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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排斥市場嗎?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歷史根源
發布時間: 2019/10/10日    【字體:
作者:陳志武
關鍵詞:  儒家 市場 金融  
 
 
我們的分析發現,孔廟數量越多、家譜數量越多的地區,也就是儒家文化影響強的地區,1927年時的現代銀行數量就顯著地更少、2010年時的金融交易參與度更低。另外,在考慮其他因素后,孔廟數量多、儒家文化影響強的地區,在2010年時,人均存款和貸款額顯著更低,說明這些地方的人利用現代金融的程度會更低。
 
金融在中國出現得很早,比如,貨幣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紙幣出現在宋代,早在《周禮》中就談到泉府做一些跨期放貸等,這說明中國社會在近三千年前就接觸甚至熟悉初級形式的金融。但是,在后來的兩千多年里,金融沒有太大進步,證券等更先進的金融業態要到19世紀中后期洋務運動時才由西方人帶進來。到如今,我們還在摸索大眾資本市場的發展路徑。
 
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古羅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就有了早期版本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股票交易也有發生。與此相關的是,在公元200年左右,一個叫Ulpian的羅馬人就推出了人類壽命預期表,標識出30歲的人大概還能活多少年、31歲的能活多少年,等等。當時推出壽命預期表是為了交易人壽保險等金融產品,是為這些保險產品定價而推出的。這些都說明,西方的金融當時就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發展。當然,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崩潰,歐洲進入中世紀,金融的發展歷程被中斷。可是,到了13世紀,在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邦,金融重新復興,尤其是為了支持城邦政府負債,大眾化的公債證券市場被推出來,到文藝復興時期已經發展出相當規模。再到后來的16世紀,因為海洋貿易等而重啟股票市場,至17世紀初,荷蘭、英國的大眾資本市場具有相當的規模。
 
那么,為什么證券等金融在西方很早發展起來,而在中國沒有呢?中西金融大分流是如何在近兩千年前就發生?一般而言,如果要發展金融市場,至少需要具備三個基礎條件:一是要有書寫文字和數字體系,以便寫下金融合約,給跨期價值交換提供備忘錄;其次是金融數學必須足夠發達,要不然難以對金融合約做準確定價;三是保證跨期合約或者說跨期承諾能夠執行的體制架構,比如正式的法治體系,或者規范個人行為的倫理道德。前兩個條件在中國早就滿足了。比如,成書于秦漢的《九章算術》中,就有一些很經典的金融定價問題,卷三里的衰分問題:“今有貸人千錢,月息三十。今有貸人七百五十錢,九日歸之,問息幾何?”卷七中的盈不足問題:“今有人持錢之蜀,賈利十三。初返歸一萬四千,次返歸一萬三千,次返歸一萬二千,次返歸一萬一千,后返歸一萬。凡五返歸錢,本利俱盡。問本持錢及利各幾何?”如果金融交易到秦漢時期還不是那么多、那么普遍,就不太容易提煉并抽象出這樣一般性的數學問題。這表明金融數學到秦漢時已經相當發達。這就更帶來一些問題,為什么借貸金融沒有在秦漢之后推動證券與保險等金融的發展呢?為什么中國沒有發展出更廣泛、更深的大眾金融市場?
 
幾年前,斯坦福大學的Greif教授和Tabellini教授提出相關的問題,就是:至少在過去一千多年里,中國人主要靠宗族來實現人際跨期合作,而歐洲人則以“法人公司”實現人際跨期合作,包括教會、市政、公司、行會等,這些都是注冊的法人,不是血緣宗族組織,但可以促使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進行跨期合作。那么,為什么在那么早以前中國和西方就出現那么大的差別?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在人際合作上的區別,就是中國人把注意力、把解決風險挑戰與資源配置的依賴都集中在靠禮制支持的宗族網絡上,把精力都放在強化以血緣為本的倫理道德上,而西方人在血緣體系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可供選擇的解決人與人之間跨期合作的辦法。
 
