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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臘人建構他者新探
發布時間: 2019/9/26日    【字體:
作者:徐曉旭
關鍵詞:  蠻族人 他者 希臘人 伊奧尼亞人 雅典 荷馬史詩  
 
 
要 :“蠻族人”是希臘人對一切非希臘人的統稱,是他們建構的與“自我”構成二元對立的“他者”。這是古風時代伊奧尼亞人的一項發明。伊奧尼亞人是在與外族相遇的情境中開始將外族他者化的。希波戰爭后涌現的各類蠻族意象幾乎均屬“雅典制造”。希波戰爭、雅典民主、奴隸制等因素是大量制造蠻族的主要動力。大量制造的結果是,“蠻族人”作為對所有非希臘族群的蔑稱,最終為所有希臘人所熟知。在希臘人那里, βάρβαροι(單數 βάρβαρος)是與其自稱 Ἕλληνες 相對立的名詞,是對一切非希臘人的統稱,漢語通常譯為“蠻族人”;“希臘人—蠻族人”對立的觀念,與古代中國的夷夏之辨雖不完全相同,但很相似。那么,這樣一種觀念是在什么時候、怎樣出現的呢?德國學者于特訥提出,希波戰爭帶來了一個決定性的轉向,東方和西方的政治對立、希臘人和蠻族人的仇敵關系從此形成[1](P3)。這種看法可以說一直到今天都是流傳最廣的“正統”理論,并且雅典被認為是“蠻族”概念的發明者,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被視為這一發明開端的標志[2](P54-60)[3](P4,34-62)[4](P125-338)。少數小城邦聯合打敗了一個大帝國,對希臘人來說,其心理影響和觀念意義其實大于實際的政治后果。但“蠻族”的發明非得需要這樣一場戰爭嗎?在米切爾看來,希波戰爭并不能構成將非希臘人表現為絕對他者的轉折點,埃斯庫羅斯關于蠻族性的語匯在古風時代就已為人們所熟知,非希臘人話題在希波戰爭前后具有連續性和復雜性[5](P29, 57-63, 113-159)。伯利克里·喬治和黃洋也有類似但又不相同的看法[6](P13-46,244)[7](P114)[8](P115-129)。米切爾認為“希臘人—蠻族人”對立的觀念出現于公元前 6 世紀末的小亞細亞。金顯真也認為應在公元前 6 世紀末和前 5 世紀初,并提出該觀念是在伊奧尼亞人反波斯的形勢中產生的。不過他的解釋聽上去很離奇:“希臘人—蠻族人”對立觀念竟然是波斯人的“民族志”和族群中心主義影響下的產物!固然如他所言,希臘是近東和東部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伊奧尼亞人處在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9](P1-2,23-29,69-71,98-99,122-124,144-145),但如此簡單的一種“自我—他者”二元對立的觀念非要從“他者”那里才能學到嗎?從 βάρβαρος 見諸文獻的情況來看,與希波戰爭后大量涌現所不同的是,古風時代出現的次數的確不多。但不多不等于沒有。如何認識這種多寡差異,也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正統論”者伊迪絲·霍爾也承認荷馬以后和希波戰爭以前文獻里出現的 βάρβαρος 或其同根詞具有從語言方面取笑的輕蔑貶義,卻又在同時或有意回避,或竭力否認這些詞指涉的是非希臘的外族[2](P9-12)。這種方法似有抹殺不利證據之嫌。古風時代提到 βάρβαρος 及其派生詞的存世文獻都屬于公元前 6 世紀中晚期和公元前 5 世紀初。據此把“蠻族人”概念出現的年代定在這一時期,看上去自然很穩妥。但不要忘了荷馬使用過 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即說 βάρβαρος 語言的),該詞已承載了將外族人他者化的負面內涵。而荷馬之后、公元前 6 世紀中晚期之前也并不缺乏關于外族人的他性話語。這些不應歸入蠻族的加工流程里嗎?此外還須考慮,古風時代尤其是其早期,很多文獻已佚,存世的僅為一部分。這樣看來,從荷馬到古風時代中晚期二百年間文獻中不見蠻族人這一觀念史缺環或許是個假象。至少從文獻角度看,將外族人他者化的進程從荷馬史詩被書寫下來的時代即公元前 8 世紀中期就已經開始了,且一直未曾中斷。我們還發現,這種進程以希波戰爭為分界線,呈現出明顯的兩個階段:希波戰爭前使用蠻族人一詞和描述外族人他性的文獻幾乎都出自伊奧尼亞人之手;希波戰爭之后不久出現的大量宣揚“希臘人—蠻族人”兩極對立觀念的各類證據幾乎都來自雅典。因此我們認為,蠻族人概念的發明專利應歸伊奧尼亞人,但它隨后作為大宗產品則屬雅典制造。發明者和制造者共同構成了經典蠻族意象的創造者。對于這種看法,我們將在文中系統地證明。
 
一、荷馬史詩中 βαρβαρόφωνοι(說蠻族語言的人)
 
 在 βάρβαροι 見于傳統文獻之前,Ilias 2.867①一行中出現了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對于它的討論從古代就已開始。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認為,如果沒有 βάρβαροι 一詞,是不會有 βαρβαρόφωνοι 一詞的,而 βάρβαροι起源于模擬聲音,最初指那些說話發音困難、語音含糊粗糲的人,與 βατταρίζειν (結巴)、τραυλίζειν(咬舌兒)和 ψελλίζειν(支吾)幾詞類似。一切說話粗重的人均被叫做 βάρβαροι,外族語言聽起來一樣,于是特意把外族人即非希臘人也叫做 βάρβαροι(Geographika 14.2.28)。這先是一種辱罵外族人的說法,后來被濫用成了一種與希臘人相對的共同族稱。
 
斯特拉波的擬聲詞源論贏得了不少現代學者的贊同。但魏德訥提出,蘇美爾語 bar(外國的) 的復數bar-bar 被巴比倫人寫作 barbaru,構成了 βάρβαρος 的前身。不過他也承認,“就我們迄今所知”,閃米特—巴比倫語的 barbaru 僅用作從外國進口到美索不達米亞的一種犬屬動物的名字[10](P303-304)。不過,波科尼在其印歐語詞源詞典中 balbal-詞條下給出了數量不菲的與 βάρβαρος 構成同源詞的詞項,例如古印度語 barbara-ḥ(結巴的, 復數是對非雅利安族群的稱呼)、拉丁語 balbus(結巴的,口齒不清的)、捷克語 blblati(結巴)[11](P91-92),這些詞也都具有明顯的擬聲特點。
 
