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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朝宗教的特點
發布時間: 2019/9/26日    【字體:
作者:何孝榮
內容提示:明朝宗教包括傳統的佛教、道教以及新傳來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及新興的羅教等民間秘密宗教,其傳播流衍特點包括,最高統治者采取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宗教政策,而以整頓和限制為主;各種宗教多元并存,而以佛教、道教為主;宗教融合思想和現象普遍;傳統宗教衰落,新傳來及新興宗教蓬勃發展;各種宗教進一步世俗化,成為庶民的佛教、道教。明朝宗教處于從古代向近代的新舊交替十字路口。
關鍵詞:  明朝 宗教 庶民佛教  
 
 
明朝是中國古代史上漢族地主階級建立的最后一個統一王朝,傳統的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極度成熟,社會各領域呈現出種種新因素,醞釀著新舊交替的沖動,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發展階段。明朝的宗教,包括傳統的佛教、道教以及新傳來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及新興的羅教等民間秘密宗教,其傳播流衍呈現出諸多特點。探討明朝宗教的特點,有助于更好地解析明朝宗教及社會。
 
一、明朝歷史概貌
 
1、明朝帝系 
 
明朝是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一方面是傳統的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極度成熟,另一方面是社會各領域呈現出種種新因素,醞釀著新舊交替的沖動,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發展階段。
 
自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稱帝,正式建立明王朝,至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明思宗自殺,明朝滅亡,明朝在歷史上共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其國祚綿長僅次于唐朝。其間,先后有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鎮、代宗朱祁鈺、憲宗朱見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載垕、神宗朱翊鈞、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檢十六位皇帝,在九五至尊的皇帝大位上統治中國(其中英宗朱祁鎮兩度登上皇位)。明朝皇帝世系,我們制成下表:
 
2、明史分期 
 
自上世紀初以來,明朝歷史就引來眾多專家學者的研究和探索,對明史分期也提出多種主張,見仁見智。我們根據明朝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結合明朝皇帝對宗教的態度,兼顧各個朝代的完整性,將明朝分為初期、中期、后期三個階段。
 
(1)明朝初期,從洪武元年(1368)至宣德十年(1435),這是明朝建立、發展時期。
 
太祖建國后,對元末政治撥亂反正,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創建了中央以五府六部為主體,地方以各省三司為主體的官制結構,強化了以皇權為主導的中央集權制度,確立程朱理學的官方哲學地位,輕徭薄賦,休養生息,使社會秩序逐步穩定,經濟恢復和發展,開有明一代帝業。惠帝繼位后,復古改制,實行寬仁之政。但削藩措施不當,引起靖難之役,惠帝終被推翻。成祖奪得帝位后,繼續削藩,設置內閣,數征北元殘余勢力,派宦官鄭和等出使西洋,恢復發展生產,開通漕運,編纂《永樂大典》,遷都北京,明朝逐步走向強盛。仁宗、宣宗統治期間,奉行守成政策,確立內閣制度,繼續勸墾蠲免,整頓財政和吏治,緩和社會矛盾。自明朝建立,“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形成所謂“仁宣之治”。
 
(2)明朝中期,從正統元年(1436)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明朝衰弱、禍亂時期。
 
正統初期,“三楊”等輔政,繼承洪熙、宣德年間的各項政策。正統七年(1442)以后,宦官王振專制朝政,擅起邊釁,終而釀成“土木之變”,英宗被俘,正統年間成為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階段。景泰年間,加強北京防御,打退瓦剌進攻,穩定國防局勢。英宗復辟,稍改正統年間年少昏庸之氣,敬天勤政,國家機器運轉基本正常。憲宗在位期間,無所作為,任用佞臣、宦官,朝中善類被驅斥殆盡,朝政日趨黑暗腐朽,國家財政危機日趨嚴重,社會矛盾尖銳激化。不僅蒙古瓦剌、韃靼經常入犯,而且農民抗爭、流民暴動不斷。
 
