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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全國主教會議與公教對華夏文化的評價
發布時間: 2019/9/19日    【字體:
作者:雷立柏
關鍵詞:  1924年 全國主教會議 公教 華夏文化  
 
 
1924年在上海舉行的全國主教會議在公教的歷史上非常重要。在這個會議之前曾有很多主教會議,但沒有一個是全國性的、規模比較大的會議。讓我們先簡單地回顧在華公教的主教會議的歷史。
 
自從1600到1803年間在華的傳教士曾舉行一些會議,包括主教會議(synod)和類似于主教會議的會議(教區長和傳教士們的會議)。其中比較重要的會議是這些:
 
1600年在澳門舉行的會議批準“天主”、“靈魂”等術語。1603年和1605年又在澳門舉行會議,討論類似的問題,1600-1665年間為這類問題共舉行74次會議。
 
SJ(耶穌會)的視察員Andres Palmeiro(1567-1635年)于1628年在嘉定召開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11名傳教士和徐光啟、楊廷筠等人,但無法解決“名稱”的問題(所謂“terms controversy”)。
 
北京的傳教士于1666年被押送到廣州,所以23名傳教士——包括19名SJ,3名OP和Caballero(利安當 ),OFM——在1667年12月到1668年1月在廣州舉行一次會議,共同決定42條(內容:傳教方法、圣事、紀律)。
 
在1696年和1728年曾有計劃舉行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但未成功。Dufresse 主教于1803年9月在四川重慶召開一個教區會議(2名外籍傳教士,17名本地司鐸參加),會議的文獻后來在羅馬被批準。
 
公教于1848年準備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會議,但因安全問題于1851年11月7日到12月3日才舉行一次主教會議(8名主教參與,Maresca[趙主教,1806-1855年]任主席)。
 
在梵蒂岡第一次大會議時(1869-70年),在華有22名主教,其中有14名宗座代牧參與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并在會議上談論在華的傳教事務;此后,在華的公教會分為五個大地區(1:直隸、東北、蒙古,2: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3: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4:四川、云南、貴州、西藏,5:廣東、廣西、香港、福建),每一個地區應該每5年一次舉行主教會議;1880年后召開這些地區會議:1880年4月18日到5月9日在北京召開會議;1880年6月6日到7月4日在山西召開會議;1880年4月16日到5月6日在漢口召開會議;1880年9月20日到10月3日在四川召開會議;1880年4月4日到11日在香港召開會議;各地的宗座代牧主持這些會議,談論傳教方法、本地圣職人員的培養、圣事、教理問答、傳教員的培養、管理問題等;第一個傳教區(北京)還在1886年、1892年和1906年召開主教會議;第二個傳教區還在1885年、1891年和1908年召開主教會議;第三個傳教區還在1887年和1910年召開主教會議;第四個傳教區還在1909年召開一次主教會議;第五個傳教區還在1891年和1909年召開兩次主教會議。
 
Costantini(剛恒毅)主教于1924年5月15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主教會議;當時的公教有55個宗座代牧區,2552名司鐸(其中1071名本地司鐸)和200多萬信徒,與會的有50名主教和教區管理人以及58名神父,也有10多個本地司鐸參與會議;與會者共同決定861條規律(包括關于圣職人員、平信徒、圣事、禮儀、傳教工作和方法、法案等的重要規定)。關于公教在華的會議史的良好資料是Joseph Metzler, Die Synoden in China, Japan und Korea, 1570-1931, (《1570-1931年間在華、日本和朝鮮召開的主教會議》)Paderborn 1980年,共324頁。
 
上海公教會議的文獻都是拉丁文的,見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Anno 1924(《第一屆華夏會議,1924年》),共556頁,臺灣光啟1961年。這些文獻能夠使我們理解到,當時的公教領導者如何看待“本地化”和“文化對話”的一些問題,比如語言、建筑、禮儀等。
 
1重視漢語——重視外語(166條,672條)
 
公教的傳教士雖然生活在“拉丁語的世界中”,用拉丁語來舉行彌撒等禮儀,但他們也非常重視學習本地的語言。
 
第33章(“關于學習普通話”)的內容如下:
 
