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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的變遷:一個空間社會學的視角
發布時間: 2019/12/5日    【字體:
作者:吉國秀 李曉林
關鍵詞:  西塔 朝鮮族社區 行動者 空間社會學  
 
 
摘要:運用空間社會學的獨特視角,詳細闡述了西塔變遷的四個階段:宗教性的空間延壽寺、村落化的空間西塔村、民族化空間朝鮮人聚居區、符號化的空間“朝鮮族文化特色一條街”。在每一階段中,行動者都賦予了西塔空間不同的意義與品質,這些不同的空間意義與品質構成了西塔獨特的變遷史。正是這些行動者--民族共同體、地方民眾、國家以及國家的在場——共同塑造了今日的西塔。在這個意義上,西塔是行動者的空間。
 
西塔坐落于沈陽市和平區西北部,因清朝的一座喇嘛教寺廟“延壽寺”而得名。如今,西塔已成為國內第二大朝鮮族聚居區,它還帶動了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西塔這樣一個民族區域經濟增長的故事,不管是對自上而下國家政策的強調,還是對自下而上民間組織的凸顯,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放到國家與社會的框架中去解釋和說明。而作為空間的西塔,其變遷卻一直很少受到學術上的關注,而空間社會學的視角恰好能夠將其重新置于學術的關注之下。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較早地認識到了空間所具有的社會性質:“即排他性、分割性、對社會關系的固定效應、空間接觸對行動者之間關系的改變、行動者空間流動與社會分化的相關”,其中空間對既有社會關系的固定作用以及行動者的社會分化,對于重新認識西塔所經歷的變遷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信息社會三部曲的作者卡斯特進一步指出“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空間就是社會,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的動態所塑造的”。空間即社會的命題,將空間放到超越空間的宏觀社會背景之下去考察,從而讓空間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為生動、豐富的內涵。目前的空間研究已經發生了轉變,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曾經指出的那樣,“……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空間的生產這一概念為我們重新理解西塔如何成就為今天的西塔,提供一種不同以往的新思路,換言之,西塔的內涵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為政府治理或者作為行動者的民眾所形塑,就成為本項研究所關注一個主要問題。“既然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身的獨特空間,那么,從一種生產方式轉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必然伴隨著新空間的產生。”借鑒這一觀點,西塔的變遷就不僅僅是隨著時間推移物理空間向外擴散過程,它同時還是一個“新”空間不斷生產的過程,亦即行動者不斷為空間注入不同意義的過程。這些意義注入過程促進了空間內部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合作與信任,并將其作為制度凝固下來,從而將西塔作為一個整體重新組織出來。
 
一、皇太極赦令建延壽寺—宗教性的空間
 
公元1643年,清太宗皇太極赦令在距盛京中心廟東、南、西、北五里處各建塔寺。建在盛京廟西的“護國延壽寺”,取“祈祝圣壽、虔求國泰民安”的含義,作為其基座的白色藏式塔—白塔—就成為延壽寺的標志性建筑物,民眾通常用白塔來指稱延壽寺及其周圍的區域。
 
延壽寺“祈祝圣壽、虔求國泰民安”的政治統治寓意,為以白塔為標志的物理空間蒙上了一層宗教色彩。延壽寺建成后,便有藏族喇嘛居住寺內,為百姓祈福延壽,附近百姓每逢初一都會來此上香祈拜。在這個意義上,延壽寺提供了一個不同于日常的神圣空間,喇嘛與香客之間的宗教互動實踐就發生于這一寺廟的空間中。正如涂爾干所指出的那樣,“空間并非是不確定和不清楚的介質,它可以根據源于社會的標準進行劃分。”按照當時社會標準進行劃分,延壽寺是一個具有宗教功能性質的場所。民眾將“白塔”視為延壽寺的象征物,白塔便具有了宗教的空間品質,具有不同于日常的神圣性。這種空間品質將它與周圍區域分割開來,在物理空間中同時也在民眾的意識中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邊界。
 
白塔坐落于城市西部,因其地理方位得名西塔。隨著人口遷移、土地開墾,空間也得以不斷拓展,但民眾仍然沿用慣例,將“藏式塔”視為這個空間的象征物,換言之,民眾仍然用西塔的名稱概括這片區域。即便在白塔歷經戰亂殘破不堪,以致文化大革命時期其物理建筑被拆除的時期里,西塔的名稱仍然用來指稱這一空間。對廟宇神靈的禁忌以及神圣空間不宜居住的民間信仰,讓拆除后的白塔所在位置一直荒蕪,在此之上并沒有矗立其他任何形式的建筑替代物。在此意義上,白塔并沒有隨著物理空間的消失而消失,它依然存在于民眾的集體記憶和精神空間中。這種精神空間的實踐力量,是20世紀90年代末延壽寺得以重建的一個重要原因。2007年重建后的延壽寺被列入“沈陽市不可移動文物”,提醒人們注意西塔宗教空間品質的歷史連續性。
 