弘治年間,孝宗勤于政事,任用賢能,注意節儉,屢禁宗室、勛戚侵占民田,因此獲得“弘治中興”的美譽。武宗好聲色逸樂,迷戀藏傳佛教,荒嬉腐朽,朝政又趨黑暗敗亂。世宗改革武宗弊政,并清理莊田,多所興革,“天下翕然稱治”。尋興起大禮議,致使群臣紛爭不已。世宗極度崇尚道教,迷信方術,政事則委于權臣嚴嵩等。這一時期,韃靼騷擾于西北,倭寇進犯于東南,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府藏告匱”,加派隨之而起,明朝“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
 
這一時期,明朝政治日趨黑暗腐朽,財政危機日甚,封建經濟走向瓦解,“南倭北虜”猖獗,藩王叛亂,民眾起義蜂起。王守仁創立心學,風靡學林。民間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白銀日趨貨幣化,商品經濟逐漸繁榮,一批工商業市鎮崛起,私人海外貿易興盛,社會風氣經歷由簡入奢轉變。
 
(3)明朝后期,從隆慶元年(1567)至崇禎十七年(1644),是明朝改革、衰亡時期。
 
穆宗革嘉靖朝弊政,限勛戚莊田,實現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寧謐。然輔臣相軋,結黨相攻,種下明代后期朋黨相爭之根。萬歷初年,張居正輔政,整飭吏治,摧抑豪強,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國勢幾于富強”。張居正卒后,神宗親政,因國本之爭等,逐漸怠于政務。神宗大事營建,揮霍浪費,加上萬歷三大征,國庫空虛。他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掠奪民財,多次激起民眾反抗。萬歷后期,群臣黨爭,“門戶角立”,社會矛盾日趨激烈。史稱,“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光宗在位僅一個月。天啟年間,后金(清)崛起于遼東,并屢敗明軍;陜西爆發流民起義,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序幕。熹宗昏庸懦弱,信用宦官魏忠賢,屢興大獄,迫害正直的東林黨人,政治極其黑暗腐朽。清仁宗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啟之愚騃”。思宗繼位后,清除閹黨,起用東林黨人。但他多疑剛愎,屢易輔臣,朝臣黨爭復起;中清朝反間計,殺薊遼督師袁崇煥,使遼事更不可為。內地農民起義蜂起,漸難支撐。國家財政日絀,加派三餉,更激化了社會矛盾。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思宗自殺,明朝滅亡。
 
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繼續發展繁榮,全國性市場初步形成,海外貿易迅速增長。社會風氣丕變,社會上普遍出現重商逐利和追求享樂的風氣,逾禮越制現象屢見不鮮。哲學、文學等領域,追求個性自由解放,否定程朱理學,反對封建專制,形成為潮流。傳教士東來,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程度的歐洲科技文化。這一切都預示著,明朝后期的中國正處于由中世紀邁向近代社會的轉型時期。
 
總之,明朝“是一個傳統與創新交織、保守與開放并存,表現出明顯的轉型趨向的時代。但因其新生因素遠未達到全面突破傳統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程度,最終隨著明朝的滅亡而宣告轉型的失敗”。
 
二、明朝宗教特點
 
傳播流衍于二百七十六年歷史中的明朝宗教,大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最高統治者采取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宗教政策,而以整頓和限制為主。
 
宗教是一種歷史悠久、影響深廣的社會現象。它的特點是相信在現實世界之外,存在著超自然、超人間的神秘力量或實體(“神”),主宰自然和社會進程,決定人世命運和禍福,從而使人對其產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感情,并由此引申出相關的信仰認知和禮儀活動。根據宗教社會功能學派的說法,宗教“用神或神的誡命作為人們崇拜敬畏的象征性對象”,發揮“維系社會的穩定和一體性”的作用。
 