經常被人們忽略的是,比荷馬早四百多年的邁錫尼時代的線形文字 B 泥板文書(編號為 KN Vc206, Xd 207+, Py Cn 643+)上出現有 pa-pa-ro 一詞。線形文字 B 正字法不區分 p, ph 和 b 這三個雙唇塞音,故無法斷定 pa-pa-ro 是 βάρβαρος 還是 Πάρπαρος。如果是前者,它不僅構成 βάρβαρος 見諸記載的首例,似乎也能為其印歐起源理論提供進一步的證據。有人還提出《伊利亞特》6.22 中一個泉水女仙的名字 Ἀβαρβαρέη 也帶有 βάρβαρος 的詞根,但柯爾克認為其義可能為“不渾濁的,清澈的”[12](P158)。 如果 βάρβαρος 確系原始印歐語的遺產,邏輯上就可做出一個判斷:在荷馬的時代,希臘語里應該有βάρβαρος,只不過它存在于口語當中。βαρβαρόφωνοι 可視為 βάρβαροι 的顯性代表。它雖僅見一次,卻出現在一段嘲諷外族的詩文(Ilias 2.867-875)中:
 
還有,那斯忒斯率領說哇哩哇啦的語言的(βαρβαροφώνων)卡里亞人, 他們占據著米利都、草木枝繁葉茂的弗提雷斯山、 邁安德羅斯河的條條水流和米卡萊山高聳陡峭的群峰。 他們就是由安菲馬括斯和那斯忒斯率領, 那斯忒斯和安菲馬括斯是諾米翁的光榮的子嗣, 他(ὃς)戴著金飾前來參戰,像個姑娘, 很傻,但什么都無法阻止他悲慘的覆滅, 而他在捷足的埃亞括斯之子手下死在了
 
河里,勇武的阿奇琉斯奪走了他的黃金。
 
第 872 行開頭的代詞 ὃς “他”無論是指安菲馬括斯還是那斯忒斯,都不影響荷馬對這位異族首領浮華作風的鄙夷和嘲諷:除了說他“像個姑娘”,還用 νήπιος 來評價他。該詞本義是“還不會說話的”“嬰兒”。其引申義是“孩子氣的”“幼稚的”“傻氣的”“愚蠢的”“無能的”“沒遠見的”,等等。顯然,這些都不屬于一個首領和英雄應得的評價。在荷馬世界的價值觀中,英雄在戰場上的榮光靠的是勇武,而非黃金和女人氣的裝扮。并且,對卡里亞人首領作風的諷刺也無法同對卡里亞人語言的取笑截然分開。我們看到的是一群說著粗魯語言的外族人、一個奢華而低能的外族首領。這不正是古典時代“蠻族人”形象嗎?他們說的“哇哩哇啦的語言”不正是一種“蠻族語言”嗎? 另外,《奧德賽》8.294 描述萊姆諾斯島上的辛提埃斯人的“說野蠻語言的(ἀγριοφώνους)辛提埃斯人”一語,也與“說蠻族語言的卡里亞人”有著明顯同構的程式、相似的修辭功能和語義內涵。在公元前5世紀末的歷史學家海拉尼科斯那里,辛提埃斯人被賦予了半蠻族的身份,其族稱 Σίντιες 被解釋成其鄰人送給他們的綽號,具“搶劫者”之義(FGrH4 fr.71a)。這種說法更像是對荷馬描述的繼承和發揮。
 
二、古風時代的 βάρβαροι(蠻族人)
 
讓我們感到有些詫異的是,荷馬之后二百年中文獻里再未見到 βαρβαρόφωνοι 一詞,也沒有 βάρβαροι出現。但若要考慮到不少文獻的遺失,以及這期間文獻中雖無“蠻族人”字眼,卻不乏關于外族人他性的描述(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這種空缺似乎也不難理解。
 
直到公元前 6 世紀中后期,抒情詩人阿那克萊翁的一則殘篇(SLG fr.313)里使用了形容詞 βάρβαρα。該殘篇作 κοίμισον δέ, Ζεῦ, σόλοικον φθόγγον, μή πως βάρβαρα βάξῃς,“宙斯,止住有語病的話音吧,千萬別說外族話(或譯為‘說蠻族話’,或‘哇哩哇啦的話’)了”。這里連續使用的 σόλοικον φθόγγον 和βάρβαρα 可以說是同義詞或近義詞。斯特拉波將 σολοικίζειν 視為 βαρβαρίζειν 的同義詞,并將后者解釋為說不好希臘語,即像蠻族人說得那樣有語病(Geographika 14.2.28)。公元前 6 世紀中期的短長格詩人希波那克斯也把 σόλοικοι 用作對非希臘人的稱呼:καὶ τοὺς σολοίκους ἢν λάβωσι περνᾶσι, Φρύγας μὲν ἐςΜίλητον ἀλφιτεύσοντας,“如果他們抓住了這些外族人,就把他們出賣,在其中把弗呂吉亞人賣到米利都磨大麥”(IEG fr.27)。σόλοικοι 雖可譯為“外族人”,但在這里被與奴隸身份關聯起來,不乏輕蔑意味。聯系這些情況看,阿那克萊翁的殘篇,即便上下文很少,也應該是不缺少對外族的鄙視的。 斯特拉波著作中保存下來的歷史學家海卡泰奧斯(約公元前 550-前 476 年)的一個殘篇(FGrH1fr.119)說 βάρβαροι 在希臘人之前居住在伯羅奔尼撒。其中 βάρβαροι 與希臘人構成明顯的兩級對立,說明它完全具備古典時代 βάρβαροι 所包含的“蠻族人”的全部含義。但伊迪絲·霍爾懷疑里面出現的βάρβαροι 字眼并非出自海卡泰奧斯本人之手,而是斯特拉波轉述時所使用的[2](P10)。但從上下文來看,該詞不應被認為是斯特拉波的用語。我們不妨仔細觀察一下這段文字(Geographika7.7.1):
 
