭州)、非省會副中心城市(寧波、蘇州與無錫)以及其他10個地級市的四個抽樣框,按PPS多層隨機抽樣原則,以Kish表入戶方式,對18-70歲常住人口進行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3000份。本研究剔除個案數較少的信仰伊斯蘭教(共10例)、天主教(10例)與道教(5例)者的數據以及少量缺失值較多的樣本,得到共有2964個有效個案的樣本。根據本文的目的,對原始問卷中的題項加以整理后得到所使用的變量(見“表1”)。
 
  第一是宗教歸屬變量。除了信仰“佛教”、“基督教”者以外,我們把樣本中自述為“沒啥固定信仰,偶爾拜拜神”、“其他信仰”、“沒有我想要的神可以信仰”以及“無神論”者,合并為“無宗教歸屬”者;(32)這些類別的填答者雖然可能有其他各種宗教性或世俗性的信仰,但都沒有歸屬(affiliation/belonging to)于佛教與基督教,(33)他們構成了佛教與基督教信眾以外公眾的大部分(不含天主教、道教與伊斯蘭教)。
 
  第二是信仰關系理解變量。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問題來把握:“我的信仰是惟一正確的信仰”(信仰惟一性)、“我的信仰未必是惟一正確,但比其他信仰要好得多”(信仰優越性)、“當社會有些規定和做法不符合我的信仰時,我必須接受這些社會規定,適當妥協”(對世俗規則的態度)。這些變量均為5水平連續變量。
 
  第三是慈善捐款參與變量。主要通過問題“寺觀教堂組織時捐款”和“政府組織時捐款”來測量,有“參與”(賦值1)和“沒有參與”(賦值0)兩個水平。
 
  第四是生活滿意度。主要包括四個變量。前三個變量反映個人生活滿意度,即:收入滿意、家庭和睦與身體健康,(34)第四個變量是社會調查中測量“一般信任”的標準問題,即“你是否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是可信的?”(35)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上測量的是人們對生活于其中的外部環境之總體“可信任狀況”的評價,而不是實際給予的信任。(36)以上這些主觀感受反映人們對生活的滿意感、安全感,間接反映了人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
 
  第五是信任對象變量。問卷以里克特五點量表分別測量人們對不同對象的信任程度。(37)本研究包含三類信任對象,分別指涉三種信任類型:
 
  (1)政府信任。具體對象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級政府與鄉鎮政府五級。
 
  (2)對基督教的信任。在調查中主要根據對普通基督徒、牧師、教會的信任來考察對基督教的整體信任情況。
 
  (3)對佛教的信任。主要根據對普通佛教居士、和尚(尼姑)以及寺院的信任來考察對佛教整體的信任情況。
 
  將上述信任對象用因子分析降維,Kaiser標準化正交旋轉后抽取3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計解釋的總方差為73%;內在信度檢驗總信度系數達到0.82。這3個因子分別是信任政府(信度系數0.911)、信任基督教(信度系數0.788)、信任佛教(信度系數0.798)。將3個因子內部諸信任對象的得分分別加總后得到3個新的連續型變量。
 
  第六是人口統計學特征變量,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
 
  四、政府信任的分群體回歸分析
 
  以“政府信任”為因變量,用Stata14.0冪階梯分析后表明該變量的平方接近正態分布,因此對之作平方轉換。以宗教歸屬等為自變量,分別對“宗教信仰者”(基督徒與佛教徒)群體和“無宗教歸屬者”群體的政府信任狀況在Stata14.0中作robust回歸,得到2個模型。分析結果如下(見“表2”):
 
  首先,“模型一”反映,宗教信仰者群體(佛教徒與基督徒)中,當控制了其他因素時,“宗教歸屬”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沒有達到顯著;也就是說,不管信仰佛教還是信仰基督教,在政府信任方面沒有顯著差異,“假設1”沒有得到證實。
 
  其次,“信仰關系理解”在信仰者群體中(模型一),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都沒有達到顯著,“假設2”被拒絕。這可能是由于對這兩類宗教信仰者而言,信仰關系的理解主要引導他們在同屬于“彼岸”指向的不同宗教信仰間比較,而與世俗取向的政府行為關聯度很弱。因此,在宗教信仰者群體中,信仰關系理解對政府信任的效應雖然存在,但并不能達到統計顯著性。
 
