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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與民法典的路向選擇
發布時間: 2019/12/5日    【字體:
作者:吳昭軍
關鍵詞:  宗教活動場所 法人 民法典  
 
解讀《民法總則》第92條第2款
 
一、問題的提出
 
加快推進宗教工作法治化進程,完善宗教立法,是落實依法治國理念的重要舉措。關于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的立法工作也在不斷探索和推進中,《民法總則》和新《宗教事務條例》[1]對宗教活動場所法人進行了嘗試性規定。在之前的法律框架下,各類宗教協會等團體尚可依據民法之社會團體法人制度予以調整,數量眾多的寺廟宮觀等活動場所卻難以在民法主體地位中覓得棲身之地。在民法典編纂和新《宗教事務條例》頒行之際,為此設立相應主體制度實為必要。但是目前學界對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的理論論證與實現路徑建構仍然存有欠缺。
 
民法作為調整主體制度的基本法律,為其他法律法規提供依據。《民法總則》92條第2款就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取得進行了原則性規定,順應了實踐發展需要,凸顯了此次民法典編纂的時代性和進步性。但于學理層面尚有疑惑待解,于規范層面尚須深入解讀,主要有四方面:
 
1.宗教活動場所究為民事客體抑或民事主體?《民法總則》將之規定為民事主體,其依據為何?根據《宗教事務條例》和《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宗教活動場所系指寺觀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動場所,供宗教活動之用。[2]宗教活動場所以“場所”落腳,似為一系列動產、不動產所組成的空間。以《宗教事務條例》的規范措辭來看,22條之“宗教活動場所經批準籌備并建設完工”、第34條之“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要游覽內容”等表述乃將宗教活動場所作為客體,而第26條之“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加強內部管理”、第57條之“宗教活動場所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接受境內外組織和個人的捐贈,用于與其宗旨相符的活動”等表述又意味著宗教活動場所為法律上之主體。有學者指出,宗教活動場所有兩個意義上的指稱,經由1994年《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到2005年《宗教事務條例》,宗教活動場所已經不再被視為單純的財產集合和法律客體,其法律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3]
 
2.未來立法應建構宗教法人還是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就理論層面和比較法層面而言,關于宗教活動場所的法律地位,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建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宗教活動場所可取得主體地位。[4]如此一來,在我國宗教組織中,宗教團體可依法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宗教活動場所可依法取得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宗教院校則依據相關規定為事業單位法人。另一種思路是借鑒日本《宗教法人法》,將宗教組織統一建構為區別于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的新類型法人——宗教法人。此種觀點乃基于宗教組織同時兼具人的集合性和財產的集合性,與普通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差異較大;且我國各宗教的教義、組織形式、人員管理、財務管理等制度上各有不同,宜建立新類型之宗教法人,并單獨立法予以調整。[5]也有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總則中總括性規定宗教組織可以取得法人資格,避免劃分法人類別,采取模糊登記方法。[6]
 
3.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登記程序設計尚需補足。《民法總則》于非營利法人中下列事業單位法人、社會團體法人和捐助法人,在前兩者的登記程序中均規定有“依法不需要辦理法人登記的,從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資格”,而對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登記程序則無此規定。宗教活動場所登記和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登記不同。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設立須依《宗教事務條例》和《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經宗教事務部門審批后登記成立,這是宗教活動場所的成立登記,登記機關為宗教事務部門。經此實質性合法性審查后,是否尚需民政部門予以法人登記不無疑問。
 
4.立法確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之類型,其兼具禮拜設施等動產、不動產以及神職人員,在學理上究竟屬于社團法人抑或財團法人也不無疑問。
 
筆者以《民法總則》92條第2款為立足點,分析其先進與不足,解讀條文精義,提出完善構想。
 
二、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的制度目的與價值定位
 
關于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建構,須重點考察作為規范對象的某種宗教活動場所是否必須進行法人化。在民事主體內部的類型選擇上,將宗教活動場所定位為法人,比將其界定為民法上的非法人組織或者任其處于主體不明的狀態之中,更能定分止爭。宗教活動場所若棲身于非法人組織測參與民事活動、承擔責任義務在現行法上已無障礙,但宗教活動場所與僧尼信徒之間的財產權屬界分終存疑問;若其始終處于主體地位不明之狀態,則實難參與民事活動,而實踐已倒逼民法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主體界定,難容不明之狀態繼續存在。[7]在當前情勢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有其制度價值。
 