中國宗教起源很早。歷代統治者多數崇信宗教,并提倡和保護宗教,神道設教,發揮和利用宗教維護統治的功能,同時歷代統治者也對宗教加以整頓和限制,甚至嚴禁,以抑制宗教勢力的發展和膨脹,防止宗教危害其統治。歷代以來,最高統治者的宗教政策主要就是這兩方面,不過不同時期、不同帝王的宗教政策著力點不盡相同,因此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歷代王朝興衰治亂,留下不少經驗教訓。明朝統治者吸取和借鑒歷代興衰經驗和教訓,也對宗教采取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政策,而以整頓和限制為主。
 
明朝的宗教,以佛教和道教為主,勢力和影響最大,是明朝宗教的主體。明朝初期,諸帝大多勤勉有為,雖崇信佛教、道教,但著意整頓和限制,制定和完善了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政策,諸帝基本上在整頓和限制政策框架內對佛教、道教加以保護和提倡。明朝中期,最高統治者多平庸怠惰,他們崇奉佛教、道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其中,憲宗佛、道兼崇,武宗迷戀藏傳佛教,世宗極度崇奉道教。明朝初期制定的對佛教、道教整頓和限制的政策,在明朝中期常常得不到很好地執行,客觀上對佛教、道教起到很大的提倡和保護作用。明朝后期,最高統治者怠政昏庸,崇信佛教、道教,但除神宗、李太后外,多無過度之舉,而思宗甚至排斥佛教、道教。可以說,盡管明代各朝多不同程度地提倡和保護佛教、道教,卻又始終保持著對它們的整頓和限制,控制出家人數、抑制寺觀經濟的方針一直沒有改變,“即使暫時有所放松,但很快(或在本朝,或在后朝)即有所糾改”。
 
對于伊斯蘭教,明朝統治者優容與約束并用,實際上實行的還是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政策。不過,伊斯蘭教在明代傳播的區域、范圍有限,勢力和影響也不大,加上明朝最高統治者并非穆斯林,所以對伊斯蘭教無論是優容還是約束都著力不多。天主教于萬歷年間傳來,因其作為外來新宗教,統治者限制為多,而尤以南京教案為甚。崇禎年間,思宗對天主教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好感,有利于天主教的傳播,但提倡和保護作用有限。對于民間秘密宗教,從明初開始,最高統治者即制定嚴禁和鎮壓政策,限制其勢力發展。盡管明朝中后期統治者暫時可能對個別民間秘密宗教認識不清,有所提倡和保護,但整體上國家還是執行嚴禁和鎮壓政策。
 
可見,明朝統治者從維護王朝統治的角度和宗旨出發,神道設教,對各種宗教實行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政策,而以整頓和限制為主。應當說,明朝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基本是成功的,它使各種宗教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而勢力又沒有過于膨脹,除白蓮教等民間秘密宗教利用宗教組織和發動過一些小規模和范圍的反政府起義外,作為宗教主體的佛教、道教以及民族宗教的伊斯蘭教基本上安順平和,“陰翊王度”,發揮了維護和鞏固明朝統治的作用。明朝得以維系統治二百七十余年,宗教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忽視。
 
第二,各種宗教多元并存,而以佛教、道教為主。
 
長期以來,中國佛教、道教等多元共存,從上層統治者到下層民眾對多種宗教皆兼容并蓄,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心理情狀,“實際反映著一種對于宗教信仰的世俗和實用傾向”。明朝統治者對宗教采取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政策,對各種合法宗教也兼容并蓄,允許其存在,因此佛教(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印度密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佛教和道教作為中國的傳統宗教,為歷代統治者所崇奉和提倡。明朝統治者多崇信佛教、道教,大量封授和開度僧、道,頻繁舉行佛、道法事,帶頭修建佛寺、道觀,編刻和頒賜佛藏、道藏。這一切,無疑對佛教、道教起到很大的提倡和保護作用。以出家人數言。正統年間,大肆開度僧、道,所謂“男女出家,累千百萬”。成化年間,全國僧、道“共該五十余萬”。以寺觀數量言。太祖、成祖雖然立制禁止私創寺觀,但他們帶頭修建寺觀。正統十四年(1449)九月,有人反映說:“近年以來,修蓋寺觀,遍滿京師。”憲宗不僅大肆修建寺觀,而且大量為私創寺觀賜額。時人統計,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內外敕賜寺、觀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復增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絕”。據相關研究,有明一朝,僅是佛教寺院,南京有名可數者達二百余所,總數可能超過六百所;北京有名可數者達八百一十所,總數超過一千四百所,大大超過遼、金、元各代。
 