  第三,慈善捐款參與方面,在“模型一”的宗教信仰者群體中,參與宗教團體組織的捐款者,比沒有參與者的政府信任水平更高,且達到統計顯著性;參與政府號召的捐款則對政府信任沒有顯著影響。因此,“假設3”得到證實,而“假設4”被拒絕。
 
  第四,在“模型一”的宗教信仰者群體中,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以信任者,比認為多數人不可信任者,有著更高的政府信任水平;家庭和睦與身體健康也與政府信任有正相關關系。但收入滿意程度對政府信任沒有顯著影響。因此,除了收入滿意度以外,“假設5”基本得到證實。它間接反映了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實際上,在無宗教歸屬者群體中,生活滿意度也與政府信任存在相同的正相關關系。
 
  最后,在“模型二”的無宗教歸屬者中,對基督教的信任與信任政府有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信任佛教則與政府信任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假設6”和“假設7”都不被接受。這個發現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結論與討論
 
  上述回歸分析表明,單純從“宗教歸屬”的整體性角度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基督徒與佛教徒這兩個群體的政府信任水平并沒有顯著差異。這意味著,不能只根據“宗教歸屬”判斷人們的政府信任狀況。宗教信徒的政府信任實際上受到其他“非宗教因素”的顯著影響。本文分析發現,無論是在宗教信仰者還是在無宗教歸屬者中,間接反映政府治理績效的生活滿意度指標,大多與政府信任有著顯著正相關關系。由宗教團體組織的慈善捐款活動也能顯著提升宗教信眾的政府信任水平。不過,本文最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對宗教的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有不同的相關關系。主要體現為:在宗教信仰者群體中,對基督教的信任同對政府的信任無關,而對佛教的信任則與政府信任正相關;在無宗教歸屬者群體中,對基督教的信任與對政府的信任負相關,對佛教的信任則與政府信任正相關。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
 
  伯納德·巴伯(Bernard Barber)認為,當人們無法了解某些對象的專門知識、技術能力或日常習慣的行為時,就會期待對方有道德上的義務和責任關心自己的利益。(38)這種期待可以形成信任,而降低或缺乏這種期待則表明信任不足甚至不信任。吉登斯把“缺乏完整的信息”視為尋求信任的首要條件。(39)可以認為,無宗教歸屬者大多是在對這兩種宗教并無真正了解的基礎上,對它們有不同的期待,從而決定是否對之表達信任。那么,這種期待的內容是什么?本次調查并沒有涉及這些問題,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在此,可以嘗試初步解釋。
 
  無宗教歸屬者對基督教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在公共教育、大眾媒體和網絡信息中的基督教形象。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基督教主要以比較負面的形象出現;這同基督教在近代史中的表現有關。但是,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基督教的形象有所改觀。因此,在社會公眾中,雖然很多人仍然沿襲以往對基督教的負面評價,但越來越多的人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基督教;還有一些人則把基督教同現代文明相聯系,但不乏片面性,忽略其在歷史中更為復雜的表現。無論持有何種態度,在無宗教歸屬的大眾中,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某種社會文化符號,甚至與某些政治理念或價值觀相聯系,這構成了他們對基督教期待的主要內容。這種期待并不像基督徒對自身信仰的期待那樣朝向“彼岸世界”,而是落腳在“此岸世界”。
 
  對政府的信任則是對政治體系和政治行動者將來是否會維護、增加社會福利與個體權益的預期。(40)盡管人們或多或少會同政府部門、官員打交道并獲取相應信息,但對龐大復雜的政府運作及其技術能力等仍然缺乏充分了解。因此,這種信任也具有巴伯所說的“道德義務與責任”的性質;經濟發展等績效因素通常要經過人們的反思性評估才會產生政府信任。(41)這種評估很大程度上也受媒體宣傳以及大眾評價的影響,(42)蘊含著價值判斷。
 
  因此,可以認為,無宗教歸屬的大眾在不完整信息的基礎上,對政府和基督教這兩個對象實現自己未來利益的可能性以及實現方式、途徑,存在著不同的期待,從而使得人們對二者的信任呈現負相關關系;這也表明,無宗教歸屬者對這兩個對象的期待,是在相同的社會文化層面進行比較的。
 