()遏制宗教財產亂象的客觀需要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有利于明晰財產權屬,定分止爭。宗教活動場所客觀上集中了大量的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財產權利。即便在佛教經義中,“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共有,令人心散,輕泆不定”, [8]但是僧侶生存、供奉“三寶”、修行弘法、教派發展等客觀上均離不開各種動產、不動產。財產雖于宗教教義中不具有終極意義,但是卻也并非被完全排斥和否定。[9]然而,由于宗教活動場所的民法主體地位不明,無法取得法人資格,那么其占有下的大量財產便存在權屬不清的問題,權屬不清則生宗教財產侵占問題。在我國對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多頭行政的模式下,雖然很多寺觀教堂的房產等在文革時期被政府征收后陸續返還,但是依舊由于寺廟宮觀不具備主體地位而將產權登記在宗教協會、房管部門、園林部門、文物部門、旅游管理部門等,而廣大農村地區則更加混亂。如北京法源寺,截至19世紀50年代,其擁有大量的房地產物業;經歷“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恢復性政策下北京市多個部門返還其財產,但至今仍有近萬平方米的房產被房管部門占據,或已悄然被過戶于其名下進行租賃、拆改等。[10]同時,賦予宗教活動場所民事主體地位,使財產確權定分止爭,能夠有效遏制商業組織通過建造寺觀教堂、插手宗教活動場所運營等借機斂財的行為。此外,法人化有利于厘清宗教財產與僧尼信徒之財產。由于宗教活動場所目前難以取得獨立主體地位,寺廟宮觀財產和僧尼信徒財產經常難以界分。如僧侶的日常經營行為所獲利益,究竟屬于其個人所得還是歸屬于寺院所有,尚難區分。
 
()維系民眾信仰的內在需求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有利于保障宗教物的妥善保管與適當使用、維系宗教神圣性、滿足民眾信仰和精神寄托的需要。神圣是宗教的根基,“任何一種宗教的真正核心處都活躍著這種東西,沒有這種東西,宗教就不稱其為宗教[11]民眾的精神寄托和彼岸愿景與宗教神圣性實現耦合,這既是現世物質界固有局限性所導致的,也是人類屬靈面向所決定的,所以宗教伴隨人類生活至今。神圣與客觀物質界的屬性不同,其乃超世俗的、超經驗的、超自然的存在,超越人類有限理性達致無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不可說,非法,非非法”。雖然神圣不可言喻,但人類從未放棄體驗、接觸神圣,宗教為人們提供這一路徑。這一過程需要借助世俗的事物作為中介,于是這種中介就成為神圣的表征,即顯圣物。[12]顯圣物在此具備了雙重面向,其既是世俗的、有限的,同時又是神圣的、無限的。宗教活動場所的場域內包含的建筑物、神職人員、法器圣物等,抑或宗教活動場之整體性,都具備超越其世俗性、物質性、有限性的特質,成為神圣者,融通彼岸與現世、無限與有限、超自然與自然。[13]宗教活動場所也便具備了凝聚信眾、維系信仰、寄托心靈之功能。
 
宗教活動場所的這一功能與面向,決定了不能依據世俗性規則處分其物質存在。其雖表現為世俗的動產不動產,但是不能根據普通財產法調整其法權關系。古羅馬特為此敬奉“神法物”,“屬于神法范圍的東西,不構成任何人的財產”。[14]“神圣物指大祭司向神隆重奉獻的東西,如專供禮拜上帝的神圣建筑物以及奉獻物”,具備神圣性的器物及建筑物,不得出售或質押。[15]“圣地是官方組織獻祭的地方,圣殿卻是放置神用物的地方。”[16]器物和建筑經由神圣性賦予而成為整體性的顯圣物,正與宗教活動場所集動產、不動產、神職人員、宗教性于一體同符合契。這也是本文之所以將宗教活動場所作為分析對象,而非宗教團體的原因。
宗教活動場所是人與物結合的集合體。根據我國《宗教事務條例》,宗教活動應在宗教活動場所進行。于是在我國,開展宗教活動就與作為顯圣物的宗教活動場所相密切結合,宗教活動場所成為世俗社會中神圣事務的集中場域。宗教活動的正常有序開展、宗教財產的日常管理與使用,也均聚焦于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便具有維系社會秩序穩定的公法職能與保障宗教財產的妥當管理、使用的私法職能,并經由此種路徑達致維系民眾信仰之功效。
 
