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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至大》宗座牧函百年:中國教會的昨日與明天(1919.11.30-2019.11.30)
發布時間: 2019/12/5日    【字體:
作者:田煒帥
關鍵詞:  《夫至大》宗座牧函 中國教會  
 
 
1914年9月,本篤十五世(Benedictus XV, 1914-1922在位)任職教宗時正值歐洲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新教宗隨即呼吁交戰各方優待俘虜、圣誕節停戰。次年2月,本篤十五世令全球信眾為和平祈禱,又于5月至12月期間多次發表和平演說。1917年8月,本篤十五世囑教廷國務卿致公文于各國政府,請各方提出和談條件,暫行停戰,未果。一戰期間,本篤十五世不遺余力,費盡心思地尋求和平,被稱為“和平教宗”。教宗本篤十五世還是一位先知,預見即將來到的世界新格局,積極準備全球傳教事業的轉型,他于1919年11月30日頒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重整傳教事務,培育傳教區本地神職,開啟普世教會新紀元。
 
為紀念《夫至大》宗座牧函頒布一百周年,當今教宗方濟各欽定2019年10月為天主教會“傳教月”,主題為“受洗者和被派遣者:基督的教會在世界傳教”。這主題與《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標題非常契合。教宗方濟各在《2019年傳教節文告》中寫道:“我要求全體教會善度一段體現傳教精神的特殊時期。先教宗使徒建議的先知性遠見卓識讓我確認了今天更新教會傳教任務、本著福音精神重振宣講的使命、把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的救恩帶給全世界仍然是很重要的。”教宗方濟各還特別贊賞了本篤十五世教宗的功績:“天主在耶穌基督內賜予的救恩的普世性目標,讓本篤十五世要求克服各種民族主義和種族中心的封閉;克服宣講福音和殖民國家及其經濟、軍事利益的各種混淆。”
 
重新發現《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內容及精神對于當代天主教會來講具有重大意義,對于中國教會則更加意義非凡,《夫至大》宗座牧函的產生與中國教會相關,宗座牧函亦曾重整及復興了中國教會,相信也必能夠在今日、明天結出豐富果實。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中國教會背景
 
《夫至大》宗座牧函產生的最直接背景是歐戰。戰爭期間,位于莫桑比克、多哥、菲律賓等地的德籍圣言會士被驅逐,他們所建立的信仰團體有被拋棄的危險,而在戰后,德國籍、奧地利籍的傳教修會重新合作也遇到了困難。傳教士之間的對立(不愿意接納德籍及奧籍會士)也帶來了不良的影響。教廷的外交努力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德國籍傳教士的事業于1919年凡爾賽和會上得到了確認和保留。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深遠背景則是教廷“對于殖民政治影響下的傳教事業的更新的努力”。王老松(WillemVan Rossum, 1854-1932)樞機是本篤十五世更新傳教事業最得力的助手,他于1918年3月12日被任命為教廷傳信部部長,全力驅除任何可能將傳教事業與殖民政治相連接的因素,并重拾1695年傳信部曾對首位被派往遠東的宗座代牧主教發出的諭令:培養本地神職人員。令羅馬教廷欣喜的是各傳教區報告顯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接受洗禮的人數呈上升態勢,而且相當部分地區的本地神職人員也在增長,特別是在原來具有德國殖民背景的傳教區。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中國背景則是處于深刻的社會變革浪潮中、急待統一及更新傳教方法的各傳教區團體。雷鳴遠(VincentLebbe, 1877-1940)神父和湯作霖(AntoineCotta, 1872-1957)神父可成為思考的切入點。
 
“天津事件”與湯作霖報告: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處于一個“破”與“立”的歷史時期,民族主義高漲,各種社會思潮及運動紛紛涌現。教會生活不能夠從社會運動中完全脫身,1916年發生的“老西開”事件,引發了系列反應。
 