  與無宗教歸屬者不同,宗教信仰者群體對基督教的信任卻與政府信任沒有顯著關聯。這意味著,宗教信仰者對基督教的信任,是在對基督教內的各個對象掌握經典、理解教義、信仰虔誠以及道德操守等具體方面的信任:對基督徒而言主要是指向“來世救贖”的技術能力信任;對佛教徒而言是宗教間的社會信任。因此,宗教信仰者對基督教的信任,與政府信任處于不同的層面,因此沒有顯著關聯。
 
  不過,無論是宗教信仰者群體,還是無宗教歸屬者,對佛教的信任同政府信任之間都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或許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佛教已是充分中國化了的宗教,已被整合進了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說的“信任網絡”中,(43)然而,這種信任網絡的意義,仍然有待進一步分析。上述不同群體的宗教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見“表3”。
 
  第二,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拓展對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解。盡管中國基督教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已經在教權上徹底擺脫了西方的控制,走上“三自”的道路;但是,基督教的“洋教”印象始終未能徹底消除。很多人認為,與其他本土宗教相比,基督教與當前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之間存在著更高的張力,這種印象容易被一些實際發生的個案所強化并推演到整個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中國化”在近年來引起重視,旨在促進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之間形成良性和諧的關系。
 
  當前倡導的“基督教中國化”,是在中國快速發展和深刻轉型的歷史時期,由教外知識界首倡,(44)其目標是“解決中國基督徒的身份認同問題,即中國基督徒理應做中國人、走中國道路的問題”,(45)處理由于基督教“異質的教義特征及文化表征”所導致的“種種齟齬乃至沖突”。(46)
 
  由于“信任對穩定的社會關系非常重要”,(47)在人類不同社會活動領域都具有基礎性作用,因此,建立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和諧關系,就不得不考慮“信任”問題。盡管信任的定義并不統一,但最低程度上它是指人們相信他人不會故意損害自己的利益,更進一步則是相信他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事;以這種信念為基礎,才能產生穩定的社會交往關系,形成富有成果的集體行動與合作,并且降低社會交往的復雜性,尤其是降低社會監控的成本。(48)因此,從“信任”的角度思考“基督教中國化”十分必要。本研究表明:
 
  (1)基督徒群體在政府信任上與佛教徒群體沒有顯著差異。這意味著,單純的宗教歸屬本身并不是影響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那些影響一般民眾政治信任的政府績效等因素,對宗教信眾的政治信任同樣起作用。因此,對公眾的優先事務作出回應,發現并懲治腐敗行為,保護人民群眾利益以及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提升群眾政府信任的重要舉措,對基督徒也不例外。
 
  (2)無宗教歸屬的大眾中,信任基督教與政府信任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基督教在大眾中的形象,是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需要處理的難點問題。這種形象使“基督教”對某些人而言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符號而得到不同解讀,脫離當前中國基督教的真實狀況。這種形象建構也意味著中國基督教與社會大眾的隔閡。因此,基督教中國化需要消除大眾對基督教的各種不切實際的想象。這就需要一方面著力推進中國化的各項舉措;(49)另一方面,要建立各個宗教以及世俗信仰體系之間的公共互動空間與平臺,使宗教信眾合理表達信仰,(50)在此基礎上促進相互了解和理解。
 
  總之,本文從宗教信仰者與無宗教歸屬者兩個群體入手,考察宗教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局限。這種局限一方面僅根據單一宗教歸屬來判斷政治/政府信任,暗含宗教信眾在日常生活中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的假定,忽略現實中人們身份認同和活動領域的多重性;另一方面,這種局限也忽略了宗教在信眾以外建構起來的公眾形象對信任的影響。不過,今后的研究還應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地區和其他宗教,并且增加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從而更加深入和完整地理解中國宗教與信任之間的關系。
 
  ①韋伯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系的考察,雖然并沒有系統地分析信任問題,但是他對理性化資本主義特征的概括,尤其是對新型商人品格的描述,實際上已涉及了這個問題。這些商人“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業中”,這是因為“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所產生的心理約束力的影響”能夠“轉而指導日常行為并制約個人行動。”(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三聯書店,1987年,第50、73頁)因此,有學者認為,韋伯實際上處理的正是交易中的信任問題。一個人的新教教派的成員資格,成為“一種道德品質的證書”,“確保了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信用關系……”(參見李猛:《論抽象社會》,《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1期)
 
  ②[波蘭]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程勝利譯,中華書局,2005年,第56-62頁。
 
  ③[美]馬克·E.沃倫編《民主與信任》,吳輝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291頁。
 
  ④N Berggren & C ,Is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in daily life related to social trust? Cross-country and cross state comparison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1,Vol.80(3),pp.459-480.
 
