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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精神與對改革的理解——埃及革命前后正統思想與現代主義的交鋒
發布時間: 2019/10/10日    【字體:
作者:高語含
關鍵詞:  改革 埃及革命 正統思想 現代主義  
 
 
伊斯蘭宗教思想基本上不承認革命是通向改革與變革的途徑。因此,以暴力進行的變革最多是通過一種簡單明了的、有限度的、經過周到考慮的軍事行動才成為可以設想的,比如一場刺殺。此外,在正統思想中有這樣一種傳統的說法:ḥakimunġašūmḫairunminfitnatintadūm(一個統治著的暴君勝過一場持續的國民騷動)。這種表面上認真負責的態度確實使穆斯林們免受血光之災,但與此同時,它也為獨裁統治的建立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直到2011年1月25日的革命前夕,除了圣戰主義者(Ǧihādisten)以外的所有埃及宗教思潮領袖都是從這種消極的態度出發來行動的。就在穆巴拉克下臺前夜,愛資哈爾的大教長還通過了一項禁止針對總統之暴動的教法決議(Fatwa)。對納加爾(al-Naǧar)這位知名的教長而言,一場革命意味著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崩塌。[1]
 
雖然受到政治野心的驅使,穆斯林兄弟會還是從一開始就拒絕參與到示威游行當中——反正根據伊本·阿卜杜拉·瓦哈比(Ibn Abdel Wahhab)的教義,薩拉菲主義者本就應該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當自由主義運動“基法亞”(Kifāya)與“四月六”以及眾多大學與工會在革命爆發一年后的2012年1月宣布大罷工的時候——其后就是對軍委會的平民抗爭(意在迫使權力向平民政府進行轉交)——以穆斯林兄弟會、薩拉菲主義者和愛資哈爾的教長們為首,所有宗教力量都動員了它們的追隨者,以抵御計劃中的平民抗爭。
 
“宣教士與伊瑪目們在聚禮上宣布,根據宗教的觀點,對大罷工與平民抗爭的呼吁是禁止的…同時,三個埃及基督教堂都拒斥了平民抗爭,并要求軍委會再提供更多的時間。自由平等黨將平民抗爭的重要性最小化為一個僅僅具有象征意義的,沒有人會追隨的行動。”[2]
 
引文顯示,革命自11月25日起就不再擁有宗教領導者了。與此相反,他們不再想支持革命,而毋寧說是阻礙它。在1987年穆斯林兄弟會高喊著“伊斯蘭教,救命良藥”(“Der Islam ist die Lösung”,伊斯蘭教是解決辦法)的口號涉足政治之后,沒什么值得一提的東西在論爭中得到改變,因為它在現實政治中恐懼每一次論爭。這樣它才得以繼續維系它那不切實際的口號。然而,對這個惟一解決辦法的固執導致了對排著大隊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思想禁錮,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之中因而出現了根本性的危機。
 
在結構上,穆斯林兄弟會與曾居統治地位的穆巴拉克的國家黨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二者都提供了一個等級森嚴的、專制的結構,并在其單一的主題范圍(Monothematik)中表現得既沒創造性也沒有效率可言。作為這樣一個與嚴密等級結構相關的組織,穆斯林兄弟會非常害怕這一點,即它的成員自身可能會為革命性的思想所啟發。這一思想上的基本態度說明了為什么穆斯林兄弟會與薩拉菲主義者中正統思想的追隨者不僅在最后關頭才跳上革命的列車,而且還是最先爬下它的人。偏巧在穆斯林兄弟會每一次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正如我們指出的那樣,像“基法亞”和“四月六”這樣的自由主義反對運動就會出現,它們自始至終地嘲諷最后幾年的選舉作弊、總統任期的再次延長,一如它們嘲諷把權力傳給(vererben)總統兒子的野心。
 
與此同時,年輕的穆斯林兄弟會骨干對他的領導極端不滿。2006年,在特別委員會中顯然召開了一個內部的秘密集會。人們甚至談到了一場反對阿基夫(ʿAkif)這個組織頭目的暴動:[3]
 
“年輕一代至少想把阿基夫的權力轉移到他的副手穆罕默德·哈比卜(Muhammad Ḥabīb)的手上…像穆罕默德·哈比卜和凱哈特·沙提爾(Khairat al-Schatir)”這樣的人物認為,人們必須帶著政治力量與其它看問題的角度尋找這一次肩上投籃的機會。哈比卜第一次闡明了建立一個民主黨派系統的必要性,并對權力的自由接受與轉移表達了贊同。他強調,人民才是權力的源頭。”[4]
 
哈比卜[5]談話中這一平民性的,乃至西方的特點使人們感到驚訝:他既不借助宗教當局來支撐他的聲明,也不使用《古蘭經》中的文本。然而,像哈比卜這樣開放的,甚至自由主義的人物不得不立刻在組織中搬家走人。盡管有這些反對的苗頭,穆斯林兄弟會仍然停留在它官方的消極合作態度中,并對政權發表聲明稱,自己對于議會中適當的支持已經感到滿意了。為此,它甚至直到革命爆發之后都對此有所準備:在幕后與國家政權進行協商,并無視選舉作弊。
 
在這一時點,許多自由主義人物與伊斯蘭主義者并未嚴肅對待網絡上不同的對游行示威的號召。直到革命爆發四天后,當穆斯林兄弟會清楚地認識到總統已經時日無多的時候,宗教領導班子才亮出了通行燈。1月28日,全國范圍內的大量警察總局被付之一炬。易卜拉欣·伊薩(Ibrāhīm Isa),埃及立憲報(al-Dostour)的主編,如是評論這樣的結果:
 
“對警察站與國家安全司令部的顛覆是穆斯林兄弟會自身的決定。顛覆是根據領導班子的決議發生的,并被組織中亢奮的年輕人與男人們付諸實踐…穆斯林兄弟會以此掠奪了很多文件檔案,并摧毀了穆斯林兄弟會的國家安全信息庫存。”[6]
 