下面要講的是上述山區的南部,接著還有山下各地區,其中包括希臘和相鄰的并且一直到達山脈的蠻族(βάρβαρος)地區。其實,雖然(μὲν)米利都的海卡泰奧斯在談論伯羅奔尼撒時說在希臘人之前蠻族人(βάρβαροι)就在那里居住,但是(δέ)要從歷史記憶本身考慮 的話,幾乎可以說整個希臘在古時候都是蠻族人(βαρβάρων)的居住地了:伯羅普斯從弗呂吉亞率領民眾到達伯羅奔尼撒,該地即得名于他;達那奧斯來自埃及;還有德呂奧佩斯人、考科內斯人、皮拉斯基人、勒勒吉人,以及其他這樣的人群分布在科林斯地峽內外。 不難看到,斯特拉波先說他“下面”要講述的包括“希臘和相鄰的蠻族地區”,他隨后援引海卡泰奧斯的記述,也正是針對這一關于希臘人和蠻族人分布區域的話題。在引完海卡泰奧斯的說法后,他立即以泛泛而論的口吻表述了自己與海卡泰奧斯之間的觀點分歧。他在引用海卡泰奧斯之說和表述自己論斷的兩句中使用了關聯小品詞 μὲν…δέ,以強調他們兩人觀點的對比,而對比點就是對蠻族人在希臘曾經的分布范圍的判斷。如果說海卡泰奧斯沒有使用 βάρβαροι 一詞,斯特拉波也就沒必要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具有針對性地使用 βάρβαροι 這個泛稱了。而斯特拉波大段列舉眾多非希臘族群曾經居住于希臘的傳說,無非也是為了支持自己關于蠻族人居住于希臘的總體判斷。而且可以斷定的是,海卡泰奧斯在這個殘篇所處的上下文中,不大可能像斯特拉波一樣提到若干具體的非希臘族群。因為假如他提到了,他肯定會提到伯羅普斯、達那奧斯、德呂奧佩斯人、考科內斯人等,既然他們都是傳說中很有名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早期非希臘居民;并且斯特拉波肯定也會直說他提到了哪些族群,而沒必要再在后面提醒人們考慮關于這些非希臘族群居住于科林斯地峽之內(即伯羅奔尼撒)和之外的傳說。顯然,這些具體的非希臘族群只是斯特拉波提到的,而海卡泰奧斯僅僅使用了 βάρβαροι 這一統稱。最可能的情況是,斯特拉波在羅列大量具體的非希臘族群證據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關于蠻族人居住于希臘的概括性論斷;而這個論斷之所以要提出,是因為之前有海卡泰奧斯關于蠻族人居住于伯羅奔尼撒的概括性論斷。
 
公元前 6 世紀晚期和前 5 世紀初期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則殘篇(DK 22 B 107)原文作 κακοὶμάρτυρες ἀνθρώποισιν ὀφθαλμοὶ καὶ ὦτα βαρβάρους ψυχὰς ἐχόντων,意即“對于人來說,如果有蠻族的靈魂,眼睛和嘴就是壞的見證者”。伊迪絲·霍爾對赫拉克利特的這則頗有爭議的殘篇選擇了有利于自己論點但不乏牽強的解釋。她援引巴爾尼斯的看法,指出無論哲學家的意思是什么,他都“不是在提出一種認為說非希臘語言的人不能獲得知識的沙文主義論點”。她還認為殘篇中 βαρβάρους 一詞的使用似乎是隱喻用法,指的是那些“沒有理解力”的人的感官知覺是不可靠的,并利用卡恩的譯文來為這種“隱喻論”作為注腳:“對于人來說,如果他們的靈魂聽不懂語言,眼睛和嘴就是壞的見證者。”[2](P9-12) 但霍爾的論證以及她所采用的其他學者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削減甚至否定了赫拉克利特殘篇中βάρβαροι 一詞所含有的指示非希臘語言的語義成分。她實際上是在引導讀者去過多地注意發生于希臘人身上的“沒有理解力”和“靈魂聽不懂語言”的情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讀者相信 βάρβαροι 一詞不含有“說非希臘語言的人不能獲得知識”的沙文主義意味。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樣一個因素:βάρβαροι 在赫拉克利特之前就已獲得指示非希臘語言這一內涵,而這一內涵一經為該詞所具有,人們在對其使用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該內涵或多或少地被表達。赫拉克利特使用該詞時也應該無法逃脫這種詞語內涵的繼承性。正如巴爾德利指出,對希臘人來說,使用語言和清晰明白的話語是人們理解道德、政治生活和整個宇宙當中的事物秩序的基礎,這一點在 λόγος 一詞的雙重含義上得以體現:λόγος 既指語言,又指理性。βάρβαροι 是在兩方面都缺乏 λόγος 的人,言語不清也會導致其缺乏認知能力。他認為,βάρβαροι 后來意義的基本因素從該詞一產生就已存在;赫拉克利特的殘篇里出現的βάρβαροι 一詞已具有以后時代的兩種意義[13](P69-70)。
 
詩人品達的《地峽賽會勝利者頌歌之六》是為歌頌埃吉那的菲拉基達斯在地峽賽會上獲得少年組五項全能冠軍而作的。其中第 24 行也出現了 βάρβαρος。該段詩文為:“還有,擁有黃金戰車的埃亞科斯的后代們吶,我要說,既然我來到了這座島上,對我來說,將贊頌之辭撒播給你們,是最顯而易見的規矩了。無數寬至百步的道路由于你們的善行而被一條條地開辟出來,超越了尼羅河的源頭,通過了北風人的土地。沒有一個城市是這等的蠻夷異語之邦(οὐδ’ ἔστιν οὕτω βάρβαρος οὔτε παλίγγλωσσος πόλις),竟不知曉眾神那有福的女婿英雄佩琉斯、泰拉蒙之子埃亞斯及其父親的美名。” 同一詩行里連續使用了 βάρβαρος 和 παλίγγλωσσος 兩詞,后一個詞義為“說外族語言的”,并且顯然構成對前一詞的進一步解釋,這意味著此處的 βάρβαρος 具有指涉語言的內涵。并且,佩琉斯、泰拉蒙、埃亞斯都是希臘英雄,該詩行的意思是不知道他們英名的人就是說非希臘語言的人,而說希臘語的人都應該聽說過他們。這樣,βάρβαρος 和“說外族語言的人”在實際上就構成了希臘人的對立面,即便“希臘人”的字眼并未直接在詩中出現。另外,從全句觀察,這兩個詞,尤其是 βάρβαρος,似乎還包含著某種對非希臘人輕蔑的意味,這種輕蔑不僅針對其語言,還涉及其心智。由此看來,這里的 βάρβαρος 也已具備蠻族的完全含義。品達的這首頌歌寫于公元前 490 年波斯入侵之后,也許是在公元前 484 或前 480 年。 被歸于西摩尼戴斯的一首歌頌薩拉米斯海戰戰士的碑銘詩(FGE XIXa)使用了形容詞 βαρβαρική:“當希臘人在薩拉米斯附近海上進攻米底人的時候,戴摩克里托斯是第三個開始戰斗的;他俘獲了五艘敵船,又從蠻族人的(βαρβαρικὴς)手中奪回了第六艘被俘的多里斯人的船。”西摩尼戴斯要比品達年長一些,但他這首詩寫的是公元前 480 年的事件,要晚于上面提到的品達那首詩。霍爾注意到了這首詩在描述敵人手時使用了 βαρβαρικὴς,并承認該詩可能為西摩尼戴斯的真實作品,但她只在頁下注釋當中極其簡略地提及這一情況而未作詳解。相反,她在正文中強調說,被歸為而且很可能為西摩尼戴斯之作的幾首碑銘詩都把波斯人稱為“米底人”或“波斯人”,而從不使用 βάρβαρος 一詞,盡管該詞的某些變格形式(βάρβαρος, βάρβαρα)合乎格律。她提到的這幾首碑銘詩除了 XIXa 外,還有 V、VI 和 XV,其中前兩首使用了“米底人”之稱,后一首則用“波斯人”[2](P10)。
 