藏傳佛教在北京、南京、五臺山等地流傳,京師經常供養、封授藏僧數千人,上自皇室下至民眾都有相當多的信奉者,甚至有許多內地漢人出家為藏傳佛教僧人,京師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事,修建了許多寺院。印度密教主要在明代前期、中期的北京流傳,重要的是撒哈咱失里——智光系印度密教和實哩沙哩卜得啰系印度密教。其中,前者在中國傳承不絕,燈焰相續,可知者即有五代傳承,僧團數百人,保持著相當規模。
 
由于明朝的尊奉和優容,伊斯蘭教在明朝得到很大發展。明朝前期,伊斯蘭教繼續在中國普遍傳播,省、府、縣、鄉鎮各級行政區多有穆斯林分布,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在新疆地區,穆斯林逐漸占據主要地位。在此基礎上,明朝中期以后,中國伊斯蘭教十個民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回族、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形式和兩大系統(回族等族系統、維吾爾等族系統)成型,一些穆斯林學者開始提倡伊斯蘭教經堂教育,以及漢文譯述伊斯蘭教著作活動,中國伊斯蘭教進入內部發展、完善和成型階段。
 
天主教隨著耶穌會等傳教士東來,在萬歷年間傳入中國。明朝統治者起初對天主教的傳播限制較多,但利瑪竇等傳教士奉行本土化的適應策略,天主教逐漸叩開中國大門。利瑪竇死后,耶穌會士一度改變適應策略,雖然導致天主教快速傳播,但也引來了南京教案。其后,隨著明朝放松限制,甚至任用傳教士,傳教士又采用適應策略,遂使天主教在中國又得到迅速傳播,在社會上層和下層都發展了一定數量的教徒。至崇禎末年,“傳教十三省(當時全國止十五省,惟云、貴未傳到),教友約十五六萬,內有大官十四員,進士十人,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數百計”。晚來的天主教,至此成為中國宗教版圖上的重要部分。
 
白蓮教等民間秘密宗教雖然遭到明朝統治者嚴厲查禁和大力鎮壓,但是由于它們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反抗殘酷封建統治、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成為他們的精神寄托,因此其存在和流傳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現實需要。有明一朝,白蓮教一直在民間流傳。明朝中期以后,以羅教創立為號召,黃天教、弘陽教等民間秘密宗教相繼而起,到明末僅有明確名稱的教派即達八十種左右。民間秘密宗教蓬勃興起,成為明朝宗教重要的組成部分。
 
明朝宗教呈現出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民間秘密宗教多元并存的格局和圖景,它們之間大體地位平等,各個宗教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傳播和發展,佛教、道教甚至保持著相當的規模。與前朝相比,明朝的儒、佛、道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不再突出。這種多種宗教多元并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世乃至當今中國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并存共處的基礎。
 