在與當時的游行抗議者一同對付政權的暴動者——那些野蠻地毆打別人的駱駝騎士,以保衛塔黑爾地(Tahrierplatz)的時候,穆斯林兄弟會人第一次表現出他們的好勇斗狠。我們可以檢驗,他們的支持是不是送給了抗議者自身,或者毋寧說是推進了革命的發展:抗議者還是按照他們的習慣,在塔黑爾地上的一大群年輕男女中大吃大喝,載歌載舞,一起熬夜,繼續那些關于自由和平等的談話,一點也不符合巴納斯(al-Bannas)意義上的穆斯林年輕人應有的形象。對穆斯林兄弟會人來說,年輕的抗議者們還扮演著“有用的白癡”的角色,好像他們在革命勝利之后就可以通過傳統的組織在人民中的固定而被清掃到一邊去,這樣穆斯林兄弟最后就能上位了。無論如何,直到穆巴拉克辭職——這次辭職構成了他此后接管伊斯蘭主義大權的一種威脅性的背景(Drohkulisse)——穆斯林兄弟會都是為穆巴拉克和他的追隨者服務的。像我們提到的那樣,穆巴拉克據此為他繼續獲得西方的支持得到了保障。
 
然而,現在沒有人再愿意相信這由穆巴拉克一再重演的、老生常談的論點了。他在2月5日才做出反應,廢黜了他的兒子,罷免了狹小領地內的其他人。但對于塔黑爾地盛怒的抗議者來說,這還是不夠的。業已加入抗議者行列的穆斯林兄弟會人如今意識到:倘若他們不將革命引向最終的勝利,他們就會首當其沖:在他們之后,已經打開的國家監獄大門又將重新關上。
 
2月6日,副總統烏瑪·蘇萊曼(ʿUmarSulaiman)在電視熒屏上現身,宣布總統已經委托他進行磋商。與那些在目前權力形勢下拒絕一切磋商的網絡活動家們(Internetaktivists)相反,穆斯林兄弟會人進而宣稱已經對磋商做好了準備。這一時間點標志著穆斯林兄弟會中政治路線分道揚鑣的開始。即便如此,穆巴拉克也還是無力回天了。在2月11日,他不得不在全世界公眾與抗議者的壓力之下妥協并辭職,將自己的公職交予高級軍委會(den hohen Rat des Militärs)。[7]
 
為了制造一個樂于行動的政府存在的表象,軍委會預告將為接下來的六個月進行一些憲法修正。與之相反,塔黑爾方面期望的是一個全新的憲法,藉此來建設一個新的埃及。人民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軍委會只是暫時上臺維系舊的關系,大多數人口一開始對軍委會表示的基本信任就在何種程度上消滅了。與革命者相反,伊斯蘭主義者理解溝通的技巧,能夠通過他們強大的社會網絡給信徒施加如下的印象:在革命者的新憲法中,當時的憲法第二條,即“教法(Šariʿa)是法律的主要來源”將被鉤除。這似乎預示著完全的去伊斯蘭化(Entislamisierung)。大多數人的反應在預料之中:以84%的選票支持繼續推行舊憲法。通過這種對憲法新面貌的推遲,伊斯蘭主義運動贏得了斗爭的第一個時期,盡管它在此純粹是利用了單純的人們的恐懼與宗教感情。
 
這一階段的第二個贏家是軍委會的將軍們。曾經的敵人——將軍們和伊斯蘭主義者,在勝利者這一邊重新遇見了彼此,并結成了戰術同盟來排斥自由主義-現代主義的力量。前述的著名領導人穆罕默德·哈比卜如是描述穆斯林兄弟會的這種投機行為帶來的損害:“憲法公決是團體利益指向的(gruppeninteressenorientiert),它使社會遭到了分裂。”[8]同時,穆斯林兄弟會人造成了在接下來幾年中自由主義-現代主義革命者一邊血的損失、宗教領域中騷亂的擴張與對基督教區的重新襲擊,其用意不在于打破他們的沉默,因為時機對他們有利。
 
穆斯林兄弟會的態度也在2011年的后續進程中,通過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凸顯了出來[9]。當“四月六運動”、“基法亞”運動與很多其它的自由主義運動在2011年6月一同組織了一場大游行,藉此來提升對軍委會之壓力的時候,穆斯林兄弟會并不認為這是必要的:組織的官方回應說,人們還要給軍委會更多的時間。當年輕女性被士兵與民警揪著頭發在鋪石路面上拖來拖去,無禮地裸露出她們的軀體,并暴力地檢驗她們的貞操的時候,自封伊斯蘭教道德守護者的穆斯林兄弟會人并未介入。穆斯林兄弟會的最高頭目僅僅說道:“我的心在為受害者滴血。”這個組織據此來為他們的不作為辯護:他們有秘密的證據顯示,有人想挑唆他們發動巷戰。
 
在薩拉菲主義者眼中情況則相反,他們認為女性受害者本來就已經不是穆斯林姐妹了:女人本不該出現在塔黑爾地,因此他們的保衛也就不是宗教義務。當有流言聲稱,一個基督教女性想改宗伊斯蘭教,卻因此被基督徒組織并監禁起來的時候,這些薩拉菲主義者藉此在過去幾個月中使全國上下緊張地屏住了呼吸,陷他們于不安之中。穆斯林兄弟會不得不在此時遭受尖銳的批判:政治革命力量在2011年十一月中旬發動了一場反對軍方獨裁統治的百萬人抗議,而它偏巧在這個特別的日子呼吁了一場以拯救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ṣa-Moschee)為目的的大游行。伽馬爾·薩克拉(ǦamālŠaqra),愛因-莎姆斯大學(Ain-Schams-Universität)從事未來研究的遠東中心的主任,在道斯托報發文譴責穆斯林兄弟會極端錯誤的特權規定,將他們的態度描繪為機會主義和斤斤計較的。此外,他還認為組織的這種行為是對埃及人民的背叛:
 
“穆斯林兄弟會的處理方式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它從來只為了自己的利益進行運作。它時刻準備著與任何能幫助它獲取權力的力量聯合。”[10]
 
開羅大學政治科學院的女博士努爾汗·謝赫(Nurhan al-Scheich)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她宣稱,穆斯林兄弟會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除了上位之外再無其他目標了。[11]
 
在2012年1月25日這個革命一周年的日子上,革命力量與薩拉菲主義者自身就不在這天舉辦慶祝活動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原因是革命還沒有達成它的目標,因此還將繼續。只有穆斯林兄弟會與軍委會想在這一天舉辦公開慶典。每當群眾在革命周年日上在塔黑爾地對軍方高喊“打倒!打倒軍方統治!”這樣的口號時,穆斯林兄弟會人就會把他們播送古蘭經朗讀的揚聲器調大聲,這樣出于對神圣文本的尊重,人們就會安靜下來了。“穆斯林兄弟在塔黑爾地的宗教歌詠是一種有意圖的嘗試,他們藉此來稀釋這一地區的革命特征。人們公開指責他們背叛了革命及他們的初衷。”[12]
 