霍爾這樣表述,顯然是為了論證自己所主張的直到公元前 472 年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波斯人》時βάρβαροι 才成為對一切非希臘人的泛稱的理論。但其論證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首先需要質疑的是,形容詞和名詞的分別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語義?尤其是在像希臘語這樣的語言里,形容詞和名詞的界限并不總是清楚的。語義和語境比單純的詞性對于觀察這個問題更重要。從上下文來看,此處的形容詞βαρβαρικὴς 與霍爾所期望的名詞 βάρβαρος 在所指上并無區別,無非都是對“米底人”變換一種說法而已,而“米底人”實際上指的又是波斯人。并且,我們其實也很難看出西摩尼戴斯的用詞與埃斯庫羅斯、希羅多德等古典時代的作家有什么不同。自埃斯庫羅斯以來的作家使用 βάρβαροι 很頻繁,出現頻率本身固然能夠說明此時它是一個對外族的常用泛稱,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認在更早時候它就已經成為對外族泛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埃斯庫羅斯和希羅多德這些大量使用“蠻族人”稱呼的作家,也在同時大量使用“波斯人”的專名,有時還用“米底人”代指波斯人①。而西摩尼戴斯在使用“蠻族人的”這一形容詞的同時,照樣也可以使用專名“米底人”和“波斯人”。
 
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的一個殘篇(Bibliotheke historike 8.29)里出現的 βάρβαροι 也值得討論。該殘篇講到了巴托斯想到庫萊奈建立殖民地并從德爾菲獲得了一個讓他如何建立殖民地的神諭,還提供了該神諭的文本,神諭中使用 βάρβαροι ἄνδρες “蠻族人”一語來稱呼利比亞人②。據斯圖德尼茨卡考證,該神諭是一個編造于庫萊奈的偽神諭,來自一首披著神諭外衣的殖民地建城史詩,該史詩內容應為講述巴托斯與當地人爭戰之事,但庫萊奈與當地人發生戰爭實際上要晚得多。詩中用來贊美庫萊奈的修飾詞καλλιστέφανος “戴著美麗王冠的”暗示了庫萊奈在競爭中獲得了聲名,但能夠證實這也不會早于公元前500 年很多[14](P97-98)。這樣,這份所謂的神諭很可能就是在稍后被創作出來的。這期間,波斯國王剛比西斯二世征服了埃及,隨即,利比亞人、庫萊奈和巴爾卡也在驚懼中臣服埃及。考慮到這種政治形勢,βάρβαροι ἄνδρες 一語就好理解了。加上該詩的現存版本是用伊奧尼亞方言寫成的,如果這是其原始版本的話,這是否意味著從寫作方言到 βάρβαροι 概念都是受伊奧尼亞詩人影響的結果呢? 從以上的引證辨析中我們能夠看到, βάρβαροι 從一開始就帶有或多或少的貶義,或僅僅嘲笑語言,或包含有鄙視心智方面的意味,而且它被用于外族人身上,甚至于指所有非希臘的外族人。不能不說,這些情況表明它在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該部悲劇以及之后人們普遍使用時的全部基本內涵,即已經是作為“希臘人”對立面出現的“蠻族人”了。當然,此時的“蠻族人”的負面形象還不夠豐滿,他出場的次數還不夠頻繁,但這并不代表 βάρβαροι 還沒變身為“蠻族人”。事實上,古典時代與此時的區別不過在于,“野蠻人”被大量成批的制造,人們對其意象的建構也更為細化、豐富和復雜。
 
