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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考釋
發布時間: 2019/10/10日    【字體:
作者:王亞榮
關鍵詞: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道安法師 佛教 政治  
 
 
 
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出處
 
首先,需要對“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句話的出處進行仔細的考察。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最早見于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是記載道安法師在新野分張徒眾時所說,其余《高僧傳》、《世說新語》等記載與此基本相同。以下是祐錄的原文:
 
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余人。及石氏之亂,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眾入王屋女機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過陸渾,遂南投新野。復議曰: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余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1]
 
一般來說,僧祐的記載是比較可靠的,一者有不可替代性,二者僧祐也是一位比較嚴謹的學問僧。僧祐(445--518),俗姓俞,彭城下邳(今江蘇邳縣)人,是南朝齊梁時代的高僧,以律師為本業。僧祐執操堅明,隨律學名匠法穎受業,竭思鉆求,無懈昏曉,乃大精律部。傳揚《十誦》,料簡五眾,門下緇素弟子一萬余人。除了《出三藏記集》,《弘明集》、《釋迦譜》等,都是僧祐的作品,霑溉后世,號稱名著。讀者公認,僧祐的記載比較準確,可信度較高。
 
那么,下一個需要考察的問題是這件事情和這段話從何而來,意即僧祐之作以何為本?根據是什么?這需要從多重視角來窺探歷史的迷霧。
 
按,道安卒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最遲書成于南梁的天監十三年(514),四年后僧祐去世。慧皎的《高僧傳》書成時間要晚,大約在南梁普通三年(522)或四年(523)。這樣算來,僧祐對這件事情的記載最早。但雖然最早,卻也是在道安去世129年之后。
 
道安這次分張徒眾的時候,正是僧團最為困窘的時期。此后下襄陽,十多年后復北上長安,境遇都比較順利,而且僧團的影響也不斷擴大。道安門下弟子有不少義學僧,頗有成就,各見蔚于一方。所以,道安之去世,蓋棺論定,可謂功德圓滿,名滿天下,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認可。按照一般的敘事傳承規律,在祐錄書成前的一百多年時間里,自然會有一個不斷地“為尊者榮”的過程。
 
又,截至目前為止,在道安本人的著作中沒有見到這句話,也沒有見到類似思想的表述。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僧祐對這件事情的記載是采自傳聞。或是口頭傳聞,或是文字傳聞。即使是采自文字記述,該記述也屬于傳聞,其傳聞的源頭應該是當年道安分張的徒眾的追述。僧祐對這些傳聞和追述進行了文字上的整理和加工。
 
至此,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其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來源于間接史料。
 
其二,《出三藏記集》中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屬于孤證。
 
二、“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完整內容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還應該對這句話的前后文意思作完整的邏輯分析。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在書中并不是完整的句子,前面還有道安的話,即:
 
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顯然,前句為因,后句為果。因為“今遭兇年”,所以“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反言之,如果不遭“兇年”,則未必立法事必須以“依國主”為條件。而且,道安法師的話還沒有說完,后面還有:
 
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
 
聯系前后文,這句話有兩層意思。其一,“又”字表明,是對前文“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補充,或者說,前后所說的內容是一個整體,有內在的邏輯關系。其二,令教化之體“廣布”,是說明分張徒眾的另一原因。至此,“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原意比較清楚了,因為遭遇兇年,社會資源被當政者所壟斷,不與這些人建立聯系恐難以生存,何況教化之體,還應該更為“廣布”。這里的廣布也隱含有兩層意思。一是空間上的廣;二是教化對象范圍的廣。眾所周知,這時的道安僧團人數雖多,但絕大部分是社會下層人士,與中原的當政者之間沒有穩定的關系。另外,對道安來說,即使是“國主”,也應在教化對象之內。如當年佛圖澄勸石氏不殺,之后的道安法師勸苻秦勿征,都是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勸化、教化“國主”。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是因為“今遭兇年”,表明是遇到了一個有特殊原因的困難時期。那么,遭遇了什么樣的“兇年”呢?書中的記載寫的很清楚,而且還保存有道安法師的原話:
 
及石氏之亂,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眾入王屋女機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過陸渾,遂南投襄陽。
 
客觀的大背景是“石氏之亂”。司馬氏南渡之后,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其中羯族的石勒于公元319年自立為王,定都襄國(今河北邢臺)。石勒死后,石氏內部爭奪權力,互相殘殺,兵燹連年,史稱“石氏之亂”。道安法師曾感嘆曰:“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獫狁滑夏,山左蕩沒,避難濩澤,師隕友折”[2],“生逢百罹,戎狄孔棘”[3]。人禍之外,又逢旱災,蝗災,僧眾不惶寧處,只好山棲木食,而前燕與東晉爭奪中原,慕容氏大軍滾滾而來……。這就是道安法師所說的“兇年”,即人禍加天災。無奈,道安只好率領門下向南奔往東晉治下比較安定的襄陽方向。實際上,這時候的道安與其弟子們與難民類似,或者說就是難民。
 
至于分張徒眾的原因,一則是遭遇亂世,生存困難。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太多,更增加了窘迫的狀況。多少人呢?
 