在議會大選的前幾天,真正的革命踐行者們依然挨過了警察的催淚彈攻擊。在這段時間內,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與薩拉菲主義者們卻已經通過議會選舉中的大獲全勝,收割著以糟蹋革命換取的第一批果實。在2011年10-11月的議會大選中,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觸手(politische Arm)“自由平等黨”獲得了47%的議會席位:與薩拉菲主義者一起,伊斯蘭主義運動的總席位達到了74%。[13]
 
 一、薩拉菲主義的世界圖景
 
自由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和人權組織在革命以前是這樣一種力量,他們幾十年以來一直因為穆巴拉克政權壓迫伊斯蘭主義者而激烈批判它。他們這樣做既不是出于宗教信念,也不是為了獲取政治利益,而只是從這一堅定的信念出發來行動:每一個人都有觀點自由(Meinungsfreiheit)的權利。恰恰相反的情況是,根據迄今為止的所有經驗,伊斯蘭主義者從未為被關押的自由主義者爭取過什么人權,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恰恰不能容忍任何與自己世界觀相左的人。埃及道斯托日報的主編易卜拉欣·伊薩發覺了這一真相:
 
“每一次穆斯林兄弟會遭受逮捕與追蹤、被軍事法庭處刑的時候,他們的企業與資本被穆巴拉克的國家安保沒收的時候,每一次選舉被無恥地弄虛作假,穆巴拉克的媒體把矛頭對準所有穆斯林兄弟會員的時候,不是沉默的大多數人保護了他們,而是活動家、法學家和自由主義作家們將他們置于庇護之下。”[14]
 
自革命以來,伊斯蘭主義者將自由主義者視為他們的眼中釘(Hauptfeinde),有時候這引起了更嚴厲的評論:“忘恩負義與以怨報德大概是伊斯蘭主義者的一個性格特征”。[15]穆罕默德·巴哈德伊(Muḥammad al-Baradʿi)——當時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會長——的態度對此給出了一個實例:當穆罕默德·巴哈德伊公開對埃及的政治變化表達贊同時,穆斯林兄弟會手足無措地堅守著自己的舊態度。巴哈德伊從一開始就堅決地為穆斯林兄弟會及其作為埃及社會一部分的政治權利發聲。事實上,巴哈德伊與穆斯林兄弟會之間存在過一定程度的相互接近,只是并未導致具體的政治結果。同時也在穆斯林兄弟會內部享受著頗高敬意的教長約瑟夫·卡拉達維(Yusuf al-Qaradāwī)則與之相反,他呼吁穆斯林兄弟會與薩拉菲主義者們來一次肩上投籃,并對自由主義者們做出了如下的譴責:
 
“一提到自由主義者,我就把他們當做duḫalā´ʿala aš-šaʿab al-maṣry(埃及人民的入侵者),因為他們拒絕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我不相信未來他們會在政治生活中擁有機會,除非伊斯蘭主義者失敗,否則就輪不到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強大來源于此:他們在媒體中得到了強烈的辯護。”[16]
 
這個讓伊斯蘭主義者信心在握地贏得了選舉——雖然是以在自由主義那邊的良好聲譽為代價——的口號喊道:“反對世俗主義者與世俗主義,把票投給安拉!”一個姚姆·薩比報的記者描繪了這場通過宗教標語的大量投入對選民意志進行的操控:
 
“伊斯蘭主義者甚至沒用到什么宏大的哲學分析,如此輕易地就主導了第一次選舉。第一次選舉的結果讓曾經咒罵、現在高度贊賞和始終相信民主的那些人對伊斯蘭主義者唾罵不已。真正的民主就像一把寶劍,人民可以用它在獨裁統治的不公正面前自我防衛。當人民對斗劍(Schwertkampfes)的技藝不再熟悉之時會發生什么呢?他們將用寶劍殺死自己,而不是保護自己。這就是正發生在埃及人民身上的事,他們經歷了整整一個年代的文化饑荒(kulturellausgehundert)。我們在使民主對他們而言成為可能,否則情形就將是這樣的:他們將掉頭對付民主,并在不久后以此自戕。不食人間煙火的人民們為‘真主之黨’(Gottespartei)投票,相信這樣就把自己的選票給了真主。伊斯蘭主義者成功讓單純的人們相信,真主除了祂的九十九個美名之外還有其它的名字,那就是‘自由平等黨’(穆斯林兄弟會)與‘光之黨’(薩拉菲耶的黨派)。”[17]
 
與此相應,我們的記者為伊斯蘭主義者治下的未來的埃及描繪了一幅消極的圖像。他進一步如是描述伊斯蘭主義者對民主的理解:
 
“扒下它諂媚的外衣,選舉的結果是自史前時代以來侵襲過埃及的最大災難的第一個階段。倘若自由主義力量在接下來的選舉階段中又輸了,我們將既不通過民主,不通過重返塔黑爾地,也不通過任何其它的辦法從他們(指伊斯蘭主義者)手中奪回埃及。民主對于伊斯蘭主義者來說就像‘一次性商品’(Einwegartikel)。他們就像這么一個人:他一抵達海岸就把自己的小船燒掉了。不要讓你們受到愚弄:倘若伊斯蘭主義者真的要上位,他們會走向失敗,并在選民面前出盡洋相。這一觀點是個錯誤的信念,它不為伊斯蘭主義者——無論是穆斯林兄弟會人還是薩拉菲主義者——所知。伊斯蘭主義者一旦上位,他們將永遠不會再次交權。”[18]
 
此外,我們的記者還批評伊斯蘭主義者的機會主義處事方法。根據他的觀點,他對此深信不疑:他們臆想中優等的目標把所有手段都神圣化了:
 
“每一次弄虛作假都成為了虔誠的工作,伊斯蘭主義者借此使自身接近真主,因為他通過這種方式阻止了‘墮落的自由主義者’向權力的攀升。在他們眼中,塔黑爾地成為了不信者而非僅僅反對派的蓄水池。他們已經開始圍繞失信(Glaubenlosigkeit)將自己的對手和敵人加以指責。瓦哈比主義的奴隸們要為我們在埃及創造一種陌生的宗教,它只關心所謂的女性的惡習,只關心她們那誘人誤入歧途的魅力的面紗,只關心對她們理智的低賤性的強調、她們的割禮與責打。瓦哈比主義的宗教將要模糊埃及社會的、體育的,最終是人類生活的藝術與輪廓(Kunst und Konturen)。”[19]
 