三、蠻族:伊奧尼亞人的發明
 
從籍貫、居住地和活動區域看,上述能夠被證實在埃斯庫羅斯之前使用 βάρβαροι 或其派生詞的幾位作家,除了較晚的品達和巴托斯神諭的作者外(兩者提及該詞的詩歌都作于公元前 5 世紀初),均為伊奧尼亞人,且有活躍于伊奧尼亞人地區的經歷。古典文獻中關于荷馬故鄉有多種說法。最早出現的茲米爾奈和奇奧斯通常被認為可能性較大,兩地皆處于伊奧尼亞人地區。其他關于荷馬生于某地某城的聲稱則被視為地方的愛國主義宣傳。事實上所有說法都大大晚于史詩本身。不過,史詩的某些描述的確暗示了詩人的故鄉在愛琴海東邊。《伊利亞特》9.4-5 一處比喻提到西風和北風兩股風從色雷斯吹過海上,這是愛琴海東岸的氣候特征,不熟悉這一現象的人是不會這樣描述的。詩人對米利都附近和特洛耶周邊地區的地理也很熟悉。史詩的語言主體是伊奧尼亞方言,雖混有愛奧利斯等方言的成分。這些似乎都表明史詩的作者是位伊奧尼亞詩人。阿那克萊翁的故鄉是泰奧斯,在波斯侵略的形勢下流亡到泰奧斯在色雷斯的殖民地阿布戴拉。之后他受聘于薩摩斯僭主波呂克拉泰斯宮廷。后者死后,他又被雅典的希帕爾科斯邀至雅典,并與西摩尼戴斯結識,兩人均為庇西斯特拉托斯家族僭主宮廷知識分子圈子的成員。他自己的詩歌(PLG frr.103,109)透露,此后他也許還到過泰薩利亞,客居拉里薩的僭主阿琉阿代家族宮廷。有一首據傳是西摩尼戴斯為阿那克萊翁寫的墓志銘(FGE LXVII)提到了他的墳墓在其“祖國泰奧斯”。如果該墓志銘及其所述屬實,那就意味著阿那克萊翁在晚年回到了母邦泰奧斯。希波那克斯是以弗所人,后被僭主放逐,定居克拉佐美奈。海卡泰奧斯是米利都人。他從頭至尾參與了伊奧尼亞起義的策略制定,但幾次提議都未被采納。起義失敗后,他還作為米利都使者被派去勸說波斯總督阿爾塔菲爾奈斯善待伊奧尼亞城邦。赫拉克利特也是以弗所人。他是畢達哥拉斯、克塞諾法奈斯和海卡泰奧斯的同時代人,不過比他們年輕,他曾在自己的作品(DK 22 B 40-42, 129)中挖苦過他們及其更早的伊奧尼亞同族荷馬、赫西奧德和阿爾奇洛科斯。西摩尼戴斯是基克拉迪群島上的伊奧尼亞人,出生在凱奧斯島。與阿那克萊翁一樣,他曾受聘于雅典僭主希帕爾科斯和泰薩利亞僭主宮廷。他還為優卑亞島上埃萊特里亞的歐阿爾基戴斯寫過運動會勝利贊歌(PMG fr. 518),后者在伊奧尼亞起義中擔任埃萊特里亞人的將軍而陣亡。他也為雅典和斯巴達等城邦在希波戰爭中的勝利和陣亡者寫過多首紀念詩歌。從其家鄉基克拉迪群島,到埃萊特里亞島,再到雅典,這一區域構成了愛琴海中西部的伊奧尼亞人世界。而他在雅典結識的阿那克萊翁又來自愛琴海東岸的伊奧尼亞。 出現 βάρβαροι 及其派生詞的早期文獻均出自伊奧尼亞人之手也許不是偶然的。它似乎暗示了最先是伊奧尼亞人開始使用 βάρβαροι 來稱呼非希臘人的。古代的語法學家阿波羅多羅斯在解釋荷馬使用的βαρβαρόφωνοι 時也提過類似看法,斯特拉波出于批判需要的引述使其為人所知(Geographika14.2.28)。 阿波羅多羅斯認為 βάρβαροι 是希臘人,特別是伊奧尼亞人對卡里亞人的蔑稱。那么“蠻族人”的概念為什么會發明于伊奧尼亞人當中呢?最重要的恐怕是由于他們處在與外族相遇的前哨。阿波羅多洛斯將伊奧尼亞人賦予卡里亞人以 βάρβαροι 蔑稱的原因解釋為卡里亞人的敵意和連續的軍事行動導致了伊奧尼亞人對他們的痛恨。他很大程度上抓住了事情的真相,即族群的相遇、對立和競爭會導致觀念中的“他者”建構。不過伊奧尼亞人發明這一概念,也許還不單單出于對卡里亞人的痛恨。他們對接觸到的其他外族也不同程度地心存芥蒂和反感,尤其是對統治他們的呂底亞人和新來的征服者波斯人。古風時代伊奧尼亞人是希臘世界文化的領頭羊,巨大的文化原創能力也使他們具備概念發明家的素質。 古風時代希臘人是東方文化的受惠者,他們同諸多民族有接觸和文化上的交流、互借及混合,但同時他們與某些非希臘族群之間存在著競爭、對立和沖突,甚至希臘人受到其侵略或統治,這種復雜的族群關系造成了希臘人對非希臘族群的糾結態度:外族及其文化既可能成為羨慕的對象和效法的時尚,也可能會淪為被嘲笑、抨擊和仇恨的靶子。我們不妨看一看那些未提到 βάρβαροι 但對外族表現出蔑視或敵視的言論,以便更清楚地觀察“蠻族”發明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環境。 公元前 7 世紀的詩人阿爾奇洛科斯表達了對帝王、財富、神權、僭主制等東方文化的漠視甚或反感:“我對富有黃金的巨吉斯的財富不感興趣,嫉妒心也未能把我俘獲,我不妒忌神靈的事跡,我也不喜歡強大的僭主制;這些其實都遠離我的視野。”(IEG fr.19)阿爾奇洛科斯是巨吉斯的同時代人,熟知這位呂底亞國王的奢華。呂底亞也被認為是僭主制的發源地。對北方的色雷斯人,阿爾奇洛科斯的態度更加嚴厲和仇恨,他罵他們“色雷斯狗”(IEG fr.93a)。這顯然源于塔索斯的希臘殖民者與色雷斯人之間的軍事沖突。他參加過對色雷斯人的戰斗。他也抨擊了叛賣行為:“佩西斯特拉托斯之子將擅長吹笛和彈奏豎琴的人帶回了塔索斯,他拿純金來給色雷斯狗送禮,他為一己私利而有損于公。”(IEG fr.5) 在阿爾奇洛科斯的殘篇中,黃金是與異族的負面形象聯系在一起的。事實上希臘有這樣一種文學描寫傳統。最早有荷馬對卡里亞首領佩戴黃金飾品的諷刺性描述,而用在卡里亞人身上的修飾語恰是βαρβαρόφωνοι。在古典時代,黃金及其所代表的奢靡構成“蠻族人”的不良品質之一。希羅多德講述的呂底亞國王克羅伊索斯向梭倫炫富的虛構故事暗諷了蠻族人對財富的迷戀(Historiai 1.30-32)。黃金還被亞細亞多地——弗呂吉亞、忒拜、特洛耶、波斯等聯系了起來。 到公元前 6 世紀,對亞洲文化鄙視和憎恨的傾向更為明顯。克塞諾法奈斯對呂底亞的奢華和僭主制的反感要超過阿爾奇洛科斯,他的一則殘篇表達了對祖國科洛豐的貴族沾染呂底亞奢靡之風的不滿:“在他們擺脫了可恨的僭主制之后,他們從呂底亞人那里學來了無用的奢華,他們經常穿著全紫的罩袍走入市場,總共不少于一千人,他們自高自大,甩動著精心梳理的長發喜不自禁,周身縈繞著精制油膏的香氣。”(DK 21 B 3)約公元前 545 年,為波斯國王居魯士效力的米底人哈爾帕戈斯征服了伊奧尼亞。“擺脫了可恨的僭主制”指的應該就是波斯結束了呂底亞對伊奧尼亞人的統治和扶植的僭主制。但這不過換了主人。新侵略者的到來無疑是他一生中經歷的大事,以至他在詩中著意問道:“米底人到來時,你多大年紀?”(DK 21 B 22)據第歐根尼·拉爾修記載,克塞諾法奈斯因遭放逐而離開祖國,逃亡到西西里的贊克萊,他在卡塔那也生活過(Vitae philosophorum 9.18-20)。人們通常認為他去國離鄉是由于波斯入侵帶來的變故。克塞諾法奈斯在另一殘篇中寫道:“已有六十七個年頭令我的思想在希臘顛沛,從出生那時到此前又有二十五年,如果我的確懂得如實談論這些事情的話。”(DK 21 B 8)從中可知,他應是 25歲離開的祖國,他很長壽且一生絕大部分似乎都是在大希臘度過的。他雖遠走他鄉,卻未忘記關心故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令他感到不滿的是,其同胞在舊的異族統治結束后,卻追捧上了舊的異族風尚。 類似在政治和文化上鄙薄外族的言論也見于同時代米利都哲學家佛庫利戴斯的詩行(ALG fr.4):“一個坐落在海岬上治理得秩序井然的小城邦要比愚蠢的尼尼微更加強大。”亞述首都尼尼微在公元前612 年就已被米底人毀滅。據《蘇達詞典》(IV. 754.19 Adler),佛庫利戴斯活躍于第 59 屆奧林匹亞賽會紀,即公元前 544-前 541 年,因此尼尼微在詩中更多的是象征東方式的政治制度。在另一殘篇(ALG fr.12)中,他再次談到城邦,并指出了中間階級對于城邦的重要性:“對于很多事情取中道都是最好的;我也想做城邦中的中間階級。”亞里士多德和歐里庇得斯都強調中間階級在城邦中的支柱作用。與佛庫利戴斯同時代的移居西西里的麥伽拉人泰奧格尼斯也在哀歌 335-336 行中推崇中道:“渴求之心切莫過大,萬事之中中道最佳。庫爾諾斯啊,若取中道,你就會擁有美德,而美德又是很難獲得的。”對簡樸、適度、中道和城邦政治秩序的崇尚很早就是希臘主流價值觀。面對東方族群和帝國所追求的巨大財富、奢華、專制君主制以及與之相似且受其扶植的僭主制,希臘人難免不心生反感、鄙薄,甚至痛恨。波斯人的到來讓小亞細亞的希臘人感受到了新的外部壓力。希羅多德講到,波斯征服后,伊奧尼亞人集會,普列奈的比亞斯建議遷居撒丁島建立一個全伊奧尼亞人的城邦。他認為這樣可免遭奴役,呆在故土則意味著無法重獲自由(Historiai 1.170)。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我們還知道,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戈拉斯策動伊奧尼亞起義雖屬政治投機,但也利用了伊奧尼亞人的反波斯情緒。他還到希臘大陸求援,游說斯巴達國王克萊奧麥奈斯,說伊奧尼亞人成了奴隸,失去了自由,因此請求斯巴達人幫助將同胞從奴役中解放出來(Historiai 5.49.3-4)。梭倫也在詩中將“奴役”和“自由”并用:“黑色的大地……先前遭受奴役,而今獲得自由。”(IEG fr.36.3-6)這是用暗喻的形式來描述其債務改革的成果,即負債者擺脫了債務奴役,獲得了人身自由。在希臘人看來,無論群體內部還是外部,都存在自由與奴役之別。他們也習慣于將異族統治與城邦內的奴隸制、階級剝削和僭主制等量齊觀。 外族與奴隸制還有另一種聯系,即外族人構成奴隸的來源之一。前引希波那克斯的兩行詩 καὶ τοὺςσολοίκους ἢν λάβωσι περνᾶσι, Φρύγας μὲν ἐς Μίλητον ἀλφιτεύσοντας 說到了抓到的外族人會被出賣(IEGfr.27)。小品詞 μὲν 意味著除弗呂吉亞人外,遺失的下文還會列舉另一或更多的族群的人被賣為奴。亞里士多德曾談到,蠻族人被俘時可以被出賣為奴隸,但希臘人不可以,這符合“天生的奴隸制”原則(Politika 1255a20-b5)。其實早在荷馬的詩中,就能見到買賣而來的外族奴隸的身影,例如奧德修斯的牧豬奴歐邁奧斯和參與拐賣他為奴的腓尼基女奴。
 
