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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社會資本:自我表達價值觀時代的藏族自主創業者
發布時間: 2019/7/4日    【字體:
作者:易林
關鍵詞:  價值觀 藏族 創業者  
 
 
本文聚焦于目前研究不足的少數民族自主創業者。基于2018年9月—2019年1月期間對居于成都和西寧的15位自主創業者的訪談數據,本文以自我表達價值觀作為時代背景(創業者的動機來源),運用社會資本(創業者的創業目標)概念檢視藏族年輕人的創業故事,由此揭示他們創業的動機、特點、復雜性、面臨的困境以及對未來的期望。研究發現,在自我表達價值觀及生存價值觀共存的時代,一些藏族年輕人在嘗試通過努力創業,將現代經濟、市場與藏族社區、傳統聯結起來,并且希望由此擴大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交流。因此,這些創業者都在嘗試把自己的事業打造成一座橋梁,既勾連傳統與現代,也跨越族群與地域邊界。然而,他們的這種努力取得的成效目前仍不十分令人滿意。
 
導 
 
英格爾哈特等人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以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時代,人們的生存安全、獨立思考(來自正規教育、信息獲取及知識社會所需的認知能力)和社會自主性意識隨之提高,標志著人類的解放性進步(emancipative progress)[1]。這種進步使得自我表達價值觀(self-expression values)興起,并壓倒了工業時期的生存價值觀(survival values)。自我表達價值觀強調個性而非共性,以及人類多樣性的和而不同[2]。換言之,“自我表達”“歸屬”和物理環境、社會環境的質量在人們眼里變得日益重要[3]。同時,這場變革也意味著(陌生人間的)普遍信任取代了親密信任(intimate trust)[4]。因此,社會變得愈益關心生活的意義與目的,新形式的精神追求就此出現[5]。這種變化被英格爾哈特等人認為是“一個新的歷史階段”[6]。這種發展尤其可以由當今年輕人在職業選擇中表現出的多樣性和去標準化的特點所證實[7][8][9][10]。多樣化的職業選擇路徑是由年輕人的內在動力驅使所致,“為行動者提供了意義和本真性(authenticity),是(行動者)自主所定”[11]。
 
在各種由內在動力驅使所致的職業選擇中,生活方式創業(lifestyle entrepreneurship)尤其引人注目。馬坎托尼、科斯特和史崔吉克區分了古典的和生活方式的這兩種類型的創業者[12]。古典類型創業者“主要是經濟導向的”,而生活方式創業者“主要是生活方式導向的”。考夫曼企業領導中心(The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將生活方式創業者定義為一種尋求生活質量、獨立性及對自我生活具有支配力的人[13],這些人尤其“將創業作為滿足他們自我實現需求的工具”[14]。然而,生活方式創業者并不以犧牲經濟收益達到自我實現[15][16][17],事實上很多生活方式導向的創業者在經濟上也十分成功[18]。
 
經過 40年改革開放,中國亦受到這種自我表達價值觀興起的全球趨勢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職業選擇中優先考慮自己的內在驅動力或者幸福感。同時,我國政府最近也在大力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希望將一個“中國制造”的國家轉變成一個“中國創造”的國家①。這種政策導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新自由主義治理術影響的結果,倡導通過解放主體并引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追尋一系列自我管理的目標”而實現自我優化(self -optimization)[19]。因此,生活方式創業者的數量大量增加,盡管總體規模仍很有限,并且存在地域、族群、性別之間分布不勻的狀況。然而,正如貝克等人所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活躍、壓縮的現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西方經歷了一百多年的一次現代化和目前正經歷的二次現代化都被壓縮在同一時空當中[20]。在這個壓縮的現代化時期,自我表達價值觀和生存價值觀同時并存,并時常相互沖突,正如閻云翔在他的一項研究中所生動描述的那樣[21]。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本研究將目光聚焦于目前研究不足的少數民族自主創業者身上。本文以自我表達價值觀作為時代背景,運用社會資本概念檢視藏族年輕人的創業故事,由此揭示他們創業的動機、特點、復雜性、面臨的困境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① 見http://www.gov.cn/zhuanti/shuangchuang_platform/index.htm.
 
受訪者
 
本研究訪談了 15 位在成都和西寧的藏族創業者。受訪者中有 3 名女性,12 名男性。2人出生于1977年,1人出生于1993年,其余受訪者均為八〇后,平均年齡為36歲。(受訪者信息見下表)
 
受訪者基本信息表
 
從事食品及文創的 A 與 B 曾經分別于 2007 年和 2017 年因為不同的研究項目接受過本文第一作者的訪談,并自此之后一直跟第一作者保持著比較密切的交流,因此是我們這項研究的守門人(gate-keeper)。為搜集該研究所需數據,我們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間,分別對15位創業者進行了面對面的半結構式或深度訪談,并在受訪者的共識下對訪談進行了錄音,收集到了25萬余字的數據。同時,訪談期間,我們也與部分受訪者進行了不少自由交流。用于本文的質性數據以本次訪談為主,同時也會使用到此前訪談他們的資料,以及跟他們和其他一些信息提供者非正式交流時獲得的資料。
 