當薩拉菲主義與穆斯林兄弟會這兩種伊斯蘭主義思潮都已從自由主義者的孱弱中獲利時,穆斯林兄弟會從薩拉菲主義者的極端舉止與非政治的表態中又一次獲利了。對于埃及人來說,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會忽然間顯得頗有節制。穆斯林兄弟會由此賺得盆滿缽滿:一方面它受益于這樣的環境,年輕的埃及人與自由主義力量以革命為它鋪平了通向接管權力的大路,另一方面它也從欠缺經驗的薩拉菲主義者的失足中獲益匪淺。2011年10月到12月的議會選舉昭示著,那些在塔黑爾地堅守著自己理想目標的真正革命者們沒辦法在一朝一夕之間成為成功的政治家。在這一環境下,自由平等黨在選舉中贏得了45.7%的議會席位,薩拉菲主義者的黨派((Ḥizb an-nūr))則贏得了24.6%。與之相對,自由主義黨派瓦夫德(al-wafd)僅僅獲得了8.4%,同時也奉行自由主義的庫特拉·密斯里亞(Al-Kutla al-miṣriya)(埃及政黨集團),只得到了6.6%。這樣自由主義力量總共拿到了15%。其它黨派相較于伊斯蘭主義而言毋寧說是自由主義的,這樣人們就可以說,自由主義戰線總共組成了議會的30%。在這點上提一下筆者的觀點是很重要的:革命后新選舉的議會實際上不能視作革命的議會。“當下的議會毋寧說是在2011年2月25日革命前穆巴拉克治下的諸政治力量的一個典型鏡像。”[20]
 
 二、革命后瓦哈比的薩拉菲主義
 
如今瓦哈比的薩拉菲主義在卡瑪爾·哈比卜后的擴張與穆斯林兄弟會的擴張在基礎方面并不存在本質區別:兩種意識形態都為其成員提供了表面上令人舒適、使人滿意的認同(Identität)。它們將埃及人的本性稱為:“宗教的人民”。加入組織的過程迅速而又不官僚化。新加入的成員獲得一種新的歸屬性與家一般的溫暖,藉此得以享受一種高水平的自我價值感。瓦哈比的薩拉菲主義與穆斯林兄弟會在對穆斯林大眾在面對西方時產生的威脅感做出反應時顯得實際而又靈活。[21]
 
如前所述,瓦哈比主義自大約四十年代起開始活躍在埃及。經由清真寺這樣的新媒介,它自那時起就控制了埃及社會中一個廣泛的階層。帶著這樣的自白,即它將置身于政治之外,瓦哈比主義的追隨者得以避免與穆巴拉克安保機構的進一步對壘,并為自身創造更大的活動空間。除了少數幾個散布瓦哈比主義意識形態的教長外,瓦哈比主義并無官方的代表、機構和組織。當代埃及瓦哈比主義的精神領袖主要是沙特的教長阿爾巴尼(al-Albani)與伊本·巴茲(Ibn Baz)。然而在埃及當地登場的則是阿布·伊沙克·胡維尼(Abu Isḥaq al-Ḥuweini),穆罕默德·哈桑(MuḥammadḤassan)與穆罕默德·侯賽因·雅庫布(Muḥammad Ḥussein Yaʿqūb)幾位學者,他們對此做出了相當可觀的貢獻:讓瓦哈比主義在當代埃及立足,并獲得它自身的形態[22]。直到穆巴拉克2011年2月11日傾覆的前夜,如前所述,政治仍不屬于瓦哈比主義意識形態感興趣的領域。[23]對那些涉獵歷史并對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有所洞察的人而言,瓦哈比主義這種表面上無害、非政治的登并沒有什么說服力。穆斯林兄弟會也或多或少是根據這一模式,作為一個無害的蘇菲教團而發跡的。
 
“就在教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馬科索德在2011年2月1日于塔黑爾地出現在人群之中并批準了他的教法決議,宣稱自己加入抗議的行列并站在統治者對立面的時候,薩拉菲主義的年輕人群像旅鼠一樣涌入了大街。”[24]
 
伴隨著其政治訴求的提出,瓦哈比的薩拉菲主義預告了自己的新時代。政治上依然幼稚的瓦哈比主義帶著許多偏激的表態關心于人口的分散。薩拉菲主義的教長雅克布(Jaʿqoub)如是描述2011年5月的整個憲法修正表決程序,并顯然是出于一種挑釁的意圖:他在其中使用了“選票箱征戰”(Feldzug der Wahlurnen)這一宗教習語。雅庫布教長在此使用了“Ghazwat”這個詞,這與穆斯林的原始共同體與不信者間進行的第一場征戰(Feldzug)有著清晰的關聯。他用這樣的話語對結果嘲弄地加以評論:“你們想要民主?這就是民主,waqalataṣ-ṣanādīqulil-Islamnaʿam(人民與選票箱對伊斯蘭教說了‘是’)。”他轉向自由主義者與基督教徒說:“誰不喜歡同這結果一起生活,去往歐洲和美國的大門對他們都是大大地敞開的。”[25]伴隨著據說是穆斯林們在伊斯蘭教早期戰勝敵人之后常常歌唱的宗教歌詠與歌詠習語,人們一再地打斷他的講話并高唱“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震驚的溫和穆斯林公眾以暴動對這個宣告做出反應,更遑論自由主義者了。他們把教長的表態描述為徹底不合宜的、不相稱的與不負責的。由此,他們導致了至少存在至今的人民統一中的第一道裂隙。
 
我們在事后可以猜測到,這些表態在沉浸在顛覆獨裁者的喜悅中的民眾身上造成了何種心靈與社會的影響。自這個時間點之后,所謂的塔黑爾精神開始逐漸萎縮;而對貧富差異、基督徒與穆斯林差異的克服被視作這一精神最重要的結果。基督徒與穆斯林、自由主義者與伊斯蘭主義者的不同力量開始帶著猜疑的目光彼此觀察。
 