四種不同的人際合作模式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先回答一個問題:自古到今,人類發明了哪些辦法去應對風險挑戰、進行跨期合作、實現資源配置?不同社會有哪些不同的選擇?到目前為止,人類大致上找到了四類解決風險挑戰的辦法:一種是我們今天很熟悉的、近代發展起來的金融市場,像保險產品、股票債券、銀行儲蓄、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等,這些是現代人使用的工具,更是西方人熟悉的非人格化手段,但沒有哪個古代社會有這么齊全的金融工具。第二種辦法是基于血緣網絡的保障體系,比如儒家的宗族,這是以人格化方式防范生老病死風險,以達到安身立命,比如“養子防老”就是以子女作為跨期投資、跨期規避風險的具體工具;換言之,子女就是人格化的保險、投資與養老載體,而族人之間的互助與保障是這個體系更為廣泛的功用所在。第三大類辦法則是基于宗教或者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體系,這個相互保障體系不是基于血緣關系,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來增加教友間的跨期信任,尤其是通過做禮拜、教會聚會聚餐等活動,降低信眾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逆向選擇問題和“搭便車”道德風險問題,使成員間互保互助。第四大類辦法就是現代政府福利,比如福利國家、政府社保,這個體系既不基于血緣,也不基于共同信仰,而是政府通過征稅權、行政權,以強制力方式實現社會不同成員間的風險互助。
 
這四大類解決風險挑戰的不同辦法中,每一種都要求相應的社會文化、倫理道德規范和制度的支持。比如,金融市場需要外部非人格化的法律和司法體系的配合,沒有法治做支持,就難以發展金融市場;血緣宗族體系則需要一整套從上到下、由里到外的禮制支持,否則,族人間就難以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兒女也不一定會孝順;基于宗教的互助體系便理所當然要求教徒遵循教義和教規,等等。理論上講,這四大類保障體系并存當然是最理想不過,因為它們可相互補充、各盡其能,令社會中每個人均得到充分保障。但是,在現實中,很多社會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在這四類體系中做出了選擇并著重發展,排斥其他保障體系。比如,中國在周朝選擇了靠血緣宗族實現人際互助、跨期合作,接下來的精力都集中于發展禮制,通過擴充并完善禮制來保證宗族解決風險挑戰的效率,同時抑制商業、宗教等。
 
另外,從資源配置角度看,各個社會做出的選擇也很不一樣。這里舉一個通俗的例子:一桌子菜在那里,誰可以先吃,誰只能后吃,誰可以多吃,誰必須少吃?這里,桌子上的菜就是需要配置的“資源”。儒家禮制的主張當然是長者先動筷子,晚輩后動筷;男人未動筷子時,女的不得先食。這就是按照名分等級來決定這桌資源的配置順序、數量。當然,人類社會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則同時動筷子,每個人吃一樣多,這就是多數宗教主張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根據誰出的價格最高,這是基于市場交易的資源配置方式。還可以根據時間順序,誰先到,誰先吃,等等。——由此可知,各社會可以選擇不同的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和資源配置方式,但每種方式需要得到相應的文化體系、倫理道德體系的支持,因為相應的文化和制度為相應人際合作體系與配置方式提供服務及鞏固其效率。所以,一旦一個社會做出了選擇,接下來就必須發展相配的文化和體制。下面我們來比較中國和西方做出的不同選擇。
 
中國選擇宗族,西方選擇社會
 
至少從周公開始,中國就著手建立禮制、選擇靠血緣宗族解決人際互助和資源配置問題,后來到孔孟時期,尤其到漢朝等,更是不斷鞏固禮制,強化家秩序。而在同一時期的西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卻在血緣之外尋找答案,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親網絡的社會治理與政權制衡問題上。
 
春秋戰國時期,西方跟中國社會的分流還不是很大,差不多還面對同樣的挑戰。我們可以看看公元前3世紀一位古希臘臣民寫給托勒密國王的一封信,他抱怨的問題就是中國人也關注的一個現實問題:不孝的子女。這個臣民寫道:“尊敬的托勒密(Ptolemy)國王:先請接受來自科太希科留斯(Ctesicles)的問候!我深受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和我女兒尼克之害!因為雖然我以前嘔心瀝血把她撫養大,……到如今我已經視力衰退、重病纏身,她卻不關照我,不給我基本生存必需。當我在首都亞歷山大港告她、希望找回正義時,她卻拿來一份國王閣下簽署過的書面保證,承諾每月給我20塊達克碼錢幣的生活費。……現在,由于我女兒受那個畜生狄奧尼修斯的壞影響,不顧我年老病重,不再兌現她對我的贍養承諾!”
 