在15位受訪者中,有1位受訪者教育程度為初中,其余14位均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有9位擁有本科或研究生學歷,5位完成了專科教育。他們的平均創業年限約為六年,創業內容比較多樣,包括藏式餐飲、留學教育、文化生態旅游、文化體驗空間、企業咨詢公司、牦牛絨收銷、服裝設計、手工藝文化公司、食品加工、家電與新能源用品開發和制造、文化創意制造以及咖啡空間。接下來,本文將從創業者的創業動機(自我表達價值觀的時代特征)和創業目標(打造社會資本)兩個方面來探討他們的創業故事。 
 
創業動機:意義高于收益
 
從大專院校畢業后的藏族學生的“官方”出路一般是做教師或者當公務員。但是在我們的受訪者中,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種體制內的職業不適合他們,因為過于安穩,缺乏挑戰,所以意義不大。換言之,他們需要發現由內在驅動力引導的事業。E就這樣解釋他創業的動機:
 
我認為自己的價值不是要體現在一個很decent(安逸)的工作上面。……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做自己想要的那種。以前(我在大學里工作)的時候還是沒找到意義的那種感覺,好像我做這些事情并不是特別快樂。……我覺得要有挑戰,才會覺得有意義吧。
 
這種聽從內在驅動力召喚的職業路徑,也體現在G對他創業的解讀中:
 
 
首先是我對(體制內)環境不適應,真的沒辦法,當然創業也有一定的困難。……但是我還是覺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因為起碼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創業的這種事情,我還是能找到幸福的,每天都感覺很充實,每天都看得到自己的進步。
 
可見,這種創業“為行動者提供了(他們認為的)意義和本真性(authenticity)”[22]。這種意義和本真性,如上述二人的解讀所暗示,是體制內的工作難以提供的。B就明確講道:
 
你一到國家公務員(系統)里面去工作,你就可以預見到你未來五十年是什么樣子。但是你在外面創業的話,你幾年就可能有一個變化,你根本無法預料你 50年以后是什么樣子。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比較有意思了。
 
更重要的是,對于B而言,因為職業選擇的不同,價值觀也會隨之產生重大差異,更彰顯出職業是否具有意義。比如他說:
 
現在你回去跟同學們交流的時候,在體制里面的無非就是在講誰升官了。……在外面的話,起碼你就會看得更廣一點吧,……討論什么人類學、發展、文化、環保。討論這些東西,我覺得起碼就不一樣,追求的東西不一樣了吧。
 
此外,作為一個講究關系的社會,應付體制內工作中的人際關系會占用人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梅森在研究醫療體系中的女性職業者時就描述了這種現象[23]。應付人際關系往往會嚴重阻礙工作者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不遑享受工作。正如梅森所言,對于一些人而言,應付人際關系與自我實現和個人選擇——也即個體主義——的期望之間存有難以調和的張力[24]。關于這一點B也特別多次指出:“很多事情都要用關系去維持。……有關系的人……上的是好的班(做的是好的工作)。……我不想依靠關系,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自己的事。”
 
因此,這些藏族年輕人創業,是因為他們認為體制內的工作難以實現自我價值;同時,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往往起始于他們對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關注。正如 O所言:“我想做對藏區有用的東西。”“不管在哪一個場合,我想為藏區做一點貢獻,這個是我的原則。”關于未來的愿景,O提到,除了自己基本的生活所需,“將來的經濟來源我都想用來做公益”,“不僅僅是(為了)公司和我一個人的發展,是為了將來更多人的發展”。作為一名脊髓損傷者,K用創業的方式,來支持他長期從事的脊髓損傷者人生重建公益活動。他提到,當時創立文化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創造一些價值”。他認為公司“所有的利潤,不是讓我們當老板的賺很多錢”,而是“讓他們(脊髓損傷者)有穩定的收入”;進一步而言,“如果除去工資以外還有利潤的話,那我們就更大地扶持我們的 NPO”。與大家的創業目的相似,B也認為,自己去受教育、自己成長“不是為了個人”,“我想(的是)為了(給)社會、為了給自己的地方做點事情”。他還進一步從生命歷程的角度解讀此事:
 
我一直在想著,就是當我死的時候,我要回想我做了什么的時候,我就會想到我嘗試了不一樣的人生,我覺得就是蠻不錯的。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許不成功,沒事,我一直就在途中做這些(喜歡的)事情嘛……
 
我們的受訪者的創業動機與國外學者所觀察到的生活方式創業者的創業動機呈現出明顯的一致,比如:追求自主性和獨立性以及自我實現,不滿平庸,渴望創新[25]。這些特質也令人鼓舞地體現在藏族女性創業者身上。
 
藏區的傳統跟很多社會的傳統對女性的社會位置持有類似的觀念,比如認為女性應該呆在家里負責家務以及看護孩子。然而,深受自我表達價值觀影響的新一代藏族女性希望通過創業建立起藏族女性在生活中和社會上獨立自主的地位(雖然這樣的藏族女性目前仍然很少)。比如,女性創業者C在完成了本科學業后找到了一個自己本來以為很喜歡的體制內崗位,但是很快就決定離職從事藏餐創業。創業不僅是因為她在短期內無法轉正,更是因為代表生存價值觀(男權思想)的領導和持有自我表達價值觀的C在對待女性職業身分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不同:
 
