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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身份與企業經營──近代埃及企業的失敗
發布時間: 2019/12/5日    【字體:
作者:賀嵬嵬
關鍵詞:  宗教身份 企業經營 埃及  
 
 
19世紀初,東西方世界出現大分流。一方面,西方生產力迅速提升,人均收入持續領先;而另一方面,東方也在不斷的追趕。中國出現了以洋務運動為開端的近代化浪潮,中東也有以埃及為代表的改革。然而與中國的洋務運動一樣,埃及經濟的現代化進程卻慘遭失敗。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現代企業發展在埃及悲劇性的結局?
 
CihanArtunc最新發表的文章,對當時埃及企業的特點和缺陷給出了定量的證據,從而對解釋埃及現代企業的沒落提供了新的視角。作者發現,由于缺乏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穆斯林(宗教多數派)創建企業的激勵不足,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但在大企業中,由于政府國有化政策的要求,到1930年代,86%的新公司至少有一個穆斯林創始人,其中66%是官員。這導致大量尋租現象,嚴重束縛了企業的發展。
 
19世紀后半期,埃及已經打開了國門,在經濟上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轉向出口棉花等大宗商品型國家。在政治上與當時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樣,面臨西方國家的干預和特權。為了減少西方的影響,1897年開始,埃及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他們模仿法國的法律制度,廢除了舊法典,移植了法國的《商法典》,建立了相對中立的混合法庭來處理商務,并明確了合伙制度的不同類型。
 
所有的合伙企業被按照償債責任分成四種:第一,一般合伙制。其股東均負有無限責任。第二,有限合伙制。這是指除一般合伙人之外,還有特別合伙人,而這些特別合伙人的責任僅限于他們的投資。第三,帶股份的有限合伙制。這是指在有限合伙制的同時,還有一部分可以買賣的股票。第四,公司制度。公司作為法人,所有股東只憑借投資負有限責任。這已經和歐洲國家的企業制度一樣。但是,埃及的公司也有自己的特點。在法國,只要不屬于限制的領域都可以成立公司。然而在埃及,合伙人卻需要提交申請,等待有關部門的批準。
 
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埃及政治上也逐漸獨立,從而加強了經濟的改革能力。1922年,埃及被單方面宣布獨立,并在次年頒布了新的憲法;而在1936年,《英埃條約》給予埃及政府完全的財政自主權,這使得埃及官方有更強的能力進行國有化和推進企業發展。本文試圖理解的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埃及的穆斯林(主要宗教人群)和非穆斯林(宗教少數派)的宗教身份對于企業組成和經營的影響。
 
研究者收集了1910年10月1日至1949年3月31日成立的埃及企業數據。主要的資料為兩份法語報紙。它們記錄了公司的名稱,企業的名稱,企業的形式,開設時間,以及主要的合伙人和所屬產業。這些報紙之所以會公布這些,是因為根據法律,新成立公司有義務披露合作者的信息。此外,還有其他的年鑒材料予以補充。
 
由于宗教與民族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因此作者使用主要合伙人的姓氏來區分宗教歸屬。作者將阿拉伯和土耳其姓氏歸為穆斯林,而其他如科普特、基督徒、猶太人等的姓名的合伙人則歸于少數族群,此外還有美國、法國、德國等外國人姓氏。名稱的前綴一般為官階,可以用來識別合伙人是否為社會精英。如果是阿拉伯世界,這樣的前綴為“帕夏”(Pasha)等奧斯曼帝國的官職,歐洲人則以騎士或者軍銜等身份標志判定為精英。
 
根據作者的統計,在1910-1949年埃及有限合伙制的人均出資額要高于一般合伙制,而公司的人均資本又大大高于前兩者。這一數量關系與同時期的法國巴黎的企業數據是一致的。如果計算不同族群的合伙人數量與總人口中各族群的關系,可以發現,穆斯林在企業合伙人中間占比很小,而主要的商業族群是希臘人和猶太人。在亞歷山大和開羅,穆斯林占總人口的75%以上,卻只占合伙人的10%。希臘人和猶太人只占4-7%的人口,但是卻占當地25%以上的合伙人。
 
雖然穆斯林企業家在其整體人數中占比較少,但是他們的企業在公司形式——也就是資本最大的那種企業形式中間占比卻很大,特別是埃及在三十年代推出了經濟國有化政策之后。到1930年代晚期,86%的新成立公司都擁有至少一個穆斯林合伙人。作者對這些新建企業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穆斯林更容易成立企業。而在成立之后的2-5年內,穆斯林企業有更大的倒閉可能。數據分析還顯示,往穆斯林企業里面添加非穆斯林合伙人可以有效延長企業生存時間。這都說明穆斯林企業具有脆弱性。
 
作者認為,出現以上現象是來自于穆斯林群體的金融約束。因此作者考察了穆斯林身份對于不同資本規模企業的影響。結果發現,在資本額較少的企業內,穆斯林的身份會導致企業‍‍資本額和人均資本額的顯著下降;而在規模較大的企業,‍‍穆斯林身份卻提高了相應的資本額。‍‍這說明,‍‍中小企業中間,穆斯林的普通企業‍‍主確實在融資上具有劣勢;‍‍而在大型企業中,穆斯林精英卻得到金融上的便利。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普通企業主為了增大‍‍資本,會選擇通過增加合伙人的方式來融資。‍‍穆斯林的企業也一般選擇更多的合伙人。
 
最后,作者還對穆斯林合伙人在公司形態中的高占比進行了分析。在作者看來,穆斯林集中于公司形態與30年代之后的‍‍國有化政策有關。如上文所說,在埃及成立公司需要經過批準。在1930年代進行國有化改革之前,‍‍創始者純粹為穆斯林的企業(即排除有非穆斯林合伙人的企業)在公司審批中其實‍‍處于劣勢。而在此之后,穆斯林申請公司的劣勢消失。但是如果考慮到30年代國有化改革的目標在于培養本土的穆斯林企業主和實現工業化,則很難說政策達到了預期目的。首先,僵化的公司審批制度使得原本應該成為公司的一批企業只能以合伙制出現,從而降低了效率。其次,為了應付公司審批,不得不大量引入沒有必要的穆斯林股東及權貴以求過關,這些都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雖然本文研究的是埃及的近代企業發展,但是這些發現具有更廣闊的參考價值。首先,主體族群停留在農業部門,而少數族群更擅長經營工商業,這并非埃及的特例,而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如果政府處理失當,不但會帶來經濟上的不平等,還會容易引起社會動亂。其次,政策推進經濟發展常常事與愿違,這與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尋租密切相關。第三,伊斯蘭國家的經濟發展受挫與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不振有很大關系。從埃及的經驗中可以看出,金融約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文獻來源: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Firm Ownership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gypt, EconomicHistoryReview72,no.3(2019):97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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