二、難民開墾土地——村落化的空間
 
中法戰爭爆發以后,生存成為西塔民眾面臨的首要問題。西塔空間的宗教品質逐漸弱化,提供食物滿足生存需要的生活區品質逐漸強化。據地方志記載,1883年漢族人劉玉朋逃荒至西塔,建造房屋,開墾土地,種植糧食。后來,又有兩名族人投奔而來。劉姓族人共同構成為西塔空間早期村落化的行動主體,他們所從事的農業生產活動更新了西塔原初的宗教性。于是,發生在西塔空間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不只是喇嘛與香客之間的關系,同時還有家族之間的血緣、地緣與業緣關系。
 
為避戰亂,陸續有人口來西塔定居,與劉姓族人一同添加到西塔的行動主體中。他們共同進行農業生產,交流生產經驗,西塔土地的使用率日益提高。在土地耕種的基礎上,手工業和商業開始出現。農業生產方式的普遍確立,使得業緣和地緣關系得到強化,行動主體之間的交往空間也進一步擴大,西塔逐漸從延壽寺鄰近區域拓展成為擁有幾十戶漢族家庭的村落,形成了村落化的空間。
 
當生活由臨時的戰亂轉為穩定的日常以后,西塔村村民的耕地擴展至村落邊界以外。村落邊界內外民眾之間進行生產經驗與生活經驗的交流,讓行動者的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進一步擴大。村落化的西塔讓民眾與空間以及民眾之間形成一種持續的親密關系,憑借這種親密關系民眾得以了解自我以及自然。當空間以村落化的意義存在時,西塔不僅生產了地方性知識,它還提供給民眾一種歸屬感。
 
三、朝鮮人聚居—民族化的空間
 
20世紀初,有朝鮮族居民不斷加入到村落空間中,這一主體行動重新形塑了西塔的民族結構。這些居民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打草繩子、做小買賣、以及種地等。朝鮮族居民所擁有的獨特生活方式與文化特色,與周圍的漢族居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而在清晰邊界的基礎上對漢族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從而增進了村落空間內部兩個民族的社會互動。這一互動表現在朝鮮族居民通過利用自己獨有民族文化生產商品,與漢族居民進行經濟上的交流。與此同時,朝鮮族居民也通過雙方互動來吸收漢族文化。隨著村落空間內部的民族主體之間互動內容的不斷豐富、互動頻率的增多,以及互動程度的加深,西塔越發顯現出對空間外部的吸引力。
 
在空間格局的形成過程中,文化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作用。“文化是城市空間變遷的重要建構力量,當空間被賦予某種文化意義時,便會有特別的象征意義,這會吸引相同文化與興趣的社會群體的聚居,形成某一特定的空間格局。”20世紀30年代,有朝鮮族人在西塔開辦企業,創辦朝鮮族學校以及朝鮮族市場,從而吸引了眾多朝鮮族外來人口的流入,使得空間的民族結構悄然發生改變,其朝鮮族民族文化特征因民族結構的變化而進一步增強。據地方志記載,這一時期朝鮮族人口已有500戶,共2000多人。當西塔被賦予民族認同的意義時,朝鮮族文化就在西塔空間的變遷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改革開放以來,民眾利用西塔地區的空間優勢創辦商業,主要是出售大米、冷面、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對于作為重工業發展基地,缺乏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沈陽而言,西塔民眾經營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不可替代性,這一主體的經濟行為就為西塔在沈陽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在抓住這一機遇的同時,西塔還充分發揮空間的外部性,積極開展包括朝鮮族特色的餐館、娛樂中心、服裝商城等第三產業。經濟效益以及民族文化影響的日益增長,讓西塔空間的地理范圍不斷擴展。在這個意義上,空間變遷的歷史不僅是西塔不斷向外擴展的歷史,同時也是空間格局被重新組織的歷史。20世紀90年代初,西塔的土地與農業生產的天然聯系逐漸為工業文明所中斷,農業用地轉變為居民住宅用地以及工業用地。在歷經街區規劃之后的空間安排中,居民住宅與工業區以及商業區相分離,為西塔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值得關注的是,空間的經濟繁榮始終沒有脫離民族認同這一核心,朝鮮族的民族認同最終成為西塔品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林立于空間之中的朝鮮族商業建筑則是這一品質的具體表現。
 