領導也給我說了很多,說女人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有一個穩定的家,這樣就OK了。我覺得(女性)不僅僅需要穩定的家,不僅僅需要穩定的工作,我們能干的事情還特別多!因為(領導)這句話,我(決定)一定要離開這個崗位。我需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
 
然而,對于女性創業者來說,爭取職業自主的文化壓力不僅僅存在于體制內,也存在于整個創業環境與過程之中。N 主要從事生活家電和新能源用品的制造和研發,最初創業的原因是她在外地求學和生活的經歷讓她看到了藏區與內地在生活品質上的差距,她生出了由自己創業,親自改變藏區生活品質的念頭。但是,她在創業過程中接觸到的很多人都認為,“一個女孩子家鬧騰什么啊,趕緊回家結婚生孩子”,或者對她的創業前景持悲觀態度,認為她“可能做不出什么事,可能鬧騰一段時間就過了”。面對體制內外職場領域中存在的男權思想的壓力,藏族女性創業者的性別平等意識反而被激發出來,并逐漸變得清晰且不斷得到強化,“尤其是一個(受傳統文化壓力的)藏族的女孩子,我覺得一定要加油”(受訪者 N)。她們甚至嘗試將這種性別平等觀念通過創造學習平臺,培養和提高身邊女性的審美品位而推廣到自身以外的其他女性身上,教會她們“先自己尊重自己,并用一個聰明的方式去愛自己”(受訪者C)。從事留學教育創業的E更是明確地鼓勵藏族女性創業,認為自己的創業可以起到榜樣的作用:
 
現在,尤其是藏區的話,女性里面創業的人很少。……但是我一直堅持做的話,也許后面的女的,她們會覺得好像自己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我希望可以更多地去影響這些女性,……就(是)讓她們不要害怕,去創業。
 
E 還進一步意識到了性別平等文化需要通過代際傳遞才更具有可持續性,因此她希望通過創業,為她的孩子樹立一個更加自主獨立的女性形象,并因此而塑造下一代的性別平等觀念:
 
我想給我孩子建立那樣的一個形象:就我作為一個母親的話,我很努力,自己在做事,不只是會做飯或者是家務,她也是有(其他)價值的。……我想讓他(孩子)看到,其實男的女的都一樣。……給他這種意識的話,他(的思想和行為)肯定到后來就會不一樣。
 
藏族創業者對創業動機的種種解釋證明了:把自己的行為建立在自主選擇上才會有更大的動力。英格爾哈特等人就認為:“超越本能行為模式并將一個人的行為建立在自由和有意選擇的基礎上的能力是最獨有的人類能力,將人類與其他物種區分開來。”[26]同時,人類自主性“也是一種普遍的人類愿望”,因為“行使自主選擇的機會與人類幸福密切相關”。正是這種高度的幸福感帶來了受訪人持續增長的對于未來的樂觀精神,即便他們不得不應對很多日常工作中瑣碎甚至麻煩的事情。
 
的確,通過創業,他們在探討工作對于自我和社會的意義,這也是他們自我成就感的主要來源。因此,盡管是自主創業,他們同時也強調,要做有意義的事情必須首先具備經濟基礎,但是這些藏族創業者都沒有把掙錢或者物質利益放在創業首位,如J和L所言:
 
作為創業者來說,你不能光想著賺錢,這樣的話很多事情你都做不好。……先把產品做好,少賺點錢,這對后續的發展很有幫助。所以我個人覺得不能光去看錢做事,錢必須要賺,但錢不是排在第一的。
 
賺錢是重要的,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做一個很好的品牌,這個是更重要的。把我們這個品牌做好了,也就會賺錢了。
 
對于他們來說,保持并不斷提升自己產品的品質與企業價值,既是取得商業利益的前提,也是獲得職業成就感與生活滿足感的必經之路,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將創業“當做一份事業來對待,而不僅僅是生意”(受訪者 D)。在這種非物質動機的推動下,他們一方面不同于奧斯伯格筆下所描述的把經濟收益放在第一位的傳統創業者類型[27][28],另一方面也一反藏族傳統文化中把商業行為污名化的觀點——做生意就意味著占他人便宜(A提供)。對于受訪者來說,創業是為了推廣藏文化或者發展藏族社區。因此,他們的創業動機符合英格爾哈特等人所稱的以人為本(homocentrism)的后工業時代的特征[29]。這種以人為中心、經濟收益應該服務于人的特點,清晰地表現在下文他們的創業故事里。 
 