第三,宗教融合思想和現象普遍。
 
以儒、佛、道為主的三教融合思潮和現象,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就延續不斷,日漸盛行。明太祖的宗教思想,大體包括君權神授、三教合一、“陰翊王度”三個方面。其中,三教合一思想就是提倡儒、佛、道融合一致,以儒學即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和統治思想,而以佛、道二教為治國之輔助。明太祖的宗教思想,為后代皇帝所尊奉,成為明朝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程朱理學成為明朝的統治思想。因此,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努力向其靠攏,提倡三教同源、三教一理、三教一家,拉其為自己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依據,同時援儒、道、佛入佛、道,試圖豐富和發展各自的宗教思想。如佛教界的云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等明末四大高僧,無一不高倡三教合一,呼吁三教并用,三教合一思想成為他們佛學思想的重要內容。再如道教,從正一道學最有成就的兩位代表趙宜真、張宇初,到全真道著名道士張三豐,其道學思想也都提倡融合儒、佛二教,三教合一思想在道教界也成為潮流。人們的觀念中,往往儒、佛、道混雜并存。佛寺、道觀之中,也并祀三教之神。
 
明朝伊斯蘭教漢文譯著興起之前,中國穆斯林學習的是從阿拉伯等國家舶來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宗教經典,其伊斯蘭教哲學體系同中國的社會基礎、文化習俗并不完全合拍。至明朝后期,王岱輿、張中、武遵契等人把傳統的伊斯蘭教認主學同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相結合,大力從事漢文譯著,促成了中國內地回族等族伊斯蘭宗教學說體系的建立。
 
天主教傳教士初來,開始以僧人打扮示人。后來他們明白儒士在中國地位較高,又改換為儒士裝扮。盡管他們對佛教等宗教極力抨擊,但對儒學以及中國一些習俗等也不得不加以吸收、包容、融合。他們制定出本土化適應傳教策略,以合儒、補儒相標榜,因此贏得相當一批達官士紳和民眾的響應和信奉。
 
至于白蓮教、羅教(無為教)、黃天教、聞香教、西大乘教、弘陽教、三一教等民間秘密宗教,基本上都是雜糅和吸收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和教義的產物,從其教名上即可顯示一二。白蓮教、羅教(無為教)、黃天教、聞香教、西大乘教、弘陽教汲取佛教或道教思想教義成分較多,而三一教則從儒家的立場出發,提倡三教合一,以歸儒宗禮為宗旨。
 
明朝宗教融合思想和現象不僅表現在諸宗教吸收和融合其他宗教思想和教義,還表現在一些宗教內部各宗派的互相吸收和融合,這以勢力最大的佛教和道教為突出。如佛教,明朝講僧多以融合諸宗學說為特色,專弘某一派或某一經的人極少,禪僧也多兼習講門,攀附義學。明末四大高僧皆禪教兼通,不專屬于某一個宗派,他們都提倡諸宗融合。諸宗融合會通成為明代佛學的一個鮮明特色,至清代形成超脫于宗派之上、自成一體的融合型佛教,成為今天中國漢地佛教的基本形態。再如道教,正一道天師張宇初、凈明道名道趙宜真都重視全真道的教義和內丹修煉,結合諸派符箓道法,反映出明朝正一道諸派、正一道與全真道進一步融合的傾向。全真道著名道士王道淵在南宗內丹學基礎上,融攝全真北宗之學,形成自己的煉養體系。這種融合趨勢,也成為清朝以后中國道教的基本格局。
 