從以上可見,古風時代的伊奧尼亞人當中就已存在反感、鄙視,甚至仇恨外族的態度和文化氛圍。現存關于 βάρβαροι 的早期言論也正是產生于這種文化氛圍,并且是這種態度的表現形式之一。在負面心態下,外族語言也會聽著不順耳,從而成為被鄙夷和取笑的對象。阿那克萊翁和海卡泰奧斯還直接受到了波斯入侵的沖擊。阿那克萊翁是泰奧斯人,生活在哈爾帕戈斯封鎖和蹂躪伊奧尼亞的時代。一些泰奧斯人由于不甘忍受波斯侵犯而前往色雷斯建立了殖民地阿布戴拉,阿那克萊翁也在其中。其殘篇描述的也許正是泰奧斯遭遇入侵的險情:“我將看到祖國遭受可怕的災難”(PMG fr.505c);“現在城市的城墻被破壞了”(PMG fr.391);“我擱淺在暗礁上”(PMG fr.403)。如果考慮到阿那克萊翁身為波斯侵略的受害者,就不難理解他在詩作中為何使用 βάρβαρα 了,而且他還表露了該詞具有指涉外族及其語言的涵義。 海卡泰奧斯也是波斯入侵的親歷者。希羅多德報道,阿里斯塔戈拉斯策劃伊奧尼亞起義時,海卡泰奧斯是唯一的反對者,其理由是波斯集合的民族眾多,武力強大,不宜強硬對抗。當此意見被否決后,他又提出搶先奪取布朗奇戴神廟的財富充作軍費以謀求海上霸權。新提案仍遭否決。起義失敗后,他又向阿里斯塔戈拉斯建議先赴萊羅斯島修筑防御工事再返回米利都,該策略也未被采納(Historiai 5.36,124-126)。據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記載,他還代表米利都出使,說服了波斯總督阿爾塔菲爾奈斯改變對伊奧尼亞城邦的政策,恢復其原有政體,確定了合理的貢賦額度(Bibliotheke historike 10.25.4)。面對波斯強敵,海卡泰奧斯的一系列主張顯得并不激進,但很務實,這無疑源于他對國際形勢的清楚認識。他是一位博學的世界地理學者,曾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并著有《大地環游》。從遺留下來的大量殘篇可知,該書寫作內容極廣,囊括了希臘人所知的歐亞非三大洲的地理,從西班牙到印度,從東北歐和高加索到埃塞俄比亞以南都在講述范圍之內。其中還談到了眾多的族群,不僅有與其故鄉鄰近的呂底亞人、卡里亞人、呂基亞人、龐菲利亞人、基利基亞人,還有新來的入侵者波斯人和米底人,以及凱爾特人、利古里亞人、奧索奈斯人、奧伊諾特羅伊人、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亞人、利比亞人、印度人等四面八方的遠近族群。對于這位對眾多非希臘族群擁有如此豐富知識的世界地理學家,對于這位反波斯起義的參與者,誰能相信他不會使用業已存在的 βάρβαροι 一詞呢?
 
赫拉克利特出生時,其祖國以弗所已淪陷于波斯帝國。某些跡象透露了他對波斯的抵制和反感。他的一個殘篇(DK 22 B 39)盛贊了希臘“七賢”之一普列奈的比亞斯有比別人更多的理性。我們并不清楚他說這話的具體情境,不過據希羅多德記載,在被波斯征服后,比亞斯提議在撒丁島建立一個全伊奧尼亞人的城邦,以使他們免遭奴役,重獲自由(Historiai 1.170)。這體現了他的政治理性。泰米斯提奧斯記述的一個故事說,伊奧尼亞起義期間波斯的包圍導致以弗所城中缺糧,赫拉克利特當眾將大麥粒和著涼水吃了下去,用這種方式告誡同胞放棄一貫的享受以節約糧食。以弗所人接受了他的建議,波斯人聽說后便撤離了(DK 22 A 3b)。從當時形勢和赫拉克利特的言行風格來判斷,這則軼事也許包含了某些實情[15](P127)。據亞歷山大的克利門斯記載,赫拉克利特說服了以弗所僭主麥朗科馬斯放棄權力,他對大流士邀請去波斯不屑一顧(DK 22 A 3)。第歐根尼·拉爾修在他寫的赫拉克利特傳記中提供了兩封書信。一封是大流士誠聘赫拉克利特赴自己宮廷的邀請信,另一封是赫拉克利特回絕的復信。后一封里說道:“我因不愿顯赫而不想去波斯國,我心中滿足于渺小。”(Vitae philosophorum 9.12-14)赫拉克利特殘篇(DK 22 B 14)里還包含了他對波斯巫師的嘲弄。因此,赫拉克利特藐視波斯國王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15](P127, 211)。考慮到這些,我們似乎很難否定赫拉克利特所說的 βάρβαρος 是在指外族人,或許他想得更多的就是侵略者波斯人。
 