這封信告訴我們,至少到公元前3世紀,西方人跟中國人還是差不多,也對子女的孝順有很高期望。只不過從那以后,中國往禮制和宗族的路上越走越遠,而西方往另一條路邁進,在血緣之外的大社會中建立人際合作互助的體系。就在孔孟關注禮制建設的時候,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卻專注討論完全不同的哲學問題。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分別對君主制(Monarchy)、貴族制(Aristocracy)、共 和 制(Polity)、暴君制(Tyranny)、寡頭制(Oligarchy)與民主制(Democracy)的利弊優劣進行分析和對比,關注的是超越血緣的社會治理和權力制衡問題。到公元前3世紀,古羅馬成功地建立平民會議和羅馬參議院,以民主制衡政府權力。正是有了解決跨血緣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到公元1世紀至2世紀,古羅馬的人壽保險、資本市場和其他金融就有了發展所需的制度基礎,而這些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非人格化市場交易,又反過來推動合同法則、商業規序等市場制度的發展,促使超越血緣的廣義倫理道德和法治制度的演變。特別是在基督教于公元4世紀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后,超越血緣的廣義倫理道德得到進一步發展,讓西方人的誠信網絡不只局限于血親。于是,西方人之間的跨期互助合作可以走出族親,依賴法人公司和一般性社團組織。
 
相比之下,中國卻忙于建立禮制,發展血緣為本的倫理道德,不斷鞏固家秩序。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只是百家思想之一,并未成為社會實踐。公元前3世紀末,在劉邦推翻秦朝并建立漢帝國后,陸賈給劉邦推薦《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建議其以儒術治理漢帝國;劉邦則質疑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意思是,漢天下是在馬背上打下的,難道還需要領會《詩經》《尚書》嗎?這有何用?陸賈反問:“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他的意思:武力打下的江山,難道你還要用武力去治嗎?秦朝短命的教訓還不夠嗎?陸賈進一步反問道:“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如果秦朝當初遵循儒家仁義,推行道德“禮治”,會有那么糟糕的結局嗎?從此,陸賈使儒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到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獻言漢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接受并下詔“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讓儒家禮教成為官方的唯一正統,啟動“獨尊儒術”的歷史。到唐宋明清,禮制不僅持續得到發展,包括修建宗祠、祭祀祖先、推廣禮儀、修寫族譜的興起和普及,而且在唐宋推出科舉,使平民也有資格通過考試做官之后,平民子弟也受到激勵研讀儒家經典,于是禮制及其支撐的宗族成為社會基石。
 
自從周朝選擇基于家秩序組建社會結構之后,禮制與宗族建設占據了過去近三千年中國哲人的大部分精力,讓他們無暇他顧,導致中國人幾乎無法信任族親之外的人,連上門女婿都難以接受。中國人跟西方人的這種早期選擇差異注定了后來的大分流,包括發展路徑的不同,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姓氏在各社會出現的時間。對于一個重視血親、需要建立并鞏固宗族的社會而言,姓氏是一個關鍵的血親標識符號,姓王的跟姓陳的肯定不是血親,等等。英國人在1066年前沒有姓氏,是諾曼底人于1066年入侵英國后才把姓氏帶來,先是貴族有姓氏,后來英國國王多次下令,要求每個英國人都有家姓,但并非每個人聽從。結果,六百多年后,到18世紀每個英國人才都擁有姓氏。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要么根據自己的職業給自己隨便找個姓氏,比如Smith(鐵匠),要么根據地名或者在父親名后加上“Son”(兒子),比如Peterson就是父親叫Peter、兒子就叫Peterson,等等。歐洲其他社會差不多也是在同時期建立姓氏的。很多人可能會問,英國和其他歐洲人為什么那么晚才推出姓氏呢?道理很簡單,由于他們不是基于血緣組建社會,不是基于血親網絡實現人際互助和跨期合作,那么,他們就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發明、發展家族的跨期標識符號。后來是為了便于征稅,激勵一些歐洲國王強行普及姓氏。相比之下,中國人幾乎比英國人早兩千年就有姓氏,至少在周朝初期貴族已有姓氏,到春秋戰國時候姓氏開始推廣到平民階層,到戰國結束時,幾乎所有中國人皆有姓氏。原因在于,作為血緣符號的姓氏對于禮制宗族的建立至關重要。
 