“166。來華的傳教士們應該認為,自己必須努力學習普通話,而且不僅僅要滿足于一種初步的知識,但要有通順且正確地說話的能力。傳教士們在來華時應該花一些時間去學習語言,如果這樣做,后來會有好處,而語言的能力一生會提高他們的服務水平,使他們更輕便地,更有效地完成他們的任務。
 
因此,本會議的成員規定,新來的傳教士應該在第一年當中不要負責別的任務,但要學習語言。應該有一個特定的教師要定期地教他們。……而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也應該努力學習漢字。
 
如果一位傳教士有學習漢語的天份,他的長上應該讓他更長期地學習——如果傳教士們有足夠的財力——,這樣他能夠寫一些文筆更高雅的文章,能夠反駁各種迷信和錯語,也為教會帶來那些教會以外的人的贊揚和尊敬。”
 
本地的司鐸在“小修道院”和“大修院”中學習拉丁語,但也必須學習“本地的語言”:
 
“166。來華的傳教士們應該認為,自己必須努力學習普通話,而且不僅僅要滿足于一種初步的知識,但要有通順且正確地說話的能力。傳教士們在來華時應該花一些時間去學習語言,如果這樣做,后來會有好處,而語言的能力一生會提高他們的服務水平,使他們更輕便地,更有效地完成他們的任務。
 
因此,本會議的成員規定,新來的傳教士應該在第一年當中不要負責別的任務,但要學習語言。應該有一個特定的教師要定期地教他們。……而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也應該努力學習漢字。
 
如果一位傳教士有學習漢語的天份,他的長上應該讓他更長期地學習——如果傳教士們有足夠的財力——,這樣他能夠寫一些文筆更高雅的文章,能夠反駁各種迷信和錯語,也為教會帶來那些教會以外的人的贊揚和尊敬。”
 
本地的司鐸在“小修道院”和“大修院”中學習拉丁語,但也必須學習“本地的語言”:
 
2漢語《圣經》版本(35-38條)
 
自從Ricci(利瑪竇)和Aleni(艾儒略)的時代,公教的傳教士們開始翻譯《圣經》的部分章節或書。比較有名的譯者是Jean Basset MEP(白日升,1662-1707年)與Louis de Poirot SJ(賀清泰,1735-1813年),前者譯《新約》,而他的譯本直接影響了Morrison(馬禮遜,1782-1834年)的翻譯。后者則除了少數的書卷以外將整個《新約》和《舊約》譯成漢語。19世紀和20世紀初也有許多公教譯者,比如Joseph Hesser SVD(赫德明,1867-1920年),他在20世紀初出版了《古經略說》和《新經略說》,在中國教會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始終沒有一個完整的、統一的《圣經》譯本。1924年的會議就注意到這件事:
 
在華第一個主教會議認為,應該組成一個翻譯《圣經》的委員會,其中要有傳教士和本地的司鐸,他們應該將全部《圣經》譯成漢語,正如(《教會法典》)第1391條所規定,而且還得處處加上各書卷的注解。
 
《圣經》的翻譯本需要有文雅而簡明的風格,這樣所有的人都能看懂。
 
對于那些已經盡最大的努力開始進行這個工程,并且已經將《圣經》的一些部分譯成漢語的人,第一個中國主教會議表示感謝,并給予他們適當的贊揚。
 
另外,會議建立了一個負責“統一教理書和祈禱經文書”的委員會(參見39-48條)。實際上,在當時的公教生活中,《要理》(《教理書》、《要理問答》等)的影響比《圣經》的影響大多了,而編寫一個統一的《要理問答》當時很要緊。
 
3對漢語文學的看法(824條)
 
 外國傳教士如何看本地的文學呢?他們很辨別性地對待了漢語的文學傳統:
 
在華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書。
 
I.有一些書籍很正直地談論正當的內容,而任何人,或至少一些人能夠看它們,也不會有一點小的問題。
 
II.然而,也有很多非常壞的書,它們應該被禁止。
 
根據(《教會法》的規定),如下的書被禁止:
 