四、蠻族:雅典制造
 
由于古風時代伊奧尼亞人在希臘世界的文化領先地位,他們發明的“蠻族人”一詞也會隨著其文化影響而向其他希臘人傳播。阿那克萊翁和西蒙尼戴斯曾經都是客居雅典和泰薩利亞僭主宮廷的知識分子圈子里的成員,阿那克萊翁住在雅典的時候非常喜歡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抒情詩。西摩尼戴斯、品達和埃斯庫羅斯都曾受西西里的敘拉古僭主謝隆之邀,為他創作文學作品。有諸多證據表明,他們幾人還有同時做客僭主宮廷的經歷。西摩尼戴斯死于約公元前 468-前 467 年,他生命的最后若干年是在西西里度過的。品達為謝隆創作勝利頌歌恰在這些年間(公元前 476-前 467 年)。埃斯庫羅斯也是在這些年當中活躍于謝隆的宮廷。他首次訪問敘拉古應在公元前 476 年和公元前 473 年之間。公元前 479 年埃特那火山噴發,公元前 476 年謝隆重建埃特那城。埃斯庫羅斯前往西西里可能就與這事有關,他為此創作的悲劇《埃特那婦女》應該就在這一年或稍后上演。公元前 472 年《波斯人》在雅典上演時他已回到雅典。但公元前 471-前 469 年間他又到敘拉古,這期間《波斯人》再次上演于該城。 這幾位詩人都在自己的詩中用 βάρβαροι 來描述外族人,他們又有過同處一個知識圈子的經歷,這是否意味著該詞的這種用法曾在他們當中傳播呢?考慮到文獻不全因素的同時,仍能不無合理地推想,阿那克萊翁也許是具有“蠻族”意義的 βάρβαροι 在上述詩人圈子里傳播的源頭,他從故鄉帶來了它。西摩尼戴斯和品達對此蔑稱似乎興趣有限,埃斯庫羅斯則很偏愛它。 當然也不能排除通過其他途徑傳播的可能性。在《波斯人》之前,雅典就已有弗呂尼科斯創作的《米利都的陷落》和《腓尼基婦女》兩部以抗擊波斯為題材的悲劇,分別于米利都被波斯攻克(公元前494 年)之后一兩年和公元前 476 年上演。前者表現了伊奧尼亞起義失敗后米利都的厄運。后者與《波斯人》一樣,以歌頌薩拉米斯海戰為內容。而且古代留下的《波斯人》劇情介紹提到,這部劇開頭模仿了《腓尼基婦女》的開頭(TrGF fr.8)。那么是否弗呂尼科斯就已使用了 βάρβαροι 描述波斯人和腓尼基人而埃斯庫羅斯在這一點上也模仿過他呢?畢竟兩人的三部劇均以抗波斯為主題,也都適合使用這一蔑稱。遺憾的是,《米利都的陷落》完全遺失,《腓尼基婦女》僅存的幾行殘篇(TrGF frr.8-12)中并無該稱。不過還要考慮到,雅典支持伊奧尼亞起義的行動也有條件構成 βάρβαροι 傳播的可能渠道。 據希羅多德報道,公元前 479 年普拉提亞戰役前夕和期間,斯巴達人稱呼波斯人使用的是 ξένοι(他講述時用伊奧尼亞方言形式 ξεῖνος,Historiai 9.11.2,55.2)。該詞用在希臘人和非希臘人身上均可,意即“外國人、外地人、外族人”。希羅多德還特意解釋道 ξείνους γὰρ ἐκάλεον τοὺς βαρβάρους。未完成時動詞 ἐκάλεον(字面意即“過去一直叫做”)的使用,使該句意味著至少截至普拉提亞戰役期間的這段“過去”當中斯巴達人“一直把蠻族人叫做外族人”。而這是否也暗示了到這一時間點作為對外族蔑稱的 βάρβαροι 在保守的斯巴達以外的希臘,或者說至少在雅典已開始流傳?因為如果不是斯巴達不用βάρβαροι 稱呼外族顯得另類的話,希羅多德就不會兩次給予特意解釋。如果僅僅是埃斯庫羅斯熟悉而一般人都不知道這個新概念,那就很難解釋他幾年之后創作的《波斯人》中會頻繁地使用它。畢竟博取觀眾的喜愛是獲得頭獎的前提,而觀眾愛看他塑造的蠻族恐怕又得以知曉 βάρβαροι 為前提。
 
考慮到文獻缺失的因素,如果公元前 472 年上演的《波斯人》實際上不是雅典制造的第一群蠻族人的話,它也應該能夠構成這項大宗制造業開工時段遺留下來的一件標志性產品。在整部劇中,βάρβαροι及其變體出現不下十次,均用以指波斯及其帝國軍隊中的各非希臘族群。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是一部借著波斯人之口謳歌希波戰爭勝利的悲劇,劇中人物都是波斯人,多次出現的 βάρβαροι 也都是波斯人親口說出的。希臘人與波斯人之間的對立構成了劇中獨白、對白、歌舞隊抒情詩以及劇情展開的基調。劇中波斯國王薛西斯的母后阿托薩做了這樣一個夢:一對美麗的姐妹分別身著波斯和多里斯人的服飾,抓鬮分配父親的土地。結果是兩人各自分得并居住于“希臘的土地”和“蠻族的土地”。兩人發生了爭執,薛西斯試圖制止,強迫她們套軛駕車。后者順服聽命,前者桀驁不馴(Persai 179-199)。在這里希臘人與蠻族人被以擬人化的方式對立了起來。阿托莎還說:“不幸的大海席卷了波斯人和所有蠻族人的種族”(Persai 433-434)。希臘人—蠻族人的兩極對立顯而易見,波斯人構成了蠻族人的代表。 既然波斯的領土在亞洲,它統治下的各族群幾乎也都來自亞洲,所以亞細亞構成劇中具體的蠻族土地,并成為一個與希臘對立的地理單元。“亞細亞大地”是波斯國土的代名詞(Persai 249, 270, 584, 763,929)。波斯方面的軍隊被稱為“亞細亞種族的全部軍隊”(Persai 12)。 讓蠻族人自白是埃斯庫羅斯的他者化修辭之一種。自稱“蠻族人”的波斯信使描述了蠻族人的膽怯和希臘人的勇敢(Persai 337, 391-407, 422-423),波斯老一代國王大流士的幽靈解釋了薛西斯戰敗的原因是其“傲慢”和“瀆神”(Persai 747-751, 807-831)。由波斯長老組成的歌舞隊在講述戰爭的后果時說:“亞細亞大地上的人們不再受波斯統治,不再向暴君納貢,也不再驚懼地匍匐在地,因為王權已覆滅。人們的舌頭不再受看管,因為人民已得解放,有了言論自由,既然強權之軛被解除了。”(Persai 584-594)讓波斯人用這段“自省”式的言論述說希臘與波斯之間的對立就是自由與專制的對立,恐怕也正是賽義德所謂的“亞洲通過并由于歐洲的想象而說話”[16](P56-57)。
 