四、地方政府對民族文化的定位——符號化的空間
 
西塔空間的民族品質,最初是通過朝鮮族人“走親戚”的民間溝通形成的。這種民間溝通形式帶來了一種具有民族文化交流色彩的“包裹”生意,這一經濟行動突破了西塔地域邊界的限制,為西塔商業空間的生產奠定了基礎。此后,西塔空間所呈現出來的越來越濃厚的民族品質,吸引了更多的韓國商人來此投資。于是,韓式風格的餐飲、娛樂、商店與原有的朝鮮族商業建筑同時并置于同一空間中。空間的經濟增長及其顯現出的民族品質為西塔所在的和平區政府所關注,“全國獨一無二的朝鮮族特色聚集區和‘哈韓’特色區域”成為西塔的規劃目標,正式寫入和平區發展規劃,至此西塔經歷了一系列的空間改造。
 
進入21世紀初,西塔已經成為東北三省最具朝鮮族風情的商業街,空間演變成為超越其自身的朝鮮族文化的符號。圍繞西塔朝鮮族文化這一符號的打造,2002年和平區政府在西塔舉辦了首屆“韓國周”,用以推動中韓經貿的往來。至此,西塔連續12年舉辦“韓國周”,它通過民族藝術、民俗飲食等諸多展演形式,來表達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如今韓國周已然成為西塔空間符號化的重要實踐載體。符號化的西塔不僅凝聚了具有同一民族文化傳統的人,也吸引了對此文化傳統感興趣的人來此空間聚集,“通過將長期存在的非正式合作與交流制度化,他們將地區內共享信息的過程確定下來。這不僅僅是一個個公司通過加入生產網絡重新界定自身的業務范圍,而且地區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也被組織起來,創造出新的市場與經濟部門”。西塔這個地理上的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重新組織起來,從而獲得了一種新的符號意義,這一符號意義成為西塔空間發展規劃的核心內容。
 
2010年“西塔民族特色街”進入西塔街道2011年工作安排日程。2011年和平區政府甚至將西塔與北市并列,統稱為“北市西塔民俗文化產業發展空間”,將該產業發展空間的位置提升至年度五大特色發展空間之首,將其定位為“特色王牌”。在“十一五”規劃中“,民族民俗產業聚居區”成為西塔空間改造的目標。2012年“朝鮮族文化特色第一街”空間升級改造項目啟動,西塔已經成為展示和平區乃至沈陽發展的風向標,人們將其稱為“中國小首爾”。“西塔民俗特色街”“西塔民俗文化產業發展空間”“民族民俗產業聚居區”以及“朝鮮族文化特色第一街”的空間定位,突出了該區域朝鮮族民族民俗文化特色,西塔空間的符號化意義日益凸顯。目前,“智慧西塔街”的工程正在建設過程中,西塔門戶網站、區域與跨境電子商務平臺的建立,為西塔開啟了一個網絡化空間。
 
在一個城市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國家及其國家的在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換言之,在西塔空間內涵的符號化凝練中,地方政府是一個主導的推動力量。將朝鮮族民族民俗特征從區域的整體特征中分離出來,經過重新組織、合并,一躍成為西塔空間的最主要的特征。空間的所指意義,就是西塔空間的符號化,它為西塔乃至更大區域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文化的內涵。隨著歷史的推進,西塔空間的意義仍在不斷地生產過程中。
 
五、結語
 
借鑒空間社會學的視角,我們可以發現,西塔的變遷為行動者的行動所形塑,是行動者不斷將意義賦予空間的過程。從宗教性的空間延壽寺,到村落化的空間西塔村,民族化空間朝鮮人聚居區,再到符號化空間“朝鮮族文化特色一條街”,西塔空間的意義一直在改變。盡管西塔在時間上具有一種連續性,但在空間上卻是新意義的賦予和制造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上說,每一次新意義的賦予和制造都是一個新空間的生產。正是這些行動者———民族共同體、地方民眾、國家以及國家的在場———共同塑造了今日的西塔。其中,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扮演了關鍵角色,而國家以及國家的在場(包括地方政府在內)對于民族符號的選擇、運用與放大則起到了推動和主導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西塔是行動者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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