打造內部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存在于行動者之間和之中的關系結構中[30],正如羅伯特·帕特南所說,它“包括社交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和可信的準則”[31]。同時,社會資本是“集體擁有的資本”,是“一個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認識和認可關系的持久網絡”[32]。簡言之,社會資本是一個聯系網絡,其特征是成員之間的了解和認可,這種了解和認可在其成員之間創造、維持和加強著義務和期望。社會資本有三種基本形式——凝聚式(bonding)、搭橋式(bridging)和連接式(linking)[33][34]。凝聚式社會資本是一種強調群體身份的社會聯系,由一種內在導向及同質性方式構成。換言之,它支持狹窄的自我忠誠和群體內忠誠。這是一種內部社會資本。搭橋式社會資本特指一種包納各種社會分異(social cleavages)人群的社交網絡形式,“能夠產生更加廣泛的認同和互惠”[35]。連接式社會資本是將群體或個體與其他社會地位上的群體或個體聯系起來,尤其是跟掌握資源、概念和信息的體制聯系起來的資本[36],因此也被稱為垂直式(vertical)社會資本。后兩種資本都是外部社會資本。三種社會資本的不同組合與搭配會為不同文化群體帶來不同的結果。根據我們的觀察,藏族創業者們對于內部社會資本的打造,主要體現在調動及利用藏區傳統、構建藏文化社會空間和建立藏區商業自信等創業實踐中,并由此最終建立起一個個規模不等的自主性社交網絡。以下就是創業者們打造內部社會資本的故事。
 
A 的創業始于他想滿足自己能夠坐在茶館或者茶餐廳里舒適工作的愿望,因此他與友人合開了一家位于西寧南郊的茶餐廳,主要供應茶水,同時提供品種有限的幾樣藏式主餐。不過,因為茶餐廳裝修檔次一般都好于普通餐廳,因此茶餐廳初期的客人都以藏族公職人員為主。由于位于一所醫院旁,后來餐廳逐漸被從青海省各州縣來西寧看病的藏族消費者發現,這些人后來成為了餐廳的主要客戶,以飽腹為目的。因此,餐廳的經營逐漸從以滿足公職人員點菜請客的較高檔次的消費要求為主轉變為以滿足州縣的藏族客人快餐式的較低檔次的消費要求為主,餐廳變成以量大價低的服務為特色。盡管如此,客人的變化并沒有改變餐廳的族群特性——它仍舊發揮著一個讓藏族民眾消費、見面、交流的社會空間的作用。與A類似,K也通過成立文化公司來構建公共空間,側重為家鄉的脊髓損傷者創造一個能夠實現人生重建的共融網絡。在2011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K成為了一名脊髓損傷者。在他看來,由脊髓損傷造成的心理和社會斷裂是一個更加深刻的社會問題,而職業是實現脊髓損傷者與社會聯結的重要途徑。因此,他將文化公司打造成一個咖啡空間,主要開展以下幾個方面的活動:為藏地脊髓損傷者提供崗位并進行職業培訓;研發與展銷藏族文創產品;營造殘障人士眾創空間;圍繞當地殘障人事業開展交流與分享。隨著多種活動的開展與推進,當地的藏族青年尤其是由大學返鄉的年輕的藏族公務員也主動參與到咖啡空間中來,一起探討當地無障礙基礎設施等相關社會議題。通過 K組織的空間實踐,脊髓損傷者之間的聯系和相互支持不斷加強,個體與社會的聯結更加緊密,當地青年人的社會參與意識也隨之逐漸覺醒和提高,一個倡導通過自身努力來實現脊髓損傷者人生重建的共融空間逐漸形成。
 
通過建立藏族客戶聚集且有族群邊界的社交空間,人們的日常溝通和情感歸屬得以實現,并以此為基礎將社會參與的關注點延展至更廣闊的領域,思考的話題也更加宏觀與深入。通過對整體經濟發展的觀察,一些創業者對本民族和地區商業的發展有了自己的見解。比如,G在2017年與朋友發起了一個文化體驗空間的眾籌項目,并被選舉為總經理,成為這一項目的核心經營者。他反思到,藏族地區的商業發展,缺乏文化上的自信:
 
藏區不是說沒有商業,以前也有,不過你看很多的這個藏族的文獻、歷史這種文字的資料里面,你看不到很多商業性的東西。……很多這種想創業的,沒有自信。比如說我,我自己的父母也是農民。(創業者們)很多(都)是農村或者牧區出來的,我們也沒有一個企業(方面)的這種榜樣,是不是?所以就沒有自信了。
 
為此,G與合伙人通過對藏族歷史資料的查閱,“挖掘”出了一位有為的藏族創業者,以他的創業精神來定位空間的企業文化。他們認為這位商人在事業中對社會價值(比如提倡助人精神)的追求,能夠滿足他們對文化體驗空間未來發展的價值的追求,這位商人能夠成為藏族社會企業家的一個代表。同時,另一些創業者注意到,城市化過程中藏族農牧地區傳統生產方式的衰落,造成了人們對藏區經濟發展的價值盲視。為了培養藏族社區的商業自信,他們通過讓黑青稞和牦牛絨進入市場,來挖掘藏區的價值并實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存續:
 