《波斯人》問世之后,蠻族在多個領域被大批量生產出來。戲劇的觀眾是全體公民,因而它也是城邦中影響力最大的大眾傳媒之一。首先是悲劇,接著還有喜劇塑造了各種各樣的蠻族形象。歐里庇得斯現存悲劇中 βάρβαροι 及其同源詞出現了 103 次之多,次數超過前輩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歷史、哲學、演說詞等其他種類的著作里, βάρβαροι 更是一個高頻詞。希波戰爭無疑構成了蠻族被大量制造的催化劑。雅典作為希波戰爭的主力之一,尤其是其海軍在戰勝波斯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波斯人》一劇謳歌薩拉米斯海戰的勝利不是偶然的。 導致制造蠻族的因素,還有戰爭雙方政治生活方式的不同。波斯帝國的君主政體與希臘城邦不同,尤其是與剛誕生的雅典民主政體差別更是顯著。波斯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扶植僭主政體充當其代理人,而僭主政體在形式上看起來更像呂底亞、波斯的君主政體。被推翻的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托斯家族的成員也逃亡到波斯,企圖在波斯的支持下復辟。擺脫僭主統治不久的雅典人,此時面臨著君主入侵和僭主復辟的雙重危險。在這種形勢下,戰勝波斯這個大帝國無疑使雅典人對自己的民主政體更加自信。事實上,希臘人自古風時代就已經注意到了城邦政體與君主/僭主政體的不同:前者強調法律和自由,而后者的統治者擁有著絕對的權力。這促使他們相信,在君主/僭主政體之下,人民沒有自由,除了統治者一人之外都是奴隸。這種信念在希波戰爭之后的雅典更加被強化。波斯大帝國的富有以及其君主政體中的豪華禮儀都是希臘小城邦所不具備的。這導致了一種認為蠻族是浮華奢侈,而希臘人簡樸的觀念。
 
蠻族人還被認為具有奴性,是天然的奴隸。這種刻板印象的來源,除了來自對外敵波斯的政體和社會的觀察、對比之外,還來自對希臘尤其是雅典社會內部分層和級差的感受。雅典自梭倫改革廢除債務奴隸制后,不允許奴役本邦公民,而希臘社會到古典時代奴隸貿易發達起來,市場上能夠提供大量的外族奴隸,這樣雅典就發展了奴役外族奴隸的奴隸制。大多數奴隸為私人所有,但在同時雅典也使用公共奴隸來從事各種勞動和服務。雅典城內有一支由幾百名具有奴隸身份的斯基泰弓箭手組成的警察隊伍。奴隸的族屬其實包括了幾乎所有的為希臘人所知的外族,可能也包括埃塞俄比亞黑人[17](P154-157)。很多奴隸來自色雷斯和弗呂吉亞。
 
除了奴隸之外,雅典社會中還有外僑,即居住在雅典的身份自由的外邦人。這些外僑除了有來自其他城邦的希臘人外,還有外族人。公元前 6 世紀和前 5 世紀早期的陶工和瓶畫畫家有時候擁有源于外族族稱的名字,如 Lydos, Thrax, Kolkhos, Skythes[18](P14)。外僑和其他外族人絕大部分充當勞動者,經商和從事銀行業。這些活動被很多希臘人瞧不起,因為雅典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土地貴族的價值觀。公元前 6-前 5 世紀希臘藝術中表現的外族人數量之多,足以證明他們在較大的城邦中每天都能在街上被見到。斯基泰弓箭手出現在公元前 6 世紀晚期的大約 400 件雅典瓶畫上[19](P34-39),色雷斯的投擲手也經常出現在公元前 6 世紀和前 5 世紀的陶瓶上[20](P141)。 奴隸和外僑雖然是外部來源,同時又是希臘社會內部的有機組成成分。奴隸完全沒有自由,外僑雖有自由,卻無公民權。他們在雅典社會中是低于公民的社會等級,不免會遭受歧視。尤其是奴隸缺乏自由、地位的低下,以及為求得生存和境遇的改善而對主人不得不表現出來的奴顏婢膝、唯命是從、巴結逢迎、見風使舵等做法,都會使作為主人的雅典公民和希臘人對之鄙視。而物化奴隸多為外族身份,這又使雅典人在對奴隸和外僑不同程度地歧視的同時,也很容易將他們與他們所來自的族群等同起來,在觀念上將歸于奴隸的低劣人格和道德缺陷移植到他們所屬的族群身上。也就是說,社會內部的級差和歧視被轉化為對外族的刻板印象的組成要素,從而在蠻族人的形象中又強行加入了低劣和奴性的特征。
 
五、結論
 
“蠻族”這一他者,作為古代希臘人的一種意識形態產品,先由伊奧尼亞人發明,后來在雅典大規模制造,發明在古風時代,批量制造在古典時代。大宗制造的結果使之形象更豐滿,類型更多樣。發明和制造都源于與外族相遇的情境,發明者和制造者都站在了與外族相遇的最前線。伊奧尼亞和雅典分別是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世界的文化中心,她們都引領著各自時代的意識形態潮流和文學藝術風尚,從而很容易將自己的發明物和產品在希臘同族中推廣。 發明物通常總是少量的,加之古風時代很多文獻的遺失,保存下的蠻族樣本有限。但生產和制造卻可以是批量和大宗的。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決定了雅典制造的蠻族在數量上要遠遠多于伊奧尼亞人發明的蠻族。希波戰爭對于雅典的沖擊,要遠大于古風時代伊奧尼亞人面對的一系列外族威脅。雅典始終都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伊奧尼亞人卻幾乎總是失敗者和被征服者。一場大戰的贏家顯然更有理由并且熱衷于大張旗鼓地丑化和妖魔化失敗的侵略者。伊奧尼亞人發明的蠻族人還更多地存留在知識精英的文學、主要是詩歌當中。但戲劇、演說等誕生于雅典的新興文學體裁均具有大眾傳媒性質,壁畫、浮雕和圓雕等傳統的造型藝術也是公共性的,陶工制作的帶有瓶畫和雕塑的陶器也能流入每一位公民的家庭,由這些大眾化的文學藝術加工制造出來的蠻族人形象自然也就很容易婦孺皆知、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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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 第2期
敘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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