1.“擔保異端的書,無論是誰寫的,或以某種方式想推翻宗教的基礎的書。”(1399,2條)
 
2.“固意地攻擊宗教信仰或違反道德的書。”(1399,3條)
 
……
 
III.另外,還有一些書,它們不攻擊公教,甚至——如果對它們有好處的話——,在某種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外貌之下還故意地贊揚宗教。然而,它們對于一切宗教都有一個錯誤的評價和標準:按這個錯誤的標準,它們鼓吹一種冷漠的態度,以及——如果可以這樣說——一種宗教性的共產主義;在一切宗教的病態中沒有比這個病態更有害的、更致命的現象。因此,這些書,至少大部分地,應該被禁止,因為它們要推翻宗教的基礎,或是反公教的作者寫的。
 
關于一些“新的書和進步的作者”,會議有這樣的看法:
 
可能在一些外教人那里也會有某種進步,但在另一方面,在這些人的著作中很少能夠找到那種健全的精神食糧——基督的羊所需要的精神食糧——:因為外教人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基督徒們的老師和牧人。
 
4本地司鐸的地位(131、642-648條)
 
在131條,會議肯定本地司鐸的地位:
 
131.不能從任何教會職位排除本地的司鐸,如果他適合任職。
 
132.首次中國會議樂意地擁抱第305條的內容。因此,它也很希望,盡快會有一些本地的司鐸能夠被選為主教。
 
在642條到648條中,會議強調教會必須是建立在本地圣職人員的基礎上(Titulus IV, De Ecclesia e clero indigena condenda)
 
648.為了在本地圣職人員的基礎上建立教會,首先需要的是“準備學校”(“備修院”),以便培養圣召,以及修道院;在修道院中,新的圣職人員應該獲得杰出的信仰和知識方面的教育,這樣能夠成長和大量地發展。
 
5外國人不該評議太多(693-694條)
 
自從Ricci(利瑪竇)時代以來,在華的外國人(包括傳教士)或公開地或私下地排斥華人某些習慣,或批評華人社會的某些現象。Ricci本人恰恰因華人對于自己傳統權威缺乏批評而感到奇怪:“中國哲學家最有名的叫孔子……有學問的華人非常尊敬他,以致不敢對他說的任何一句話稍有異議。”。關于外國人的批評,1924年的會議有這樣的說法:
 
693.傳教士們應該接受華人種種習俗中的那些良好的習俗。他們應該為一切人成為一切,并要記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也和稅吏與罪人吃過飯……他們也必須和外教人打交道,必須愛他們,這樣也被外教人所認識,受他們的愛戴:這樣可以增多入教的人。
 
694.……通過話語或文字來譴責華人的種種缺陷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也更不需要譴責或蔑視那些習俗、制度或法律,如果它們不是明顯的壞事。如果需要描述一些壞習慣,或需要反駁一些反對我們宗教信仰和教會的攻擊,必須始終以愛心采取行動,這樣更多顯示出父親和老師的精神,而不是法官的態度。這樣華人必須感覺出,當我們批評他們時,我們對于他們懷著誠懇的愛,只是糾正他們的惡習。
 
如果本地的主教沒有給予明確的許可,一個傳教士不能在報紙上寫一些有關華人的事。
 
696.如果因某種犯罪行為——比如強盜的侵入——,一個人說一些(批評的)話,我們總得作辨別,免得整個人民被包括在同樣的譴責當中。
 
那些良好的華人習俗,比如兒女們的孝道,應該受到正當的贊美。
 
如果發生爭吵,或發生中國人和外國諸國之間的軍事沖突,傳教士們應該在言辭和行動方面表示出最大的謹慎,應該站在中立的立場,以免為教會惹起一種政治性的憎恨。
 
6西方的或本地的服裝?(52條、490條)
 
在華的傳教士夏天穿白色的衣服,冬天則有黑的服裝,而且都沒有穿“西裝”的。會議的具體規定如下:
 