另一個同樣引人注目的表態出現在大選期間的2011年10月的亞歷山大港,來自薩拉菲主義者的新聞發言人:阿卜杜拉·穆尼姆·沙哈特(Abdel Munim al-Schahat)教長宣稱,民主在伊斯蘭教中是一項禁止的魔鬼的工作,因為它是西方的產品。值得注意的倒是薩拉菲黨(der SalafistenHizb al-Nūr)對這一論斷做出的官方回應:黨派領導人與沙哈特保持距離,并宣稱這一表態并不反映薩拉菲黨的官方態度。知名記者易卜哈海姆·伊薩(IbrahaimʿIsa)于是嘲諷地向沙哈特教長“道謝”:他戳穿了薩拉菲主義者的西洋鏡,因為他從薩拉菲主義的靈魂出發說出了大多數薩拉菲主義者在想的那些東西。薩拉菲主義者們有爭議的表態并未從此結束。2012年初,埃及最富影響力的薩拉菲主義者之一,穆罕默德·哈桑(Muḥammad Hassan)教長說道:“對家鄉的熱愛是一個宗教與信仰的問題。因此這一點乃是必要的:修正我們的認同,使它首先回溯到宗教,然后再回溯到家鄉。”[26]當時有名的記者外爾·坎迪爾(Weil Qandil)將哈桑的這句話公之于眾,在這一論斷中看到了對埃及人進行伊斯蘭主義的認同修正(Identitätskorrektur)的基本要求,并深入分析了它的最終后果: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包含不只一種宗教的家鄉中,所以我要問問哈桑教長:他會不會接受一個基督徒公開地表白說,其基督教認同對他來說比他的家鄉埃及更重要呢?并且如若一個埃及的基督教徒做出了這樣的表態,他不會被穆斯林們視為對家鄉的危害嗎?這樣又該如何是好:如果埃及與一個西方國家卷入了一場戰爭,而這個西方國家信仰基督教,埃及的基督教徒們是否應當與自己的家鄉為敵,因為他們的基督教認同(按照教長的邏輯)比家鄉要更加重要呢?”[27]
 
外爾·坎迪爾尖銳地批評教長的言論,因為他由此分裂了埃及人的認同。他所清晰地表達出來的思想模式倘若付諸實施,就會導致埃及最終分裂為兩個國家,一個伊斯蘭教的,一個基督教的。讓坎迪爾更加震驚的是,教長把這一表態置于“一個拯救埃及的倡議”這個框架下。毫無疑問,這種表態助長了埃及社會在革命后日益增長的兩極分化趨勢。在穆罕默德·哈桑教長發表他言論的僅僅兩天之后,也就是2012年3月3日,就有一個名叫米歇爾·法米(Michel Fahmi)的基督教思想家呼吁建立一個“基督教兄弟會組織”——按照穆斯林兄弟會的模式。這一組織的口號當然就不能是“伊斯蘭教,救命良藥”,而是“埃及之愛,無可替代”(DieLiebe zu Ägypten ist die Lösung)了。米歇爾·法米為他的倡議提供了如下的理由:科普特基督教徒在革命后沒有感覺到自己處境的任何改觀,并且他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國家伊斯蘭化而無所作為。[28]當薩拉菲黨的議會成員馬杜·伊斯瑪儀(MamdouhIsmaʿiel)在議會辯論期間忽然在起立并在議會中呼喚禱告的時候,這些引起憂慮的表態與對這些埃及人來說不習慣的薩拉菲主義處事方法再一次達到了一個使人警醒的公開規模。薩德·卡塔特尼(Saʿd al-Katatni),來自穆斯林兄弟會黨的議會主席于是吩咐他坐下,不要顯得比其他議會成員更加虔誠。無獨有偶,薩拉菲主義者在放國歌的時候還曾不想起立。薩拉菲主義者馬杜的行為無疑象征了伊斯蘭教的這樣一種圖景,它把在預定時間的宗教儀軌的履行帶到了埃及人民的興趣跟前。我們可以在翌日的出版社與其他媒體中見到對這一行為的反應。許多教長忙于解決這個問題:“馬杜·伊斯瑪儀在議會中的行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眾人對此莫衷一是。
 
然而,對薩拉菲主義者目前在議會中取得之成績的批判也來自團體內部:阿瑪德·納切布(Aḥmad al-Naqieb),知名的薩拉菲主義者與大學教授,將薩拉菲主義者在議會中的所作所為描述為intifāḫaz-zatwatahmīšal-a´ḫar(自吹自擂與對其他議會成員的邊緣化)。他嘲諷地把他們稱作“民主的薩拉菲主義者”,批評他們在自己的原則與民主原則之間搖擺不定。根據納切布的觀點,這些薩拉菲主義者也是造成國家政治陰霾籠罩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們沒有清晰的政治路線。以一種可以與此相對照的方法,納切布在同樣的程度上批評了薩拉菲圈子里對下一代的教育,認為它們將下一代引向狂熱的忠誠與盲從。[29]
 
“提到總統競選人的問題,薩拉菲黨宣稱要推舉自己的候選人,因為倘若世俗主義者當政,教法與國家穩固的前景就會引起他們的擔憂。薩拉菲主義者說自己將與穆斯林兄弟會人一同從事于對世俗主義者的抗爭。事實上,這也導致民主的薩拉菲主義者與民主的穆斯林兄弟會人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競爭。因此薩拉菲主義者說:與穆斯林兄弟會人的纏斗對我們而言是自覺的行動,因為我們自己不放心把教法托付給穆斯林兄弟會。”[30]
 
納切布教長將他對民主隱含的冷嘲熱諷,在穆斯林兄弟會人穆爾希(Mursi)接管總統職位的時候在一次表態中更加清晰地表達了出來。這個人聲稱自己將任命更多的代表,其中包括一個科普特基督徒。這意味著,雖然埃及是個以伊斯蘭教徒為多數群體的國家,一個基督徒還是將在國家最高職務中占有一席之地。納切布在這種相互關系中把尼日利亞引入了比照:
 
“這個國家離伊斯蘭教正在漸行漸遠,因為人們竟以民主的名義把一個基督徒安排到副手的位置上。當穆斯林總統去世的時候,這個基督教副手就將接管大權。這要持續三十多年。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人們想要為基督徒的統治鋪平大道。”[31]
 
曾任薩拉菲黨新聞發言人的薩拉菲教長阿卜杜拉·穆尼姆·沙哈特宣稱,在蘇伊士運河塞得港足球場內與足球場周邊爆發的戰斗中犧牲的七十五個人,都是qatla fi sabīl al-lahual-harām(一場被禁止的、無意義行動的犧牲者)。他在此把矛頭對準了足球運動。[32]在這次表態中,沙哈特重新為一種被阻礙的對先知圣訓的逐字解釋給出了例子。他援引圣訓來支持他對競技足球運動的禁令,先知在那條圣訓中說:la sabqailla fi ṯlaṯ, ḫuffinwas ḥafirinwanaṣl(競爭是在馬匹之間,駱駝之間,或者劍之間展開的)。沙哈特教長從中得出結論,穆斯林中的競爭與體育競技因而只應該限制在先知所提及的三種形式上。教長補充道,為足球所鼓動的穆斯林只是想模仿那些非穆斯林的他者(die Anderen),因為足球不屬于穆斯林的文化。[33]
 