中西方的不同選擇也演變出另外一個具體差別,就是我們中文里針對每個親戚關系會有一個相應的具體名稱,而西方卻不是這樣。比如,在中文里,我們有叔叔、伯伯、大舅、小舅、大姨夫、小姨夫,但英文里只有一個,就是uncle,不做細分。在英美社會,父親和母親的姐妹,以及父母的兄弟的妻子,都以“aunt”通稱。西方的親戚稱謂這么簡單,以至于中國人不習慣。中國的稱謂系統里,有伯母、嬸嬸,大姑、小姑,大姨媽、小姨媽;哥哥、弟弟,姐夫、妹夫,堂哥、堂弟,表兄、表弟;姐姐、妹妹,嫂子、弟媳,堂姐、堂妹,表姐、表妹;兒子、媳婦,女兒、女婿,侄子、侄媳,侄女、侄女婿,外甥、外甥媳,外甥女、外甥女婿,孫子、孫媳,孫女、孫女婿,外孫、外孫媳,外孫女、外孫女婿。妻子的伯、叔父母稱“伯岳父、伯岳母、叔岳父、叔岳母”;兄(弟)的岳父母稱“姻伯(叔)父、姻伯(叔)母”;子女配偶的父母稱“親家翁、親家母”;等等,不同名稱太多,足以令西方人暈倒。對于以血親宗族為基礎的社會,稱謂極其重要,因為每個稱謂決定了她或他相對于當事人的名分,名分包含了血緣遠近、代際距離與年齡信息,而名分等級信息決定了與每個人的責任與義務,進而決定資源的配置和風險的分擔程度。比如,張三辦婚禮,不同遠近的親戚,禮錢各異。在張三如果需要借錢時,也會根據相對于當事人的名稱決定是否該借、借多少,等等。
 
但在西方社會,人際互助和資源配置不是基于血緣禮制,所以,犯不著發明那么多的稱謂。
 
儒家與金融市場的競爭
 
我們都熟悉一個說法,儒家抑商。當然,也有學者說儒家跟商業不矛盾。當然,儒家宗族內肯定是信任度高,因此有利于族內融資、實現風險互助,但宗族之外、族與族之間的信任體系基本沒有。其實,至少在儒家的基本價值觀上,對基于貨幣的市場交易是排斥的,至少是瞧不起的。《論語》里孔子講,“君子義以為質”“君子義以為上”,即君子立身行事應以道義為本,道義價值重于物質利益,應當以“義”而不是基于“利”來規范人際關系并建立社會秩序,這顯然排斥商業市場,看低基于明碼標價貨幣化交易的資源配置方式。儒家主張以義而不是以利規范人際互助,這一點與基督教非常一致,后者也是排斥通過貨幣化、商業化實現人際互助。當然,儒家的“義”是基于名分等級秩序,基于以血緣為本的禮制倫理,而基督教是基于只信耶穌基督這個神并且遵循其教義。雖然在理念上儒家抑商,在現實中并非每個人都100%遵守儒家準則,所以,中國現實歷史中有商業交易和市場發展根本不足為奇,就如基督教在16世紀新教改革之前禁止有息放貸,但照樣有不少基督徒違犯教規,從事“地下”有息放貸一樣。不過,只要觀念上排斥商業化發展,商業市場就難以做大,因為一旦做大了,就會引發倫理道德上的指責而遭到抑制。
 
對待商業的態度如此,對待更加敏感的金融也就更加抵制。再者,如果禮制建設得好,宗族和金融市場之間就會在功能上呈相互替代、相互競爭的關系,因為如果族人間的風險互助已經運作很好,那么,在很多情況下,金融對他們可能就是多余的;反之,如果金融市場發達了,人們就不再需要宗族提供的風險互助及資源共享,宗族就會逐步衰退。
 