雷鳴遠,比利時人,遣使會會士,1901年隨北京樊國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主教自羅馬來華,在北堂繼續神學學業并研習中國文化,晉鐸后在京東一帶傳教,仿效圣保祿宗徒,走本地化的傳教道路。他于1906年轉至天津傳教,創辦報紙、組織公教進行會、開辦宣講所,與社會各界聯系。1916年發生的“老西開事件”,也就是法國當局將老西開區納入法租界的事件,使雷鳴遠神父和當地教會團體陷入政治漩渦之中。雷鳴遠創辦的《益世報》發表支持中國民眾的社論,雷鳴遠本人也曾致信法國公使表達法國行為的不當。直隸濱海(天津)代牧區杜保祿(Paul-Marie Dumond,1864-1944)主教在法國當局的壓力下強令傳教士保持中立。結果,雷鳴遠遵命離開天津,但天津的教友抗議杜保祿主教的做法。各種爭論隨之在教會內發生。雷鳴遠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支持者湯作霖神父起草了多份有關中國教會的“報告書”呈給教廷,他除了為雷神父進行申訴之外,還系統分析中國教會所遭遇的內部困難,并指明中國教會的歐洲色彩太濃、本地神職培養不足、各傳教修會之間不合作等弊病。王老松樞機專心研究這些報告的內容,歷史學者們相信,這些研究為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宗座牧函以及后來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XI,1922-1939在位)頒布的《教會事務》(Rerum Ecclesiae)宗座牧函帶來了靈感,并充實了其內容。
 
教務巡查:
 
“老西開事件”本是中國與法國之間的沖突,可說屬于政治外交事務,但它之所以在教會內如此發酵,以至于引發了一定程度上的危機,那是因為隱藏其中的是有關傳教方式的爭論,如何面對法國保教權的負面影響、如何面對中國社會各種思潮及運動的爭論,中國教會的出路何在?
 
教廷傳信部開始尋求重整中國傳教事務的方法。王老松樞機先是于1918年7月16日組織了中國教務小范圍調查,包括直隸東南(獻縣)代牧區劉欽明(Henri Lécroart, 1864-1939)等六位代牧主教被咨詢,內容涉及教務整體發展狀況、傳教士的具體活動、本地神職培養、本地神職與外籍傳教士之間關系、教友生活以及與教外人關系、教會學校、新教友培育、對于天津事件的回應等十個議題。被咨詢主教呈遞的書面報告在《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再審稿中發揮了作用。
 
再有1919年7月22日,時任廣州代牧光若翰(Jean-Baptistede Guébriant ,1860-1935)主教被任命為宗座視察員(巡閱使),走訪中國各傳教區,對教務進行系統評估,并按傳信部授意設計包括28項內容的問卷,寄送各教區,要求司鐸、教友具實回答。光若翰主教事后向教廷呈遞了報告,《夫至大》宗座牧函的頒布雖然早于光若翰的教務報告。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宗座視察員的首次設立為1922年首任教宗駐華代表的派遣準備了道路。
 
《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
 
有關中國教會的背景,再粗略談一下1912年馬相伯(1840-1939)與英斂之(1867-1926)聯合為興學上書教宗庇護十世(PiusX, 1903-1914在位)似乎是符合邏輯的。他們請求教廷協助在中國北京創立一所公教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1917年,“老西開事件”之后,英斂之又發表《勸學罪言》一文,以罪言為名,就是針對教會團體病癥而言,批評傳教士過濃的國外色彩,直陳國籍司鐸國學教育程度不高,教長對他們的培育傾力不足,譴責教友不重視教育的態度,引發了教會內外知識分子的回響,贊成者不少,當然也有人稱英氏言過其實,不以教會和諧為重。
 
《勸學罪言》后來雖被禁,但流傳甚廣,有人認為教廷亦知詳情。不論如何,《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及《勸學罪言》的發表顯示中國教會人士對于時局的觀察,對于中國教會的憂慮,對中國教會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在華創建高等院校一事得到轉機,在教廷的直接推動下,天津工商學院(1923)和北京輔仁大學(1925)先后開放招生。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要點
 