 三、掌權的伊斯蘭主義者
 
哈桑·巴納(Ḥasan al-Banna)始終反對人們把他的組織描繪為一個政黨。因為在他看來,伊斯蘭教無法忍受什么政治生活。[34]當人們談到他自相矛盾的態度——他一邊說自己是宗教的,一邊又參與政治活動——時,他再次拒絕了把他的組織說成是黨派的定義。他的格言更加顯示出,其遺產實際上是宗教與政治不可分割的混合體:“伊斯蘭教是ʿqidawaʿibāda(信仰與儀軌), waṭanwaǧinsiya (家鄉與國籍), rawḥāniya wa ʿamal(精神與事工) muṣḥaf wasaif(《古蘭經》與劍)”。因而穆斯林兄弟會的意識形態是不透明的,并且一直持續到今天。因此這一點更加重要:研究這個組織在革命后,在權力已經觸手可及甚至可以被部分地把握住時的態度,并展示它經歷了何種政治上的與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不過,這一點倒是普遍有效的:存在于上述巴納發言中的自相矛盾一直存在著,并刻畫出了(charakterisieren)穆斯林兄弟會中意識形態的自相矛盾。
 
我們從觀察這個組織的符號與象征開始。特別地裝扮了其旗幟的那個的標志(Logo)上有兩把劍,在它們之間就是《古蘭經》,在它們下面則寫著“waaʿiddu!(另外,做好準備!)”這樣的要求。這條命令與《古蘭經》八章第60節有關,它說道:“你們應當為他們而準備你們所能準備的武力和戰馬,你們借此威脅真主的敵人和你們的敵人,以及他們以外的別的敵人”[35]。人們能夠且必須質疑:為什么穆斯林兄弟會人偏偏引用了這一節來做宣言,而沒有引用下一節的內容:“如果他們傾向和平,你也應當傾向和平,應當信賴真主。”(《古蘭經》八章第61節),或者引用其它章節中的文字:“你應憑智慧和善言而勸人遵循主道,你應當以最優秀的態度與人辯論”(《古蘭經》十六章125節)。對穆斯林兄弟會而言,難道和平的談話不比用劍造成的“威脅”更加文明,更加人道嗎?
 
與之相對,革命后穆斯林兄弟會政黨的標志似乎反映了伊斯蘭主義者在政治發展之路上的第一次范式轉換。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觸手(azziraʿ as-siyāsi)自由平等黨的標志現在長得友好多了:在圓形標志的邊緣是名稱al-ḥurriyawa al-ʿadāla(自由平等黨)。在下面,兩片柔嫩的橄欖葉打開著,在中間我們則可以看見一個露出天光的拱頂。最底下寫著:nahmilual- ḫaira li miṣra(我們為埃及帶來福祉)。整個標志讓人想起一所清真寺內部的裝飾,這肯定不是出于偶然的。
 
這一經過深思熟慮的改變喚起了希望,但同時也帶來了恐懼:希望在于,鑒于其責任重大的地位,穆斯林兄弟會想要轉變為積極分子;恐懼則在于,穆斯林兄弟會的歷史證明了它恐怖的潛質。這個組織一向有策略地行動,而不完全放棄他們的原則。姚姆·薩比日報的女記者法蒂瑪·娜奧特(Fatima Naʿout)在此意義上進行了表述。她對此寫道:
 
“穆斯林兄弟會的歷史打上了這樣的烙印:他們根據利益來改變策略與花招。他們唯一不變的目標就是他們對權力的渴望。現在,這是一種值得贊許的由恐怖向和平的轉變呢,還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手腕,他們一旦上臺就會重新兇相畢露(das Schwertwiederaus der Scheideziehen)呢?”[36]
 
據說是考慮到新成立的、還沒組織化的政黨,穆斯林兄弟會的首腦根據其格言mušārakah la muġālabah(要協同,不要斗爭)在2011年3月向人民表達了三條許諾:
 
“首先,它將只為30%的議會席位推舉候選人;第二,它將嘗試跨黨派地與國內其它所有政治力量一致制定新憲法;它將不會派遣自己的候選人參與總統競選。”[37]
 
事實上,穆斯林兄弟會還是在2011年秋季的議會選舉上競爭所有席位,并與薩拉菲主義者一起,如前所述,獲得了75%左右的位置。并且在應當編寫憲法的憲法委員會中,穆斯林兄弟會與薩拉菲主義者一共占據了50%的聲音。他們利用自己在議會中的多數位置試圖建立一個由伊斯蘭主義者主導的憲法委員會,這樣委員會就能根據他們的想法,并且幾乎不考慮非伊斯蘭與自由主義力量地編寫憲法了。伊斯蘭主義者的這一行為導致所有其它的政治力量——不僅來自議會,也來自媒體這樣的國家機構與機關——聯合起來一起對抗它:“伊斯蘭主義者想要支配這個國家所有的控制中心”,各方勢力都做出了這樣的批判。[38]事情并沒有停留于這種批判。“在2012年5月28日有90多個來自不同自由主義黨派的議員威脅說要放棄自己的議會席位,出于對由薩拉菲主義者與穆斯林兄弟會人組成的伊斯蘭主義者之獨裁舉動的抗議。”[39]因此,伊斯蘭主義者在議會中的剛愎自用導致的結果,意味著設立一個合適的憲法委員會這一舉措的失敗。穆罕默德·比爾塔基(Muḥammad al-Biltāǧi),議會成員與自由平等黨高級理事會的成員,在一次電話對談中向電視節目哈其卡(al-Haqiqa)承認,主導憲法委員會的想法失敗了。[40]
 
最年輕的穆斯林兄弟會Muršid(頭目)穆罕默德·馬赫迪·阿杰夫(MuḥammadMahdyʿAkef)同時承認,伊斯蘭主義者的受歡迎程度在五個月的議會工作之后產生了嚴重的倒退。他自我批判地將受歡迎程度的下降歸咎于下列事實:
 