52.……應該規定,一切圣職人員,包括外籍的和本地的,必須得穿適當的教會服裝,就是所謂的“蘇坦”(黑色長袍)……
 
然而,根據具體的情況,特別是在外教人多的地區,教區長可以允許圣職人員和司鐸們穿一個適當的中國式的長衣,按照委節可以是白的或黑的,但不能是華麗奢侈的;另外,在外面應該和中國式的服裝一起戴羅馬領,這是司鐸和圣職人員的記號。
 
無論是本地的或外國的司鐸或圣職人員,都不可以穿歐洲的世俗服裝(“西裝”)。
 
7華人禮儀與迷信(54條、462條、472條、494條等)
 
關于華人的習俗,特別關于葬禮的習慣有相當多規定。
 
首先,傳教士們還得發誓,忠實地服從1742年的Ex quo singulari通諭中關于華人禮儀的規定。(見26條)
 
那些全身很深的傾倒行動,包括膝蓋的彎曲——這通常被稱為“叩頭”——,應該被那些比較輕的點頭和肢體的行動所取代——這種被稱為“鞠躬”的姿勢現在在共和國也很流行。
 
464.克萊盟XI教宗規定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允許基督徒們主持、舉行或參與隆重的祭祀活動;華人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舉行這些充滿迷信的禮節,以尊敬孩子和祖先。
 
同理,不能允許基督徒們在孔子的殿宇(華人稱之“廟”)中為孔子舉行禮儀、禮節或祭禮。
 
465.不能允許基督徒們在神廟或祖先的房子(“祠堂”)中舉行、幫助或參與一些比較簡單的禮儀或其它的禮俗。
 
466.不能允許基督徒們在自己的家里,或在他們祖先的墓地,在祖先的牌位之前舉行祭祀、禮儀等……
 
470.然而,如果在亡者的牌位上面僅僅寫亡者的名字,可以容忍它們,如果一切其它的能夠引起迷信的東西被拿掉了……
 
476.基督徒們不能協助外教人因紀念亡者而舉行的宴會。
 
477.如果在運送靈柩的車或擔架上有一個十字架,或亡者手里持有十字架,也不允許在此前面俯伏在地,雖然群眾可能會抗議。
 
當然,在基督徒的葬禮也不能帶“靈馬”,“靈轎”等迷信的事物,見479條。
 
8華人音樂(525條)
 
第524條提到教會的傳統音樂,即cantus gregorianus(額我略調),但525條也談本地音樂:
 
華人的音樂在教會中能夠使用,如果不是世俗的音樂,而且應該是一種因悠久的時間和適當的習俗被完善的音樂。然而,在一般的情況下,在傳教地區的教會中要排除那些以傳教士們母語唱的歌曲。
 
9華人建筑(453條)
 
關于教會的房子有這樣的規定:
 
在教堂和傳教士居住的房子的裝飾方面,不僅僅要使用外國的風格,但,如果這是可能的,也要用中國風格的一些形式。
 
然而,在墓地方面,本地的風格盡量被教會的風格所取代(參見454條)。
 
10保存華人的文物:51條;第5個“愿望”(votum
 
許多外國傳教士對于華人的語言、文化、藝術、歷史文物都有研究,而會議更進一步鼓勵這些研究:
 
同樣,如果(鄉間的)傳教士們發現一些地質學的、考古學的、歷史學的、美術的或其它之方面的文物,他們應該保存這些。另外,如果教區長任命一個傳教士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他們(指鄉間的傳教們)應該支持他。
 
實際上,很多傳教士仔細地觀察和保存了各地的文物。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德國傳教士Dransmann SVD于1934年在山東出版的《泰山曲阜指南》中有許多寶貴的老照片。
 
結 
 
由于以上關于幾個具體的問題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924年的公教會很尊敬地對待本地圣職人員和本地文化,對于本地的風俗(如叩頭等)也有辨別性的評價。在1922年的“反基督教運動”和1927年的“北伐”之間,這次會議的種種規定相當成熟、明智和公平。
 
漫步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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