  ⑤[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73-293頁。
 
  ⑥[美]羅伯特·帕特南:《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劉波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2-63頁。
 
  ⑦C.E.Smidt,Religion and Civic Engagement:A Comparative Analysi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9.Vol.565(1),pp.176-192; M.R.Welch,D.Sikkink,E.Sartain and C.Bond,Trust in God and Trust in Man:The Ambivalent Role of Religion in Shaping Dimensions of Social Trust.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4,Vol.43(3),pp.317-343; T.Coreno,Fundamentalism as a Class Culture.Sociology of Religion,2002,Vol.63(3),pp.335-360; S.W.Lundasen and L.Tragardh,Social Trust and Religion in Sweden:Theological Belief Versus Social Organization.In Joep de Hart,Paul Dekker,Loek Halman,editor,Relig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Springer Dordrecht Heidelberg New York London,2013.p.113.
 
  ⑧M.R.Welch,D.Sikkink,E.Sartain and C.Bond,Trust in God and Trust in Man:The Ambivalent Role of Religion in Shaping Dimensions of Social Trust.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4,Vol.43(3),pp.317-343.
 
  ⑨參見R.Barro and R.McCleary,Relig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n International Panel.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6,Vol.45,pp.149-175; M.R.Welch,D.Sikkink,E.Sartain and C.Bond,Trust in God and Trust in Man:The Ambivalent Role of Religion in Shaping Dimensions of Social Trust.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4,Vol.43(3),pp.317-343; D.Wollebaek & P.Selle,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So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pproaches compared.Journal of Civil Society,2007,Vol.3(1),pp.1-25; P.Paxton,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nd Generalized Trust:A Multilevel Model Across 31 Countries.Social Forces,2007,Vol.86(1),pp.63-75。
 
  ⑩P.Paxton,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nd Generalized Trust:A Multilevel Model Across 31 Countries.Social Forces,2007,Vol.86(1),pp.63-75.
 
  (11)MacGregor,Religion and Volunteering in Context:Disentangling the Contextual Effects of Religion on Voluntary Behavior.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2,Vol.77(5),pp.747-779.
 
  (12)C.E.Smidt,Religion and Civic Engagement:A Comparative Analysi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9.Vol.565(1),pp.176-192;A.Alesina,and E.L.Ferrara,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Vol.85(2),pp.207-234.
 
  (13)Pablo Branas-Garza,M.Rossi and D.Zaclicever,Individual'1 s Religiosity Enhances Trust:Latin American Evidence for the Puzzle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9,Vol.41,pp.555-566; P.J .Zak and S.Knack,Trust and Growth.The Economic Journal.2001.Vol.111,pp.295-321.
 
  (14)Olof Johansson-Stenman,Minhaj Mahmud and Peter Martinsson,Trust and Religion: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Rural Bangladesh.Economica,New Series,2009,Vol.73(303),pp.462-485.
 
  (15)L.Guiso,P.Sapienza,and L.Zingales,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Vol.50,pp.225-282.
 
  (16)參見趙泉民:《論轉型社會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視角》,《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孟天廣:《轉型期的中國政治信任:實證測量與全貌概覽》,《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3月;劉昀獻:《當代中國的政治信任及其培育》,《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17)上官酒瑞:《國外政治信任研究的歷史進程與理論聚焦》,《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7月。
 
  (18)W.Mishler and Richard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1,(34),pp.30-62.
 
  (19)Robert Wuthnow,The Struggle for America's Soul:Evangelicals,Liberals,and Secularism.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1989,pp.177-178.
 
  (20)Geoffrey C.Layman,Relig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Impact of Beliefs,Affiliations,and Commitment From 1980 to 1994.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97,Vol.61(2),pp.288-316.
 
  (21)Eric Patterson,Religious Activ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Brazilian and Chilean Cases.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5.Vol.47(1),1-29; Clive Bean,The Forgotten Cleavag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ustralia.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9.Vol.32(3),pp.551-568.
 
  (22)Rahsaan Maxwell,Trust in Government Among British Muslims:The Importance of Migratioin Status.Political Behavior,2010,Vol.32(1),pp.89-109.
 