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余人。
 
在人禍加天災的“兇年”,這么多人在一起,確實生存有問題。這就是道安法師所說的“聚則不立”的“立”的含義,針對的是物質條件。“不立”,即難以生存,與“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難立”,在意思上有相通之處。
 
佛圖澄去世后,道安法師繼承乃師事業,篳路藍縷,聲望蒸蒸而上,有“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4]之譽,其中僅“受業弟子”就有法汰、慧遠等五百余人。但兵荒馬亂,旱災加蝗災,五百多出家人正處在亂世兇年的漩渦中心,困難之多,可想而知。所以,道安認為若分散行事傳法,既便于生存,又可助教化“廣布”。大家都同意道安法師分張徒眾的安排,于是,法汰和法和分別帶領一部分人去比較安定的揚州和蜀中,剩余的人則繼續隨道安連夜向襄陽進發。
 
以上就是道安法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背景和來龍去脈。顯然,“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不能從原文中獨立出來,否則的話與道安法師的本意就大相徑庭了。
 
三、道安依靠的是道德與學問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不是道安法師所確定的原則,但是道安的“法事”事業沒有人懷疑是成功的。那么,道安法師依靠的是什么?
 
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不和統治者發生關系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此。問題是把“依國主”作為立“法事”的前提并不是道安法師的主張。查閱道安法師的著作,這句話只見于129年之后的祐錄,也就是說,起碼這個問題并沒有受到道安法師的重視,或者只是偶然所云,有具體的時空條件。所以,這句話不是道安法師一貫的想法,更不能代表道安法師的政教觀。
 
客觀上,道安僧團的成功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客觀原因。而主觀上道安法師能取得不凡的成就,則依靠的是自己的道德與學問,依靠的是豐碩的成果和彪炳后世的業績。
 
東晉時代,道安得到教內教外各界的許多贊許。孝武帝司馬曜奉佛法,《晉書》卷九《帝紀第九簡文帝孝武帝》記載:“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司馬曜遣使問候道安,認為:
 
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5]
 
江南儒家名士習鑿齒亦頗為推許道安僧團,曾在與謝安的書信中談及道安師徒,其評價很有代表性:
 
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事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6]
 
“國主”司馬曜對道安的肯定,在于道安“居道訓俗”成效顯著,而且可“陶津來世”,與“依國主”無關。這里談的是政教關系中的互依問題,即互相借用、互相借重,因為政治必以信仰價值為核心。而習鑿齒則看重道安博學多才,且“無變化伎術”、“無重威大勢”,但“師徒數百,齋講不倦”,“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感喟曰:“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在習鑿齒的眼里,道安令人敬佩的原因不僅與依不依“國主”沒有關系,恰恰相反,習鑿齒看重的卻是道安個人的道德與學問,看重的是令他肅然起敬的僧團自尊、自重、自律的風氣。
 
襄陽之后,道安被苻堅請到了長安。這次也不是道安要“依國主”,反而是秦主苻堅不擇手段擄掠之。這便是苻堅“十萬大軍得一人半”的典故:
 
苻堅素聞其聲,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后堅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于堅。堅謂仆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7]
 
苻堅對道安的敬重還有事例,因道安“德為時尊”:
 
(苻堅)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器。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8]
 
苻堅認為道安是“名器”,而權翼認為是“毀形賤士”,于是苻堅更“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這里顯然不是道安在“依國主”,反而是“國主”在“依”道安了。
 
四、慧遠的不敬“國主”
 
道安清正自守,道安門下弟子成百上千,如今留名者也有數十人之多。查閱這些人的有關資料,未見有形成“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觀念。反而到了繼承道安衣缽的慧遠,只與“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9]結交,卻刻意與“國主”保持距離。
 
據《祐錄》所載:
 
(慧遠)自卜居廬阜,三十余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故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焉。
 
桓玄道經廬山,要慧遠出迎,慧遠竟稱疾不下山。桓玄親致書信,企圖將慧遠延攬于門下,還俗輔政,而慧遠堅決推辭:
 
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躬說,勸令登士。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逾丹石,終莫能屈。[10]
 
桓玄認為國主與天、地、道同為“四大”之一,僧人賴此“四大”方得以生存,因此佛教徒應該禮敬國主:
 
《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資生通運,豈獨以圣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馭而已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曰用于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費其敬哉![11]
 
針對桓玄等的理論,慧遠認為其中并無根本的矛盾,要求禮敬王者于理不通:
 
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于經文,在三之訓彰于圣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跡絕于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于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厚貴生之益。[12]
 