如果我們把(黑青稞)這個市場打開了,那就可以保證更多農民的生活和地區發展。農民手里的資源得到了價值,所以他(才)會待在他自己的地方。……讓農民手里的東西得到價值,這樣(原來的生活方式)才不會流失。如果(黑青稞)得不到價值的話,為了生存他也會放(棄)掉自己原先的生活,這個是肯定的,是避免不了的。……如果這個(黑青稞市場)能做到(比較成功)了,那我們就可以把藏區之前的生存方式和農民的生活方式進行提升,并得到很好的價值。(受訪者O)
 
B是一個咖啡空間經營者,他希望能夠通過民眾參與社區產品生產活動,為鄉村藏族民眾賦能并培養其自信。對此,B是這么解釋的:
 
在那個村子里人們不需要出去,他們就在當地村子里上班(生產牦牛絨、蘋果干等),工資還比較可觀。而且他們還學了這門技術,就是很有自信地去拿到這份收入,不是別人的施舍,也不是因為自己是少數(民族),或者是(因為)貧困才拿了這個錢,而是他們自己勞動創造的錢。所以(村民們的)精神面貌也是完全不一樣的(了)。
 
與創業者 O 和 B 通過挖掘藏區本土資源以實現地區整體存續和發展的創業理念相一致,I通過收購分銷牦牛絨來提高牧民的經濟收入和價值感。然而,I還將生態價值作為重要的創業目標之一。在他看來,青藏高原上的“生態平衡也是離不開牦牛的”,因為草原與牦牛存在著相互養育的關系:“在牧區有些地方,牛羊很明顯的都沒有了之后,草原就會直接沒有了”,所以他希望通過創業來“保持一定數量的牦牛”。這與流行的“過度放牧導致草原沙漠化”的觀點截然相反,顯示出創業者自主獨立的觀察與反思能力。
 
和其他創業者相比,H 對自己的創業定位有著獨特的聚焦。他未涉及與藏族文化或環境相關的實業,而更關注藏族創業者在整體層面上對自我創業定位的認知,認為這對于提高藏區創業自信和創業能力至關重要。為此,他在創業之前就用微信建立了藏區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分享群,共同探討藏區產業發展的相關問題。隨著群成員對該群認同感的形成,H創立了自己的企業咨詢公司,并設立了一個以“西藏”命名的經濟論壇。他認為,通過組織論壇來探討藏區創業并不是為了解決創業過程中的具體問題,而是“通過比較正規的形式傳達一些思想”,因此他“主要注重的是它(論壇)的規模,而不特別注重它的時效性。因為這個規模是推動人認知的一個過程,首先是要把(讓)商業的這個東西在整個社會中要(被)關注起來。”他希望藏區創業者通過在論壇上的交流和相互啟發,提高思考和反省能力,共同“推動藏區商業環境(的營造)”。在連續開展了兩季論壇之后,他明顯地感覺到藏區創業者的認知轉變:
 
剛開始都是綜合群(意指認知和交流都缺乏方向),現在大家慢慢理解了一下(點),慢慢地就找到了自己的路。……這個其中就有一個道理,創業不能什么都干,你要認清自己擅長的領域,要琢磨自己在行業中的地位。這么大的行業(空間),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學會怎么找位置,就要先關注自己。這個是從2015年到2018年我們藏區年輕人經歷的發展和變化以及成果。
 
經過長期的線上與線下活動,H認為大家在交流和討論中逐漸明晰了“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干什么”;同時,他也觀察到藏區經濟“從(大家關注)綜合發展到(開始)關注(具體)主題”的整體轉變。正是在 H 所辦的論壇的推動下,A 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藏族餐飲業應該聯合起來,互通有無,共同進步。為此,他出頭聯絡其他一些藏餐廳經營者,組成了藏餐協會,并舉辦了藏餐美食節。然而,根據A提供的信息,這個本應成為聯系藏族餐飲業的藏餐協會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是因為參加者多抱有搭便車的心理,缺乏認真負責的態度,因此在凝聚同行方面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無論效果如何,我們都可以看到,通過創業實踐,藏族創業者之間以及創業者與社區之間建立起了初步的交流與分享網絡,藏區的商業自信也因此得到加強。雖然這些創業者們在凝聚同行、調動社區力量、存續藏族傳統等方面還要走更長遠的探索之路,但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一個個更有知識和尊嚴,并且更加公平的自主性藏族網絡社群正在逐步形成。然而,對于創業者們而言,他們更希望的是“走出去”,為他們自己和藏族社區打造外部社會資本。換言之,他們中很多人恰恰希望通過打造內部社會資本而形成向外拓展的支撐力,因此也就能夠避免打造內部社會資本可能產生的狹窄的自我忠誠和群體內忠誠,以及由此可能會導致的群體間的對立。
 
打造外部社會資本
 
作為少數民族,這些創業者從事的行業往往與本民族文化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此打造內部資本、增強本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成為創業者在創業初期的主要目標。隨著創業實踐的不斷深入,他們打造外部社會資本的需求更加強烈,而這些希望從族群內部向外部拓展的意愿,起始于他們對民族文化的內涵所作出的更加開放的理解。 H就這樣說:
 