  (23)W.Mishler and Richard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1,(34),pp.30-62.
 
  (24)K.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Vol.22(2),pp.201-214.
 
  (25)這些研究主要有:阮榮平、王兵基于中國10城市調查數據,分析了宗教信仰對社會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中不同半徑群體信任的影響(阮榮平、王兵:《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國十城市的經驗數據》,《社會》2011年第4期);李峰基于上海數據分析了民眾對宗教組織的信任狀況,以及新生代對基督教的信任態度(李峰:《對宗教組織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數據為例》,《社會》2013年第2期;李峰:《新生代對基督教的信任態度及中介機制:以長三角地區數據為例》,《社會》2015年第2期);胡安寧對中國城市基督徒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的研究(Anning Hu,Generalized trust among Christians in urban China:Analysis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Current Sociology,2013,Vol.61(7).pp.1021-1039);王佳、司徒劍萍對當代中國宗教信仰與人際信任的研究(王佳、司徒劍萍:《當代中國社會的宗教信仰和人際信任》,《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4期),以及竇方對不同宗教與親緣信任、熟人信任、外人信任、一般化信任的關系之考察(竇方:《宗教信仰與中國居民的信任水平——基于2010年CGSS數據》,《社會學》2013年第1期)。此外,李向平通過對當代中國基督徒企業的研究,深入思考了新教倫理對中國社會信任的建構問題(李向平:《新教倫理與社會信任的中國建構》,載李向平著:《信仰但不認同:當代中國信仰的社會學詮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26)張海良、許偉:《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基于數據CGSS2010的實證分析》,《理論與改革》2015年第1期。
 
  (27)李向平:《信仰但不認同:當代中國信仰的社會學詮釋》,第500頁。
 
  (28)鄭永年:《中國改革三步走》,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29)參見孫昕等:《政治信任、社會資本與村民選舉參與》,《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4期;熊易寒:《社區選舉:在政治冷漠與高投票率之間》,《社會》2008年第3期;胡榮:《農民上訪與政治信任的流失》,《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3期;楊敏:《公民參與、群眾參與與社區參與》,《社會》2005年第5期。
 
  (30)高勇:《參與行為與政府信任的關系模式研究》,《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5期。
 
  (31)[美]伯納德·巴伯:《信任:信任的邏輯和局限》,牟斌、李紅、范瑞平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32)之所以把這四類歸于一類,原因在于:那些“沒有固定信仰”,只是“偶爾拜神”的人,他們或許信仰各種民間神祇,甚至包括佛道教中的神靈,但他們只在一些特殊時刻與場合會拜神(如在春節或為了升學等特殊重要的事情),并沒有把自己當作宗教信徒。那些選擇“其他信仰”者可能對自己的信仰有明確認知,如信仰儒教者,或者其他各種世俗性質的信仰,或其他民間宗教(如媽祖)與外來/新興宗教(如巴哈依教)等,但他們自我認定不屬于上述佛道和基督宗教。那些認為“沒有想要的神可以信仰者”,可能是宗教與靈性領域的“尋求者”(seekers),他們雖然不一定否定神的存在,但對調查中所列的宗教都沒有信仰。“無神論”者的構成可能比較復雜,他們中包含一些真正的徹底的無神論者,也包含一些不那么徹底的無神論者。
 
  (33)也沒有歸屬于另外三個被剔除的宗教。
 
  (34)五點利克特量表評分為1分(非常不滿意)至5分(非常滿意)。我們把“比較滿意”與“非常滿意”歸并為“滿意”,賦值為“1”,把“非常不滿意”、“不太滿意”以及“說不清”三類歸并為“未能滿意”,賦值為“0”。
 
  (35)原始回類別是:1=大多數人可信;2=大多數人不可信;3=說不清,研究中調整為:“大多數人可信”的賦值為“1”,選擇“大多數人不可信”以及“說不清”的賦值為“0”。
 
  (36)K.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Vol.22(2),pp.201-214.
 
  (37)1=非常不信任,2=不太信任,3=說不清,4=比較信任,5=非常信任。
 
  (38)[美]伯納德·巴伯:《信任:信任的邏輯和局限》,第11-19頁。
 
  (39)[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29頁。
 
  (40)張文宏、馬丹:《社會經濟地位、民主觀念與政治信任》,《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41)A.Tucher,The Role of Reflexive Trust in Moderniz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s.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2004,Vol.28(1),pp.53-74.
 