《圣教雜志》1920年1月號(總第97號)簡要新聞“羅馬之部”一欄中提及:教宗頒宗座牧函選擇及栽培本地神職,除要求各地方教會創立修院之外,還令在羅馬創立教授遠東各種方言之學校,又指令各傳教士遠離具有政治目的的行動。簡短的報道講出了宗座牧函的要點,至于宗座牧函文體,則由馬相伯翻譯為文言中文,因首句譯為“夫至大至圣之任務……”而將宗座牧函譯本取名《夫至大》。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要旨可被總結為如下三點:
 
1、教會須遠離具有政治目的的運動
 
教宗本篤十五世已經觀察到,部分傳教士具有民族主義傾向,而且這傾向阻礙了本地神職的培養。他希望能夠改變傳教士的思維,提醒他們是為了教會服務,而非為不同的政治團體或組織效力,傳教事業不應受到帝國主義的污染,傳教事業是神圣的,超越世俗的利益。教會是為了所有民族而存在,不是外來宗教,也不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宗教。
 
教廷也意識到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法是更新教廷與各傳教區國家的關系,以擺脫歐洲的壓力,以及它們殖民政治對于傳教區的負面影響。因此,教廷積極與各方簽訂“政教協定”,更積極尋找廢除法國在華保教權的途徑。
 
2培養本地神職人員
 
適宜地培養教育本地的神職人員實屬刻不容緩,給他們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傳教士的助手,卻當使他們在自己的民族中,有負責管理的能力。
 
教宗本篤十五世認為外籍傳教士不能夠長期擔任傳教區領導職務,而應負責培育本地神職,且應該加快培養的速度,以便盡可能早地建立本地教會圣統。
 
3教會的普世大公性
 
《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副標題為:在全世界傳播天主教的信仰。這項訊息最重要的內涵即是在傳播信仰的過程中排除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讓各族人民因真正的博愛精神聚集于基督內,如同一個大家庭。宗座牧函的前言部分簡單提及:宗徒之受遣、1-3世紀在磨難中成長之教會、歐洲各族之皈依、方濟各沙勿略及遠東之開教、澳州及亞非腹地教會之發展,宗座牧函結語則是“劃向深處”之邀請:向普世宣講耶穌基督。
 
教宗本篤十五世指出了教會傳教事業神圣的普世性,“要求擺脫各自祖國和各自種族的獨家專屬。文化和團體向著耶穌基督救恩新意的開放,要求克服不當的種族性和教會性封閉內傾”。今日的教會繼續需要傳教士,他們應圣洗圣事的召喚,慷慨地走出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地方教會團體,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到達一個尚未認識耶穌基督的世界中,宣講福音。中國教會曾得到數以千萬計的傳教士的奉獻,人們是否可以期待,她能為世界派遣傳教士?
 
為達致向全人類宣講福音的目標,需要各教會成員通力協作,《夫至大》宗座牧函分別論述了傳教區教長、傳教士、平信徒的職責與義務。
 
傳教區教長的職責:
 
各主教、宗座代牧、宗座監牧是教區和傳教區的靈魂,是擴展信仰邊境的第一使命人。本篤十五世召喚他們成為其所擁有的牧靈同仁——神父、傳教助手,倫理及靈修生活的慈父和導師,帶領整個團體負起使命:堅定及牧養基督徒團體,開辟新的傳教區,創建新的團體。
 
教長們應有開放之精神,在傳教區設置發展多個中心,以備將來時機成熟之時將原有傳教區劃分,成立新的代牧區或監牧區。教長們須摒棄排外之心和修會團體門戶之見,為此應該避免一個傳教區被委托給其成員均屬于同一國籍的修會團體,且應該積極地尋求不同修會之間的合作。在傳教區內,亦應定期召集堂區主任及教務責任人聚會,共同協商,相互鼓勵。
 