第四,傳統宗教衰落,新傳來及新興宗教蓬勃發展。
 
佛教、道教作為傳統的宗教,到了明朝,無論是教義教理,還是宗派傳承、教派創立,都沒有什么發展。明太祖詔令僧人講習《心經》、《金剛》、《楞伽》三經,使得講僧振興唐代舊宗派的意識淡薄,禪僧也多兼習講門,攀附義學。而明朝分寺清宗,從事瑜伽法事儀式的教僧占到僧團的半壁江山,于是使當時佛教呈現“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經懺佛教”特質。佛教各個宗派失去活力,傳承艱難,徒有虛名。所謂“自宣德以后,隆慶以前,百余年間,教律凈禪,皆聲聞闃寂”。號稱晚明佛教復興代表的明末“四大高僧”,在教理教義上也只是提倡諸宗融合,三教同源,并沒有什么創新。至于道教,教派分化基本停止,除武當派以外,不復有有影響的新教派出現。不僅如此,道教原有的各教派中,只有正一道天師派、全真道龍門派等少數教派傳派有人,其它各派多湮沒無聞,難以為繼。而道教理論,除了承襲宋、元舊說以外,至多加上一些諸宗融合、三教合一等內容,殊少發展。前述佛教、道教的傳播并保有相當規模,只是外在的、表面的形象,本質上,作為傳統的佛教、道教,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而新傳來及新興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天主教、民間秘密宗教,則蓬勃發展。明朝時期,伊斯蘭教繼續在中國普遍傳播。明朝中期以后,中國伊斯蘭教十個民族形式和兩大系統逐漸成型。明朝后期,經堂教育推廣,引起回族等族伊斯蘭教掌教制度的轉變,弘揚了伊斯蘭文化,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稍后,明末江南地區漢文譯著發表,把傳統的伊斯蘭教認主學同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相結合,從而在中國建立起一種新的、更適應中國社會需求的伊斯蘭哲學體系,中國伊斯蘭教開始走向完善和成型。
 
傳教士來華傳播天主教,奉行適應政策,而以本土化作為政策基石。他們在生活方式、帶有基本思想和概念的術語、倫理道德、具有意識形態的禮儀和習俗等方面,盡力適應中國社會現實,解決有著深刻歐洲宗教文化背景的基督教的中國化問題。他們結交、傳教于達官士紳,并以歐洲學術作為傳教載體,很快獲得成功,在中國站穩腳跟。至明末,天主教在中國得到迅速傳播。崇禎末年,宮廷及在京官員中奉教之風已相當流行。甚至有傳教士預期,如果明朝不亡,基督教在羅馬全盛時期的榮耀也許就可能在中國成為現實。
 
明朝秘密宗教起初以白蓮教為主,明初傳承不絕。明朝中期以后,羅教興起,開辟出明清民間秘密宗教史的新天地。羅清融攝佛、道思想,創作五部六冊,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相號召,在社會上迅速風靡,贏得了廣大民眾的信奉。不僅如此,羅教也促進了其他民間秘密宗教的產生,這些宗教創始人紛紛借鑒、吸收和模仿“五部六冊”等羅教寶卷,普遍信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為八字真言。明朝后期,各種民間秘密宗教紛紛創興,方興未艾,到明末僅有明確名稱的教派即達八十種左右。
 
第五,各種宗教進一步世俗化。
 
宗教世俗化是相對于宗教神圣性而言的。眾所周知,宗教把人的生活分為此岸和彼岸兩個世界,前者指人間世俗生活,后者則是神的世界。宗教以侍奉神為神圣事業,所以神圣性是其特有屬性。而宗教世俗化,通行的理解就是宗教日益關心此岸的人類事務,而不再專門以服務和向往神的世界為宗旨。也就是說,“宗教為了適應歷史的進步和發展,被迫揚棄一些傳統形式,開始關心人們的世俗需要,重視人們的世俗利益,更深入地介入社會事務,發揮其獨特的影響和作用”。明朝各種宗教的傳播和發展,就明顯的體現出進一步世俗化的特征。
 
以佛教為例。明朝將從事世俗法事的教僧即瑜伽僧獨立成類,并專業化,民眾日常請瑜伽僧從事超薦亡魂等佛教法事,致使佛教內部出現了向有可靠收入的瑜伽僧(赴應僧)的傾斜,其隊伍不斷壯大,“教僧占到整個僧侶總數的將近半數”。因此,明朝中期以后的佛教被斥為“經懺佛教”、“死人佛教”。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佛教的世俗化特點,佛教已經日益深入民間,并與百姓的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明末四大高僧掀起晚明佛教復興的浪潮,而他們重振佛教的重要表現,就是積極實踐大乘佛教精神,關注佛教發展乃至民生社會,這無疑是佛教世俗化的另一發展方向。而五臺山、峨眉山、普陀山佛教三大名山的興起,加上清代最終形成的九華山,四大名山信仰成為明清以后中國佛教的主流取向,則是佛教進一步世俗化的最好例證。藏傳佛教、印度密教在漢地的傳播,也主要是適應和應付明朝皇室崇奉密教、用以齋醮祈福的需要,世俗化顯明。
 