“穆斯林兄弟會在憲法委員會這件事上處理不當。它低估了媒體的影響力,和他們打交道的時候顯得不夠專業…‘阿杰夫警告了這樣做的后果:如果一個伊斯蘭候選人當選了總統,那么失敗還將重演。對此他指出,倘若總理不是出自穆斯林兄弟會的行列,這對他們將是有利的。’阿杰夫也提到,他相信總理的職務是無差別地提供給向科普特人與女性的。”[41]
 
最重要的批判點之一——伊斯蘭主義者的反對者與擁躉都在此進行批評——表述如下:盡管面對革命的年輕人那邊日益增強的壓力,議會中伊斯蘭主義的大多數仍然沒有認真對待革命的訴求與目標。這些目標之一就是通過法律撤銷那些沒骨氣的舊政權追隨者Foloul(破舊的殘渣)的崗位。像四月六與基法亞這樣的革命運動想要通過法律來阻止反革命。2012年1月中旬,議會會后才一個月,在此之后穆巴拉克那邊對伊斯蘭主義者來自舊政府機關的威脅性危害已經通過沙菲克(Shafiq)的候選人資格清楚地顯示了出來,議會最終還是出臺了這項法律。然而通過伊斯蘭主義者采取的措施,偏巧在反對烏瑪·蘇萊曼(ʿUmar Suleiman)(后來又反對阿瑪德·沙菲克)的環境下,伊斯蘭主義者的批評者們感到自己的預料成為了現實:伊斯蘭主義者是出于個人利益而采取行動的,而非為改革的原則所說服。這次意外事故還進一步說明,伊斯蘭主義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濫用了立法權。這項現在出于使阿瑪德·沙菲克卸任的目的而被議會通過的法律,又被憲法法庭宣布為無效的,因為它沒有滿足每一項法律的普遍特征,而是為特定的人量身定制的。卡雷德·約瑟夫(Khaled Yusuf),埃及最重要的電影制片商之一,最晚在革命爆發后成為了政治活動家。他把這一情形描述如下:
 
“當穆斯林兄弟會人理解了qanūn al-ʿazl as-siāsi(使穆巴拉克追隨者中那些破舊的殘渣從政治生活中除名的法律)的必要性時,他們并未通過一項正確的法律。這昭示出一種政治幼稚。”[42]
 
納基·易卜拉欣(NagihIbrāhīm)曾是前總統薩達特(Sadat)治下al-ǧamaʿa al-islamīya的活躍成員,他也批判了穆斯林兄弟會與薩拉菲主義者不專業的議會工作:這將宣告一場在各個戰線打響的不義之戰:
 
“議會中的伊斯蘭主義多數派指責司法機關貪污腐敗并與將軍們沆瀣一氣,但又沒有給出確切證據。他們尋求與將軍們對峙并冒犯他們。并且他們并未對此感到恐懼:公開唾罵由軍委會任命的總理們及其部長,像對待努力一樣對待他們。除了所有這些不必要的與國家權力支柱產生的對立之外,納基·易卜拉欣之后的一些成員在非議會的場合登場了——作為宣道者,而不作為監察與立法當局的成員。隨之出現的還有像貝克雷米(al-Biklemi)和塔立克·瓦尼斯(Tarik Wanies)這種單個成員的糟糕透頂的舉措。”[43]
 
作為對憲法法庭判決的回應,伊斯蘭主義者們在4月27日號召了一場目標塔黑爾地的百萬人進軍——其實是為了保護革命。“四月六”、“和平演變自由戰線”、“青年爭取自由平等”與“民主戰線黨”的大部分自由主義力量都拒絕參與本次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的反對者用以下理由解釋他們的態度:伊斯蘭主義者的示威只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非革命的目的。他們只是想提升軍事委員會的壓力,從而在選舉委員會中安插他們的伊斯蘭主義多數派。”[44]
 
穆斯林兄弟會先是把富商凱哈特·沙特爾(Khairat al-Schater)拉出來等總統候選人——一年前的時候他還在蹲監獄呢。因為這個人作為總統候選人與司法機關間產生了問題,組織的領導人開始擔憂在他卸任之后根據法庭判決就不能再擁有自己的候選人了。為了避免這種局面,自由平等黨——也就是他們的黨——的主席穆罕默德·穆爾希(MuḥammadMursi)被設為替補候選人。通過法庭判決,沙特爾真的被排除出了下一步的競選。他的替補候選人——被持批判態度的埃及人們貶斥為“備胎”的那位,擁有比沙特爾更少的卡里斯馬(Charisma),因此成為了更弱的候選人,他在穆斯林兄弟會內部甚至都難以服眾。然而同一時間,穆斯林兄弟會拒絕了薩拉菲主義者與之推舉共同候選人的倡議。[45]多方政治流派都向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發出了建議與請求,說他們應該放棄競選并支持一個更好的候選人,特別是阿卜杜·佛涂(Abu al-Fotūḥ)(他同時是穆斯林兄弟會陣營中一個曾被承認的頭目)。然而這些提議并未成功,因為阿卜杜·佛涂在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眼中已經不再是聽話的、忠誠的成員了。[46]
 
這種對無止境的忠誠與絕對服從之要求的清晰表述也可以在蘇比·沙利(SubhiSalih)的表態中發現,蘇比·沙利是組織的早期法學家與發言人之一:“就算穆斯林兄弟會把一只癩皮狗推到候選人的位子上,我也會選它。”[47]然而在孤立無援之中,穆斯林兄弟會變本加厲地推進著這一被評價為傲慢的態度。當然,在它的反面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自由主義力量在自己候選人的問題上與穆斯林兄弟會固執于自己候選人的問題上意見不統一,這導致了革命聲音的分裂。2012年5月的選舉結果清楚地表明,伊斯蘭主義者是無法令人信服的。他們在總統選舉那里的票數在僅僅五個月的議會工作后就從一千七百萬跌到了八百萬。在2012年6月16-17日最終投票的準備期,像阿卜杜拉·穆尼姆·阿布·佛涂(Abdel Munim Abu al-Fotūḥ)、卡雷德·阿里(KhaledʿAlī)與哈姆丁·薩巴黑(HamdeenSabbahi)這樣的失敗候選人試圖說服穆斯林兄弟會建立一個總統委員會,這樣他們就能一起對付穆巴拉克的舊派系了。失敗的候選人之一卡雷德·阿里宣稱,穆斯林兄弟會嚴厲地拒絕了這個提議。[48]最終選舉兩天前,埃及人發現自己已然腹背受敵:他們不得不在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穆爾希與穆巴拉克治下的最后一任總理——曾經的將軍沙菲克二者之前擇其一。換言之,他們要么為宗教獨裁投票,要么為軍事獨裁投票。最終選舉兩天前的6月14日,新選出的議會被憲法法庭的一項判決解散了,原因中涉及了選舉手續的違憲。[49]因此,穆斯林兄弟會在最終選舉兩天前落入了政治自由落體運動(in politischFreien Fall)當中。忽然之間議會就不復存在了,而為穆斯林兄弟會人苦苦追尋的總統之位眼看就要為沙菲克所占據。伴隨著議會的解散,軍委會與穆斯林兄弟會間的蜜月期也至少是暫時結束了。軍委會進一步通過憲法聲明使更多的權力得以轉讓——即使是以新總統的許可為代價。
 