  (42)李艷霞:《何種信任與為何信任?——當代中國公眾政治信任現狀與來源的實證分析》,《公共管理學報》2014年第2期。
 
  (43)[美]查爾斯·蒂利:《信任與統治》,胡位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頁。
 
  (44)“基督教中國化”命題的再次提出,始自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聯合發起的“基督教中國化”論壇。
 
  (45)卓新平:《基督教中國化三要素:對中國政治的認同、對中國社會的適應、對中國文化的表達》,《中國民族報》2015年3月17日。
 
  (46)唐曉峰:《基督教由誰來中國化?》,《中國民族報》2014年9月9日。
 
  (47)[美]彼得·M·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55頁。
 
  (48)關于信任的有關界定及其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意義,可參見[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08-135頁;[英]羅伯特·1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頁;[德]尼古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瞿鐵鵬、李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頁;[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第6頁;K.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Vol.22(2),pp.201-214; J.David Lewis and A.J.Weigert,The Social Dynamics of Trust: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1985-2012.Social Forces 2012,Vol.91(1),pp.25-31.
 
  (49)學界目前對如何推進基督教中國化大體上形成三種視角,即“結構—要素的綜合視角”、“功能—關系的實踐視角”以及“多元主體的行動者視角”,每個視角下都有若干有影響的理論觀點:
 
  1.結構—要素的綜合視角。認為基督教的中國化涉及不同的層次與要素,這些構成要素并非同步變化;因此,這一視角大多強調某些關鍵要素,或是提出若干統攝性的標準。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是卓新平(2015)提出的“三大核心要素”說,即“對中國政治的認同、對中國社會的適應以及對中國文化的表達”。其它兩個視角雖然著眼點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包含結構—要素視角的內容。
 
  2.功能—關系的實踐視角。并不強調具體構成要素的變革,而是著眼于基督徒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與關系建構。如張志剛(2011)認為,基督教中國化的重點并不在基督教的經典、教義和神學本身,而是基督徒的社會實踐效果,即對于它所傳入的民族或國家的生存發展,主要是起到正面、積極的社會歷史作用,還是負面、消極的社會歷史影響。徐以驊(2015)總結了20世紀初到50年代,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進步事業的三次“重大結合”,強調這種共同事業對基督教中國化的意義。李向平(2014)主張建立各個宗教信仰體系之間的公共互動空間與平臺,促使形成一個超越各個宗教,同時又包容各自信仰體系的公共信仰模式,使宗教信眾以公民與信徒的雙重身份踐行公民職責與權利,表達宗教信仰,基督教中國化才能在公共理性框架下順利推進。曹南來(2015)主張中國特色的基督教要嵌入公共道德與個人倫理領域,參與搭建中國傳統價值與世界商業經濟之間的道德橋梁。
 
  3.多元主體的行動者視角。強調基督教界在推動中國化進程中的主要角色的同時,也超越了過去把其他主體視為外在環境與實施條件的局限,將基督教以外的行動者也視為與中國化有關的積極主體。如陶飛亞(2012)指出,基督教中國化涉及基督教界、中國社會與中國政府三個方面的交叉互動。唐曉峰(2014)則增加了“宗教學界”這個主體,并對基督教中國化承擔者、參與者等各主體的責任進一步細化,強調各個主體職能的有效履行是基督教中國化成功的關鍵。
 
  以上引用文獻包括卓新平:《基督教中國化三要素:對中國政治的認同、對中國社會的適應、對中國文化的表達》;張志剛:《“基督教中國化”三思》,《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徐以驊:《從“正定天主堂慘案”談基督宗教的中國化》,載徐以驊、張慶熊主編《基督教學術》(第13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李向平:《公民基督徒與基督教的中國化問題》,《文化縱橫》2014年第4期;曹南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實現宗教社會的融合與創新》,《中國民族報》2015年5月26日;陶飛亞:《從基督教界、知識界、政界三個視角看基督教中國化》,《中國民族報》2012年4月17日;唐曉峰:《基督教由誰來中國化?》。
 
  (50)李向平:《公民基督徒與基督教的中國化問題》。
 
原文出處:
《世界宗教研究》(京)2017年第20173期 第144-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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