再說道教。明朝道教教派分化基本停止,各教派傳承乏人,道教理論殊少發展,呈現出衰落之勢。但是,道教的多神崇拜、內丹煉養及立善積功等宗教觀念進一步在民間扎根,并與儒學、佛教的通俗之說匯融,和民間傳統的宗教、迷信觀念結合,對廣大百姓的生產和生活產生了廣泛影響。明朝道教與佛教一起,已更加世俗化了。
 
明朝佛教、道教進一步世俗化,日益深入民眾的生活,為民眾提供宗教服務,因此佛教、道教的傳播廣泛深入,從教理的佛教、道教走向信仰的佛教、道教,從僧侶的佛教、道士的道教走向庶民的佛教、道教。對于這種局面,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多缺乏認識。如有學者指出:明朝佛、道政策的結果,“一方面是佛教和道教與民眾生活又拉大了距離,加上‘吃官糧’等官方措施,使它們雖居于‘正統’地位,但在信仰理論上和生活實踐上都拿不出新東西,群眾或者覺得他們滿足不了自己的宗教需要,或者覺得他們雖能滿足某種精神需要,但付出的代價過于繁重,那么離開他們是自然而然的”。學者們對明朝(包括清朝以后)佛教、道教多予以強烈批評,認為其在中國宗教史沒有多少價值和地位,不值得一提。
 
其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歧見和誤解。畢竟,任何宗教的創立,不管其營造出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如何,但終究是為了“解決”現實世界的人的需求和關切。宗教世俗化,為民眾提供宗教服務,滿足民眾的宗教需求和關切,應是宗教創立的根本宗旨。沒有世俗化,宗教很難獲得更多民眾信仰,從而獲得發展,神圣性勢必難以持久。
 
對于明朝佛教世俗化和庶民佛教,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日本學者就予以肯定:“中國近二千年的佛教史發展,考慮其推動中國佛教史的因素,假如無法確實了解僅有極少數的僧侶在指導,而實際靠無數的庶民大眾以其信仰之力護持佛教的這一事實,真正的中國佛教史是無法成立的”。因此,他們很早就提出,明朝佛教為“庶民佛教”,并肯定其地位和價值:“所謂‘庶民佛教’,或指流布社會底部,廣受信仰之佛教而言,足見所指為非正統之佛教,是含迷信化、低俗化意識之佛教。……按歷來之見解,皆指明代佛教幾無一顧價值。若單就教學方面而言,明代三百年的佛學發展或可如此批評。然若轉就當時佛教如何弘布于社會,及時人如何實踐之觀點以言‘明代之庶民佛教’,則彼雖屬外來宗教,實已同化于中國內部,呈后世所見之佛教實態。”無疑,世俗化的佛教、信仰的佛教、庶民的佛教與神圣性的佛教、教理的佛教、僧侶的佛教一起構成為中國佛教史的整體,其地位、價值不應被忽視和否定。佛教如此,世俗化的道教、信仰的道教、庶民的道教又何嘗不應作如是觀!傳統的中國佛教史、道教史,需要加以重寫。
 
至于伊斯蘭教,實是教俗不分、入世性極強的宗教,它與穆斯林的生活緊密相聯,因此其世俗化毋庸置疑。而白蓮教、羅教等民間秘密宗教,更是地道的世俗化宗教。
 
綜上所述,與明朝社會一樣,明朝宗教也處于從古代向近代的新舊交替十字路口。清軍入關暫時打斷了中國社會及宗教的轉變歷程,但其從古代向近代演化變遷的歷史是清朝統治終究無法阻擋得住的。
 
南開明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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