“巴拉德伊(當年的原子能當局主席)示威地譴責穆斯林兄弟會,他們想要獨吞整塊蛋糕的嘗試導致軍委會發動了政變。”[50]
 
記者與政治家阿卜杜拉·司納維(Abdullah al-Sinawi)對此寫道:
 
“對權力的貪婪,對戰友的忘恩負義與對自己承諾的否認大大削弱了穆斯林兄弟會在民眾當中的可信性。”[51]
 
“穆斯林兄弟會單憑自身已經不足以與穆巴拉克的舊派系抗衡了”,從這種日益增長的信念出發,他們終于聲稱已經準備好與人心所向(demZünglein an der Waage)的自由主義者合作。人們在媒體中進而談到了2011年1月25日革命精神的浴火重生(Wiederbelebung)。即便在2012年6月23日選舉結果公開前的一周內,塔黑爾地示威者的精神與統一性并不能真正與2011年1月25日的精神相提并論,有一點卻是肯定的:伴隨著議會的解散這個幾乎被所有政治家、記者與觀察家視作Inqilābʿaskarisilmi(采取了平民手段的軍事政變)的事件,軍委會把伊斯蘭主義者推回了革命的懷抱。各方對議會解散的反應是矛盾的:22個政黨贊同法庭的決定[52],其他人——主要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與之相反,在其中看到了由軍委會操縱的,以削弱伊斯蘭主義為目的的行動。因為四月六運動與大多數像阿拉·阿薩尼(ʿAlaa al-Asani)、哈姆迪·坎迪爾(HamdyQandiel)(還有多得多)這樣的自由主義人物相信,軍委會試圖保守穆巴拉克統治的舊結構,他們下了狠心來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他相對而言沒那么惡心)。與此同時他們要求穆斯林兄弟會對民主給出一個清晰的、無限制的認可、對國家平民特征的保留并建立技術專家政治主義(technokratisch)的政府,在其中所有政治思潮均可占有一席之地。最終選舉前夜,作為穆斯林兄弟會候選人的穆爾希公開露面,在與記者及多方政治力量的代表的現場大會中宣稱同意這些要求。自由主義者將以這種方式出現的、與穆斯林兄弟會候選人達成的新協定視為一項不成文的、但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約束力的法律。
 
選舉開始兩天前,伊斯蘭主義的全體機構全速運轉起來。許多學者嘗試讓對穆斯林兄弟會候選人的支持對民眾而言顯得像宗教義務一樣。筆者將以穆斯林兄弟會理事會的成員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薩耶夫為例,他這樣簡單干脆地宣稱:“對穆爾希的支持是我們所有人的伊斯蘭宗教義務。”[53]同時,著名的薩拉菲宣道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馬科索德也斷言:“對穆斯林兄弟會候選人的支持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支持。”[54]亞歷山大港最大清真寺的伊瑪目馬拉維(al-Mahllawi)教長同樣公布:“安拉為證:你們在選舉中別無選擇。”[55]還有穆斯林兄弟會最年輕的領袖馬赫迪·阿杰夫,他在6月15日穆罕默德·穆爾希在一場選舉活動上的現身中宣布:“我保證我對選舉的結果沒有任何想法,因為我堅信埃及人會把他們的選票投給murššaḥallahwamuraššaḥaṯ-ṯawra(真主的候選人,革命的候選人)穆罕默德·穆爾希。我把那些精英當成皮膚上的小水泡,它們對八千萬埃及人毫無影響,因此人們無須對他們投以注意。”[56]
 
記者與宗教學家伊斯蘭·布海里(Islam Buhairi)批評了穆斯林兄弟會候選人在選舉戰中的處事方法。
 
“穆斯林兄弟會按照公眾的口味繪制出其候選人的側像。在這個地區他們把他弄成工業繁榮的代表,在那個地區就變成了淳樸農民與農業復興的候選人,在第三地區就又成了旅游業政策家。”在南埃及城市明雅(Alminya)演繹著令人憤慨的場景: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宣傳的框架下向人們許諾,女孩的割禮可以免費實施。”[57]
 
盡管如此,2012年6月22日,穆罕默德·穆爾希在格奧爾格·伊沙克(Georg Ishaq)、哈姆迪·坎迪爾(HamdyQandiel)與阿瑪德·馬黑爾(Aḥmad Maher)等自由主義革命人物的陪伴下公開露面,并再次強調了他的承諾:保留埃及社會的平民特征,保護民主制度,讓埃及所有政治思潮的代表人都參與到政府當中。他照著本子宣說道(sagtewörtlich):
 
“我向全體埃及人民承諾,總統職位將擁有更多的副手、助手與顧問。我保證,這些副手中不會有屬于我們黨的人,其中甚至可以有女人、基督徒、革命派年輕人或失敗的總統候選人。政府將是一個包羅廣泛的聯合體,它的多數派不屬于自由平等黨。政府首腦將由一個獨立的愛國人士擔任。”[58]
 
2012年6月24日,憲法法庭宣布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穆罕默德·穆爾希成為了埃及歷史上第一次自由的總統大選的勝利者。新總統在他第一次面向埃及民眾的講話中宣告:
 
“我是經由你們的意愿獲得了權力的。如今,你們才是權力的源頭。我向你們保證,我將是所有埃及人的總統。我當選了總統,在這件事情上,我在你們之中并不是最好的那個。我會把我最好的全都給埃及。埃及屬于全體埃及人。我放棄我的權利,接受我的義務。我邀請你們所有人——穆斯林與基督徒,一同參與到國家繁榮(Mashrouʿ al-Nahda)這個工程中來,一起建設一個新的埃及!”[59]
 
歷史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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