持續地培養本地神職人員是教長的重要使命:凡管領一區傳教者,其重要之責,當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職神司者而陶養之,建設之。宗座牧函明言本地司鐸的特殊重要性,他們與本地人民的文化習俗、感情及心思相投合。本地神職的培育須從基礎開始,但不應以培育輔助人員為目標,而以能引領其同胞歸屬教會,能管理教務之鐸德為宗旨。
 
傳教士的義務:
 
他們應是“戰后”光明的使者,擯棄一切國家主義的思想,牢記所肩負的唯一使命是指向天主的國:常記得要去建設一個王國,但這不是人的王國,而是天主的王國,不是地上的王國,而是天主的王國。他們向所在的傳教區人民所呈現的教會應該是一個普世的宗教,是為了所有人而非為哪一個特定的國家而存在。
 
所有傳教士,包括本地神職人員應具德表,熱愛祈禱與靈修,不自私自利,專務人的得救,而非以其它營利之事業為重。他們亦應專心讀書,擁有信仰及世俗(指非宗教)之學問,為能辨別詆毀排斥信德之事,答疑護教,為能與文人往來,宣講基督。
 
外籍傳教士更應該做到熟練地使用當地語言。為幫助被派遣者,建立傳教士特定修院是必要的,至少在修院的教學之中應該尋求展現傳教區的文化習俗,讓傳教士認識他們被派遣履行福音使命的人民,能講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文明和生活習俗。
 
平信徒的使命:
 
每一位平信徒均須為傳教者,為傳教事業祈禱,常記得圣保祿之言:我栽植,阿頗羅澆灌,但使之生長者是天主。
 
平信徒可以幫助教會團體發現及培育圣召。他們也可以按個人財力幫助教會的各項事業,特別是傳教及培育神職事業。
 
《夫至大》宗座牧函提及“宗座傳教善會”,他們以基督徒的祈禱、福音宣講和愛德服務來支持教會的傳教使命。這些善會包括幫助中國及各地傳教區教會團體建立孤兒院、扶持兒童教育的“圣嬰善會”,幫助培育本地神職人員的“圣伯多祿宗徒善會”等。
 
《夫至大》宗座牧函在華結出豐碩果實
 
教宗駐華代表與《夫至大》宗座牧函:
 
始自良十三教宗,羅馬教廷與中國當局多次洽商,雙方均渴望建立直接的聯系,但每一次進展均被來自外界或者內部的政治干預所阻。1917-1918年間,民國外交總長陸征祥(1871-1949)進一步推動與教廷的外交聯系,即使在雙方都擬定了駐外使節的情況下,終因法國的政治干擾而停滯。但教廷未放棄努力,尋求向中國派駐一位教宗代表,而非圣座駐華使節。
 
1922年8月12日,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剛恒毅(Celso Constantini, 1876-1958)總主教為首任教宗駐華代表。他臨行前分別拜會了教宗、教廷國務卿、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樞機叮嚀其應盡力實現《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思想。剛恒毅總主教秘密起程,為避外界不必要的干擾,到香港后才公開其委任狀和教宗設立宗座駐華代表公文。
 
剛恒毅總主教將教宗及教廷的指示歸納總結為如下五原則:
 
•宗座代表職務是純宗教性的,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
 
•宗座代表屬于教宗,代表教宗,向一總人表示友善,不論是中國官員或是外國使節,但絕對保持自主,不袒護列強的政治利益;
 
•圣座不務政治,政治有時進入宗教圈里,圣座因此也偶然地、短暫地辦一點政治;
 
•圣座在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列強的政治和圣座毫無瓜葛。教宗關懷中國,主張中國歸中國人;
 
•教會是至公的,教會事業只是為了服務,一般而論教會應以本地人作主教為原則,但在初創時期,外籍傳教士是不可或缺的。待本地圣統制建立之后,外籍傳教士收獲了自己工作的美好果實,應束裝他往,再擴展主的新園地。
 