慧遠認為佛教信徒有出家和在家兩類。在家者可以“奉上之禮,尊親之敬”,但出家者則不同。桓玄認為“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所以“受其德”、“沾其惠”,應該禮敬王者。而慧遠則認為出家是“方外之賓,絕跡于物”,何況“達患累緣于有身”,“有身”是苦之所本,所以并不看重桓玄所說的“運通之資本”、“厚生之益”。
 
慧遠更明確地主張:
 
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跡。[13]
 
對于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慧遠還專門寫有《沙門不敬王者論》,從在家、出家、求宗不順化、體極不兼應和形盡神不滅等五個方面全面論述僧人應“高尚其跡”,不應該禮敬王者。慧遠是道安之后的僧團領袖,所以這篇文章有廣泛的影響,據說,“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跡矣。”[14]
 
如果說限于史料,道安法師的政教觀還比較模糊的話,慧遠卻有認真的思考,形成了自己有體系的理論。目前雖然沒有見到道安法師有關的論述,但慧遠是道安的衣缽大弟子,跟隨道安多年,耳濡目染,慧遠的思想中應該有道安思想的成分。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來龍去脈比較清楚了。這話雖然可能是道安法師所說,但只是偶然所云,有具體的時空條件限制,說的是立法事需要物質條件,而不是道安的一貫主張,更不是道安的政教觀。所以,這句話不能從原文中獨立出來,更不能引申擴大,抽象拔高。
 
道安的成功依靠的是卓越的道德與學問,依靠的是人格的魅力。道安生前身后都得到了各個方面的認可,這些對道安僧團的肯定和敬重在精神上有超越性,不僅超越了窮人和富人,超越了佛教信徒和非佛教信徒,而且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國界”,得到了東晉的“國主”的敬重,得到與東晉作對的前秦“國主”的敬重。其原因在于,亂世中的佛教發揮了撫慰人們心靈的作用,道安的主張給處于亂世中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加上道安僧團的自尊、自重、自律,因此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褒揚。這是值得認真思索的,絕不能僅僅用“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來解釋,也解釋不通。因為在當時,反而是因“國主”們逐鹿中原,爭霸天下,才使得兵燹連年,生靈涂炭,怨聲載道。
 
為什么會有許多人把這句話抽象為某種原則,或者說“愿意”把這句話確定為中國政教關系的原則?這當然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的政教關系特點有關,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教生態有關。蒙昧時代,宗教地位在世俗權力之上,但自從進入封建社會之后,宗教地位則一直在世俗權力之下,所以中國沒有“國教”。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封建時代的中國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國家,即使崇佛甚盛的梁武帝、隋文帝,佛教信仰也與封建制度保持有距離,王權高于教權是貫穿始終的。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單方面地反映了封建時代中國政教關系的一個特點,不具有絕對性和普遍性。
 
從狹義來理解,即無論從王權或教權來看,這句話也難以成立。
 
首先,“法事”的建立與否決定于“法事”的正確與否和民眾的擁護與否,與“國主”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中國歷史上的“三武一宗禁佛”沒有成功就是典型的案例。
 
其次,中國封建時代的“國主”也是“奉天承運”來管理世俗的事務,包括宗教的事務,而不是領導終極精神的追求,也要先“內圣”,然后才“外王”,充其量是“天”之“子”,而不是“天”。
 
再次,“法事”與“國主”是兩個范疇,各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和各自所承載的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在某種層次上會有共同的目的和交集,但畢竟屬于“互相”的關系。
 
最后,中國的佛教秉承大乘精神,一直以“入世”的方法作“出世”的事業。在這里,“入世”也只是手段而已,即應機施教的權宜之計,從來沒有忘記“出世”的目的。道安僧團的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而慧遠繼承道安的事業,刻意對“國主”保持距離,應該是對道安僧團成功經驗的繼承和發展。
 
[1]《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大正藏》55冊108頁。下同。
 
[2]《道地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正藏》55冊,69頁。
 
[3]《陰持入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55冊,45頁。
 
[4]《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大正藏》50冊,351頁。
 
[5]《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大正藏》50冊,352頁。
 
[6]《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傳》。《大正藏》55冊,108頁。
 
[7]《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傳》。《大正藏》55冊,108頁。
 
[8]《晉書》卷一一四《載記》第十四。又見《高僧傳》卷五。
 
[9]《高僧傳》卷六《慧遠傳》,《大正藏》50冊,358頁。
 
[10]以上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慧遠傳》,《大正藏》55冊,110頁。
 
[11]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52冊,80頁。
 
[12]慧遠《遠法師答》,《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52冊,83頁。
 
[13]《高僧傳》卷六《慧遠傳》,《大正藏》50冊,360頁。
 
[14]《高僧傳》卷六《慧遠傳》,《大正藏》50冊,361頁。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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