我以前有個老師說過一句話:任何一個文化(都像一個孩子),(雖然不同,但)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去看都沒有排他性(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都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先進的理念和先進的思想都可以接受。我自己認為,我應該成為這兩個族群(漢族與藏族)之間的一個使者。……我們要溝通,把彼此的價值觀搞清楚,要一起努力。
 
G也認為,要以一種開放性的態度對待本民族文化,將民族文化放在更加廣闊的社會場域中發展:
 
我不想很保守地看待自己的民族,尤其是(在)現在21世紀這個信息特別發達的社會的前提下。……有一個說法叫地球村,現在地球已經是一個村了,所以現在特別保守的話,沒有多大意義。……地球村也好,中華民族也好,有很多精神都是互相(補充)的,比如說哪個民族有好的習俗和文化(都可以為其他文化所接受)。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
 
創業者們以開放與多元的文化價值觀為基礎,嘗試通過經濟參與的路徑來實現文化交流,并將“藏文化中的正能量傳播出去”(受訪者L)。比如,藏餐創業者們都希望通過自己的事業,讓更多的人了解藏餐、認可藏餐,讓藏餐走得更遠。A的最終目標是通過藏餐廳推廣藏文化,擴大文化交流和理解,而且尤其希望最終能將藏餐廳發展到內地。為此他特別仿照青海省海東地方政府扶助當地回族發展“拉面經濟”的理念,提出了“藏餐經濟”的概念,并認為,政府也應該像扶持拉面經濟一樣幫扶藏餐經濟,使得藏餐也能夠像“西北拉面”一樣發展出品牌效應,遍布全國。A認為,這樣做,不僅能夠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也可以擴大文化交流,并為藏族青年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一舉三得的好事。因為對A而言,開餐廳不是“只考慮經濟效益,更多的(是)考慮社會效益”。為此,藏餐創業者們希望從幾個方面進行努力,提高藏餐及藏餐廳在社會上的接受程度。
 
他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餐廳的衛生問題。C提到,“一些人對藏族人的印象就是不怎么衛生”,所以她十分注重餐廳內的清潔,重點監控廚房和洗手間的衛生情況,強調垃圾一定要入簍,放在餐廳外面的拖把一定要清潔并擺放整齊;同時,她也叮囑工作人員要及時換洗衣物,整齊地晾曬衣物。其次,創業者認為餐廳的室內裝修可以表現出不同風格,尤其比較反對把藏餐廳都“裝修得像寺院一樣”。再者,創業者認為有必要對藏餐本身進行改良,比如A就認為,藏餐的口味可以清淡一些,食材可以豐富一些,菜式可以更新穎一些。此外,有的創業者還對傳統的藏餐經營模式進行了創新。比如,作為音樂愛好者的L就融合了餐廳、酒吧和現場音樂三種形式,滿足顧客多元的需求。然而,A 也清楚地認識到,想推廣藏餐文化,除了“改良”之外,保持藏餐特色是根本,因為那是藏文化的根,“不能丟”。為此,A特別計劃做兩件事情:首先,去民間搜集藏餐菜譜,交由專業團隊進行研發改良;其次,培養藏餐廚師和餐廳服務員。為此,A注冊了一家公司,專門進行藏餐廚師培訓;同時,他也嘗試改變農牧區藏族女性的一種觀點,即放牛放羊這樣的事情很自然,而若是被熟人看到在餐館做服務員,則會很“沒有面子”。然而,也許是由于“廣告不到位”(受訪者L),或者是因為藏餐行業的發展還不夠壯大,餐廳的顧客仍以藏族為主。因此,到目前為止,雖然繁忙的工作能夠滿足A“養家糊口”的需求,但A也感到“不是特別滿意”,因為在藏餐文化推廣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也是A說再給自己十年時間進行嘗試的主要原因。無論怎樣,我們都看到,作為承載民族認同的主要文化符號,藏餐不僅集中呈現著藏區的日常生活特征,也變成了藏族創業者同更廣闊的社會建立聯結的重要媒介。
 
藏族服飾也被認為具有文化媒介的作用。做藏式服飾的J認為,只有提升藏式服飾的品位價值,才能在服裝設計行業里讓大家看到藏族設計師的作品,也能夠讓更多人了解藏文化。他認為,目前藏式服飾的市場延展主要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經典藏裝的日常適用性不強。對此,J強調對藏式服裝的設計加以“改良”:
 
很多人去了藏區就買了藏裝和藏袍,他們在當地可能會穿,因為好奇,但他們回到家里就不會穿了。我們的想法是做一些有藏元素的服裝,然后漢族朋友和外國的朋友在生活里面也可以穿,不一定就非得穿(傳統)藏裝。這樣的話,對藏族文化就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接觸。
 
在J看來,很多“內地的朋友也想對藏文化了解多一點”,但他們需要一個“起點”,因此,將藏文化與現代服裝設計相結合,“就像打開了一個窗戶一樣”。其二,J認為藏服的設計需要“更多的創意”。他意識到,目前的藏族服裝設計仍然缺乏一定的獨創精神,而且因此會經常出現比較有創意的新作品被抄襲的情況。他認為這不僅是“不尊重別人做的好東西”的行為,且更不利于藏式服飾的推廣和發展。因此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他說以后“有可能每一個經典款都去注冊”。
 