龔啟圣和馬馳騁兩位教授在2014年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發現,在整個清朝1644到1911年間,山東107個縣的農民暴動次數差別很大,有的縣即使遭遇災荒也未必有農民暴動,而另一些縣則不是如此。各縣差別之所以這么大,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儒家在各地的影響程度各異。兩位教授發現,那些孔廟數量多的縣,也就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深的地方,在災荒發生的時候,農民暴亂的頻率就顯著低于孔廟數量少的縣,因為孔廟數量多的地區宗族比較發達,族親之間互通有無的可靠性更好,災荒時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概率亦比較低;當然,在儒家文化影響比較弱的地方,一碰到風險事件、碰到災荒,可能就只好通過搶劫或者起義去求活路,暴動的傾向性就更強。所以,在實證意義上,量化歷史研究表明,儒家禮制的確給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好處,只是其代價也不小。
 
那么,儒家是否抑制金融呢?最近,我跟馬馳騁以及另外一位香港大學老師Andrew Sinclair做了一項研究,其中以中國各個地區市為基本單位,分析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差異背后的文化原因。我們的基本假說是,受儒家文化影響強的地區,金融會越不發達,因為金融市場跟宗族之間有很強的替代關系。儒家影響強的地方,宗族發達,即使在現代金融進來以后,這些地區對金融也未必有那么大的需求。具體研究用1900到1927年間各地的現代銀行數量和2010年時各地區家庭參與股票、基金等現代金融品交易的比例,來度量現代金融在這些地方的發達程度和被接受程度。另外,我們也用清朝時期各地的孔廟數量來度量儒家文化的影響強弱,同時,我們也用各地還留存的家譜數量來度量禮制的影響度,作為穩健性檢驗指標。在做回歸分析時,我們也用到很多其他控制變量,以排除各地其他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分析發現,孔廟數量越多、家譜數量越多的地區,也就是儒家文化影響強的地區,1927年時的現代銀行數量就顯著地更少、2010年時的金融交易參與度更低。另外,在考慮其他因素后,孔廟數量多、儒家文化影響強的地區,在2010年時,人均存款和貸款額顯著更低,說明這些地方的人利用現代金融的程度會更低。因此,不管儒家本身是否排斥金融市場,但實際效果是:儒家文化深入的地方,其宗族體系會更加發達,族人之間可以實現風險互助、資源共享,這就降低對金融的需求,抑制了金融的發展。長此以往,金融所需要的制度環境就難以產生。
 
從我們的量化歷史研究可以看到,過去多個世紀所經歷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周朝,那時的周公和后來的儒家選擇了基于血緣家庭與宗族來解決人際跨期風險互助、跨期合作和資源配置的問題,這使得在接下來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哲人,特別是儒家學者,把注意力、創造力都用在禮制的建設和宗族的鞏固上,在中國發展出以“血緣為本”的狹義倫理道德,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超越血緣的信任體系難以發展,尤其在家庭與宗族過度發達后,雖然血緣信任體系把族親間的跨期互助解決得好,但超越血緣的金融市場就失去發展機會。而就在周朝選擇依賴血緣宗族之時,西方選擇走上另一條路,專注建立超越血緣的人際跨期合作上,他們一方面也依賴血緣家族解決部分跨期互助,另一方面更把重心放在血緣之外的社會組織發展上,包括社會治理、權力制衡和法治建構;特別是在基督教出現后,西方人更是不再認為只有血親才可信,一般人際信任度與社會資本都高[Fukuyama,Francis.Trust.New York:Free Press(1995)]。由于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就開始推進血緣之外的機制建設,這些機制是非人格化的市場交易所需要的,所以,他們后來更多基于“公司”實體進行人際合作,11世紀開始商業革命,13世紀重新發展大眾金融市場,等等。正因為周以來中國知識精英的精力大多用于完善禮制,而不是建立超越血緣的法治,于是,雖然現代金融在19世紀中后期引入,但這些金融業態甚至到今天還在中國社會“水土不服”。
 
(來源:文匯電子報;作者為耶魯大學前金融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馮氏講席教授及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本文為2019年8月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聯合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路徑、制度與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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