這五項聲明可說是剛恒毅總主教對于《夫至大》宗座牧函主要內容及精神的總括,也是他遵照教廷指示,日后服務中國教會的行動方向。剛恒毅總主教來華后初駐漢口,后為便利教務而于1923年移節北京。他對中國教會的最初構思是:古老的中國,隨著帝制的結束而垮臺,而由于國民努力的工作和痛苦的掙扎,正在為一個新中國鋪路。剛恒毅總主教認為傳教事業,當本著《夫至大》宗座牧函的改革精神,關閉她過去的事業,而另開一個飽嘗歷史經驗和富有新活力的新紀元,當脫離傳教區過渡與籌備的性質而組織成立中國圣統制。
 
上海主教會議:
 
剛恒毅總主教來華之后,遂積極地準備召開全國性的教務會議。跨區的教務協作是教廷指示的方向,按照這個方向,中國教會曾于1874年被劃分為五大傳教區,各區不定時地召開教務會議,但現在是時候召開一次全國性教務會議了。為了能在教務會議中看到更多的中國面孔,除邀請五位國籍司鐸參與會議籌備委員會之外,剛恒毅總主教還籌劃建立國籍代牧區,即交由本地神職負責管理,而非托負給某一個傳教修會管理的傳教區。
 
全國教務會議于1924年5月15日在上海召開,42位代牧主教、5位宗座監牧、苦修會院長和各修會、各傳教區代表參會。會議按照《夫至大》宗座牧函的理念研討了中國教會統一的傳教方向,制訂了一套全備的傳教法典;通過培育本地神職人員和選擇國籍主教的議案,同時邀請有條件的代牧區成立國籍女修會;加強教會文化事業建設,每個代牧區至少擁有一座完備的教會中學。會議邀請眾人發現中國文化的積極面向,以及可能的適應方法,比如中國化的圣教藝術。上海主教會議之后成立了三個工作委員會:分別為教理委員會、譯經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全國教會通用的教理書很快就問世了;中文圣經譯本則于半個世紀之后出版;教育委員會積極推動了教會文化傳教事業的發展,推動了教會對于中國社會變遷的參與。
 
國籍主教的祝圣:
 
1922年,教宗駐華代表來華時,中國教會包括55個傳教區(含澳門、香港),計有主教61位,皆為外籍修會人士。建立本地天主教圣統制的第一步,應該是國籍主教的委任,剛恒毅總主教為此積極準備。早在上海主教會議之前,1923年12月,從湖北東境代牧區分劃出蒲圻監牧區,委以國籍司鐸成和德(1873-1928)管轄。直隸東境及西南境兩代牧中又分出蠡縣監牧區,委以國籍司鐸孫德楨(1869-1951)管轄。1926年,直隸宣化代牧區、山西汾陽代牧區、浙江臺州代牧區、江蘇海門代牧區相繼成立,均委以國籍神職管轄。
 
庇護十一繼任教宗時,中國教友人數已達210萬之多,他認識到中國社會時局的變化要求加快推動中國教會圣統制的建立過程,遂于1926年2月頒布《教會事務》宗座牧函,并決定親自為中國籍新主教舉行祝圣禮。剛恒毅總主教帶領趙懷義(1880-1927)、陳國砥(1875-1930)、胡若山(1881-1962)、朱開敏(1868-1960),和上述成和德、孫德楨起程前往羅馬。主教祝圣禮于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圣伯多祿大殿舉行。在歐洲服務中國留學生的雷鳴遠神父亦赴羅馬參禮。他曾通過比利時邁謝樞機(Désiré-JosephMercier, 1851-1926)建議教廷盡早祝圣中國籍主教,而且被祝圣的六位新主教中有他曾經多次建議的人選。
 
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主持祝圣禮傳遞出如下訊息:圣座關懷中國,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對待這個國家,希望中國的權利與未來能受到各國的完全承認和尊重。此舉也先知性地預示了多元文化在教會內共生的前景,這將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得到確認。
 