在受訪者中,有兩位創業者更加關注藏族在整體層面上的創業理念,強調要逐漸形成敢于“走出去”的創業文化。比如創業者B打造外部社會資本的努力首先體現在他的空間里面既有咖啡和西餐,也有藏族的符號元素以及書籍。這跟其他幾位受訪者在創業中改良、創新并同時保持藏族特色的理念如出一轍。由此吸引文化品位更加多元的顧客,達到擴大交流的目的。同時,B在近來組織的游學項目中,也特別邀請一些媒體朋友參加,傳播藏族社區文化,因為他認識到:“僅僅有我們的嘴或者我們的文字去說的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尤其是最近,B及其伙伴們也開始積極參加在內地舉辦的多種社會企業活動,認為:“我們……需要走出去,讓別人認可我們做的事情。”走出去這件事在他看來比“這個(呆在民族群里、地域群里)更重要”,盡管藏區跟內地的社會企業所面臨和所關注的問題有所不同(見下文)。基于這種理念,他也感慨,有些接受了優質教育的藏族青年只顧自己單干,或者只在藏族社區里“閉門造車做自己的事情”,缺乏跟“外面的人”的對接。對此,O 和 B有著類似的感受,他提到:
 
許多藏地的人,他(們)的思想跨不出藏地。其實商業是開放性的,是人類共通的智慧,就像科學一樣。但很多人都在民族的區域內去做商業,其實(他們)是沒有這樣(走出去)的邏輯的,所以說他們的市場定位和產品實踐也好,都在藏地這個環境里面,很多人都跨不出去。
 
之所以認為此事重要,是因為在 B 看來,很多人不了解藏區是因為接觸過少,有一種“距離感”和“恐懼感”,而只有加強溝通,才能減少他人對藏區的誤解。因此,O與B通過參加區域性或全國性的商業交流與分享,一方面努力培養藏族創業者向外發展的理念,另一方面嘗試以創業為路徑來達到整個社會對藏族更加積極的認可。
 
在這個過程中,B 對有些藏族青年創業者的“閉門造車”進行了反思,認為雖然“這個民族(藏族)肯定有很多積極和正面的形象,像文化層面,但是又讓我看到了不好的(方面):(我們)沒有像內地的教育(水平),還有內地青年的這種(接受了優質教育后的)觀念。”這也是B一直強調他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經驗和這種理論性的東西通過大學也好吧,或者是自己剛才說的這種機構(空間)也好吧,通過這樣的方式給更多的人去傳授,給年輕人去傳授”的原因。自己多年前所受的大學教育和因為藏族年輕人的身份而獲得的培訓機會以及他人的幫助,使B認識到教育對年輕人的進步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經過一系列的思考與努力,藏族創業者的服務和產品在延展市場的過程中通過改良、創新及保持傳統特色而不斷完善,在價值和品位上獲得了社會更加廣泛的認同和贊賞。然而,對于高風險與不穩定的創業實踐來說,如果想要進一步發展和推廣藏文化產品,除了建立搭橋式社會資本,打造連接式社會資本也同樣至關重要,其中獲得掌握著資源和信息的政府的支持尤其重要。A解釋道:
 
現在在青海那邊,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只靠民間的力量,想要做大的話有點難,尤其是對藏族的(創業者來說)。因為青海的市場本身就小,創業意識單薄,再加上(跟)內地的商業聯系不多,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和支持就有點難(推廣出去)。尤其是(對)藏族企業或者創業者來說,把自己的產品和服務出口到內地,需要政府的資金和市場銜接,因為大多數藏族企業在內地市場需要鋪路,既沒有人脈又沒有寬裕的資金支撐(就很難做)。
 
然而,雖然藏族在青海人口中占有較高比例(2015年約占全省人口的25%),但是西寧市2017年的藏族常住人口僅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4%①。并且,如A所言,這些藏族人口多居住在遠離市中心的西寧東、西、南部幾個小區,比如海湖新區、城南新區和開發區,聚居地比較分散且邊緣(也參見Grant)[37]。因此,西寧市政府似乎也并無特別的興趣關注、發展與藏族有關的事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A把自己的藏餐培訓公司注冊在西寧之外的緣故。
 
 
 ① 數據來自青海省統計局的青海統計信息網:http://www.qhtjj.gov.cn/。與西寧相比,拉薩的藏族人口在2010年人口普查時占全市人口的近77%。(數據來自拉薩市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lasa.gov.cn/lasa/zwgk/2011-10/18/content_1005044.shtml。)
 
 
同時,青海在創業方面的資源供給區域結構,也影響到了創業者有效地打造連接式社會資本。根據他們的經驗,與西寧相比,“州縣上政府的(扶持)政策會更多一些”,而且因為州縣的“范圍小,輻射得更廣一點”,而西寧的“創業基地太多了”。不過他們也認為,西寧機會更多,所以“在西寧這邊(創業)還是比較好”(受訪者G)。但是,部分創業資源的配給要求公司注冊在戶口所在地,這一規定也讓部分創業者在連接政府資源方面受阻,正如D所說:
 
 
我們在西寧屬于外來人,不是本地的西寧戶口。州縣上比如海南州,有大學生創業培訓的那些人,房租可以免兩年或三年,(如果西寧市政府也)這樣(做)的話多好啊。
 
對于成都的創業者來說,由于跟政府的關注點不同,因此他們也難以獲得所需的連接式社會資本。B認為,成都因為自己傳統的緣故,在文創和文化方面更注重打造三國品牌,對于藏文化不太關注。同時,由于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不同,政府優先關注和支持的事業也跟他們的重點有所不同。B認為,內地更加突出的社會問題是養老、特殊(殘障)人群的就業、社區發展等問題,甚至還有兒童的閱讀問題,而藏區面臨的是開發資源與環境保護、傳承傳統文化這樣的問題。因此,B認為,將來把重心轉移到拉薩應該是一個可以得到(拉薩市)政府政策支持的不錯的選擇:
 
在成都……在政府層面(我們)是沒有任何的資源和關系可以用。……在拉薩那邊的一些孵化園,還有……辦公場所,這些免費的資源完全是可以找得到。……現在我知道那邊有幾個孵化園,……他們對我們有這個意向。……也會有一些政策之類的……比如說工資方面的補助和社保方面的補助,……還有稅收方面也有優惠。另外我們現在做的是藏文化,……在成都……(我們)只是一個邊緣的群體。但如果你是在西藏的話,……這個大的環境就是比較有利的①。
 
他進一步指出:“成都……政府對藏族街區這方面的態度更多是、應該是不要發生什么(不穩定的)事情。這個是最主要的。”這種維持社會穩定發展的要求在創業者 H申請論壇交流活動的過程中也有所體現,但他以更加積極和正面的心態來看待這個問題:
 
(論壇活動)做成功了后(結)果是什么?首先是一些誤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先不要愁問題,他們(政府)會有轉變的(意指不再會阻礙其活動),而且一定不要出問題,如果做出效果來(并且)也不出問題,他們(政府)會轉變觀念的。
 
在主動溝通和積極行動的基礎上,連續兩年的論壇活動讓H感到自己通過創業“改變了政府對這個事情的看法”。令他充滿價值感的是,“最起碼它(政府)能讓我這樣做了,(這代表)它(政府)(對我們)是非常放心的。”其實,與本文第一作者多年前訪談的西藏內地班大學生一樣[38],許多創業者都謹慎地在國家“安全公民身份”的框架內處理自己的社會與政治身份。
 
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看到,創業不僅在幫助這些年輕人打造社會資本,同時也讓他們不斷反思很多相關的問題,比如社區營造、社會治理、學校教育、藏族傳統以及族際交流。例如,在經歷過多樣化的教育、工作和生活之后,他們對藏文化沒有繼續抱持一種本質論(essentialist)觀點。相反,在打造社會資本的過程中,他們不再把藏族文化當作靜止不變的“古跡”,而是將其打造成“活生生的”日常經驗,認識到藏族文化和社區的重要意義及其需要改進之處,并通過多種活動和措施打造藏族文化和藏族社區,使其發展具有可持續性。換言之,雖然他們打造各種外部社會資本的效果有所不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藏族年輕一代希望通過自己的創業,將城市經濟和市場與藏區鄉土資源及藏族獨特的生活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也是瓦須在她研究藏族跨域(Tibetan translocalities)課題時同樣觀察到的現象[39]。
 
① 根據我們多方獲得的非正式信息,拉薩市鼓勵創業的政策均有條件限制,在鼓勵推廣藏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準則。
 
結 
 
自我表達價值觀及生存價值觀共存的時代,藏族年輕人都在嘗試通過努力創業,將現代經濟、市場和藏族社區、傳統聯結起來,并且希望由此擴大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交流。因此,這些創業者都在嘗試把自己的事業打造成一座橋梁,既勾連傳統與現代,也跨越族群與地域邊界。然而,他們的這種努力取得的成效目前仍不十分令人滿意。這首先是因為他們創業的時間都不夠長,要看到明顯的成效還需要他們在創業過程中的繼續積累和沉淀。其次,在以漢族人口為多數的城市里(盡管跟其他很多中國城市相比,成都和西寧的藏族人口已占有一定比例),因為所關心的社會議題的不同,他們的事業沒有引起當地足夠的關注和興趣,因此也比較缺乏支持性政策和環境——這最終導致我們訪談的大多數創業者沒有能夠真正建立起跨越族群邊界的社會網絡,比如不少創業者的社交圈都基本局限于藏族社區。最后,因為可能意識到被認為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他們的創業活動有時候不得不謹小慎微,因此他們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有自主性和獨立性的自我創業者——這也影響到他們與創業所在城市之間的關系。綜合以上因素,本文所討論的藏族創業者的生活并不像搬到成都過退休生活的藏族公務員那樣放松和滿意[40],他們在創業過程中的經歷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對于他們打造各種社會資本以實現跨越傳統與現代邊界、族群和地域邊界的努力仍有待作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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