1930年2月,教宗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前往重慶,為萬縣代牧區及順慶代牧區祝圣兩位國籍主教,同年12月,他又為山西汾陽祝圣新代牧主教。1933年,另有三位國籍主教在羅馬由教宗庇護十一世祝圣。至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XII, 1939-1958在位)宣布成立中國教會圣統制時,中國教會計有137個傳教區,其中99個代牧區,余下為監牧區,國籍主教計21位,國籍教務負責人(宗座監牧)7位。教宗庇護十二世擢升田耕莘主教(1890-1967)為樞機(亞洲首位),并委以北京總主教區總主教職務。
 
培育本地神職:
 
1920年1月6日,教廷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樞機給各傳教區發布指令:要求落實《夫至大》宗座牧函,又明確指示避免教務與政治事務的混淆不清,避免尋求地上王國的短暫利益。再次要求傳教士不要試圖在本地神職中間講自己的原有語言,而應該努力學習傳教當地的通行語言。王老松樞機還要求在各傳教區創建新的修院。
 
毋庸置疑,培育本地神職人員并非易事,《夫至大》宗座牧函頒布之后,在華外籍主教們感覺受到召喚,同時也遇到一些困窘。中國社會要求神職人員具有深厚的中國語言及文化修養,而修士須要花大量時間學習拉丁文,并用外文研習士林哲學及神學。因此劉欽明主教在回復傳信部1918年問詢時所提出的悖論是不難理解的:國籍神職在哲學及神學造詣上不如外籍傳教士;而在中國文化方面,他們又似乎趕不上國人知識分子,因為無暇兼顧,又因為當時中國多數教友為農民,修士們多出身貧寒,祝圣司鐸之前與文化界來往甚少。無疑,一個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本地神職班的出現要求持續不斷地努力。
 
上海主教會議響應《夫至大》宗座牧函及傳信部王老松樞機的指令,決議在各地創建總修院。這些新建總修院的特點是直接與教廷傳信部產生聯系,教學水平尋求與歐洲的修院無異。1925年3月26日,剛恒毅總主教前往開封,會見河南省的全體主教,商討建立河南總修院。剛恒毅總主教還推動在北京輔仁大學、開封總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的建筑中融入本地元素,并以藝術為開端推動天主教會在華的本地化進程。先后成立的總修院有吉林總修院、宣化總修院、漢口總修院、濟南總修院、大同總修院、成都總修院、南昌總修院、寧波總修院等11座。
 
剛恒毅總主教要求國籍修士們努力學習中國文化,并要求各傳教區選派青年司鐸到北京輔仁大學或者其它高等教育機構攻讀人文社會學科。他亦于1927年創立本地修會主徒會,其宗旨是為國籍神職提供更好的培育,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在知識分子中間履行使徒工作。剛恒毅總主教還建議選派修士到羅馬傳信大學就讀,以期讓他們得到教會精神及學術方面更完善的培育。1922-1933年間,先后有40多位修士到羅馬進修。
 
第二任教宗駐華代表蔡寧(Mario Zanin,1890-1958)總主教則推動了1938年“輔仁大學司鐸書院”的成立。司鐸書院不是修道院,而是依附輔仁大學,專門為司鐸提供培育的高等教育機構,其宗旨是為提高司鐸文化水平,為教會中學及修院造就師資,遠期目標則是文化傳教并準備教會本地化發展的道路。
 
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宗座牧函為當時的教會指明了傳教原則,成功地使在華天主教會邁向地方教會建立及本地化發展的第一步。
 
今日中國大陸的教會圣統結構中,外籍傳教士不再出席,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因為普世教會的圖像似乎變得模糊,但一個地方教會擁有足夠的本地神職,自己能夠滿全培育未來神職的使命,自己能夠確保教務的運行及發展時,是這個教會團體走向成熟的時候。今日的中國教會可說是正處于這樣的時期,她應該學習成為傳教性的,因為教會本身是傳教士,她應該學習成為“降生性”的,從基督降生成人的信仰中得到啟示和力量,在中國文化中與人相遇,讓生活在中國文化中的人與基督相遇。《夫至大》宗座牧函在中國開辟的新旅程還未完成,它應邁向明天:一個本地化的普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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