三、宗教活動場所之體系定位——總則抑或物權編
 
前文已述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之必要與制度價值,然而在制度落地和具體立法設計時,仍需進一步考量宗教活動場所的法律屬性。究竟是作為客體還是主體,直接關系到宗教活動場所在民法典中的位置,也即是列于民法總則還是民法物權編。
 
民法上對建筑物、禮拜設施、法物一般采取“物”的處理方式,通過物權制度予以調整。古羅馬法于萬物中擷取具有神圣性的物,稱之為“神法物”,不屬于任何人,排除于交易之外,包括神圣物、神息物、神護物。[17]神圣物主要包括祭祀物品、寺院、寺院區等,特殊情形下才得以轉讓或典當。[18]
 
歐洲中世紀教會法學的興起摧毀了古羅馬法的團體理論,引入了“教會”概念,并將其視為“基督的奧體”(corpus mysticum Christi),在法律上成為具有超越之目的性的存在。[19]以古羅馬法不存在的財團之資格,與其財產、成員一同進入法律,成為權利主體。英國中世紀曾就教堂之法律地位及其地產進行豐富的討論,或有以堂區主持牧師為“獨體法人”而對教堂地產享有非限嗣繼承地產權,或在主體化的同時考慮客體化,指出教堂乃是可供利用的財產,所具有的客體性遠比其主體性更為顯著,“教區教堂只能被視為不能接受贈與或不能被授予封地的由石頭、墻和屋頂構成的房屋”。[20]這些爭議在《天主教法典》以“所有歸屬于普世教會,宗座,和其他在教會內公法人的財產,皆屬教會財產”[21]的方式予以化解。可見教堂和聚會點的財產并非民法上主體,而僅是歸屬于教會所有的客體。
 
然此種種終為歐洲教會法人模式。我國新《宗教事務條例》延續以往的調整模式,區分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予以分別引導,與歐洲教會法人模式差異相比較大,不宜直接照搬。宗教活動場所性質的探究需符合我國國情。我國《民法總則》將宗教活動場所明確為法律主體而非客體,列于法人章節,依據有三方面。
 
()本體構成層面
 
宗教活動場所內在的“人”“物”結合特質決定了其并非民法上之物,而是一種組織體,宗教屬性與人的要素甚或遠超“場所”的物之意義。
 
我國法律規范中對于宗教活動場所未予明確界定,但多羅列設立條件,如新《宗教事務條例》20條。又如《重慶市宗教事務條例》16條規定:“宗教活動場所中具備下列條件的為寺觀教堂:(一)有符合本宗教傳統規制的、相對獨立的建筑物和相關設施;(二)有經宗教團體認定和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備案的宗教教職人員主持宗教活動。”可見其主要強調“物”和“人”。我國有學者指出,宗教活動場所須具備三個要件:一是人的實質要件,二是物的實質要件,三是登記的程序要件。[22]此觀點殊值贊同。我國臺灣地區“行政院”版“宗教團體法草案”第7條規定:“寺院、宮廟、教會指有住持、神職人員或其他管理人主持,為宗教之目的,有實際提供宗教活動之合法建筑物,并取得土地及建筑物所有權或使用同意書之宗教團體。”日本《宗教法人法》第2條和第3條表明立法著眼于宗教團體,將僧院、堂等視為宗教團體之境內建筑物,寺廟、神社等禮拜設施與人結合成為宗教團體,物之要素與人之要素均不可缺失。故而,筆者認為,就宗教活動場所的組織屬性而言,場所的禮拜設施為外觀,人的聯合體為內理,是一種人與財產的特殊組織團體。這種結合,也必然直接關系到宗教活動場所的組織屬性界定問題。
 
()公法層面
 
第一,以宗教活動場所為民事主體,便于公法對宗教事務的引導與調整。我國根據具體國情,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要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規律,結合我國宗教發展變化和宗教工作實際。我國與西方國家在宗教政治領域具有明顯區別,自封建帝制時代時就已不存在政權與宗教神權的歷史糾葛,甚至可以說宗教幾乎始終處于皇權管控之下,為封建帝制服務。[23]或出于經濟原因,或基于政權穩定,或基于維持賦稅徭役,歷代王朝多不同程度地限制宗教發展。加之在我國存續久遠的佛教和道教以超凡脫俗為精神追求,遠離世俗、靜修參悟、講禪論法的修行方式導致宗教活動以寺廟宮觀為核心,依賴一定的場所。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其他宗教的活動方式。基于此種宗教實踐,我國《宗教事務條例》將宗教活動場所作為國家引導宗教事務的“單位”,對其中的財產使用、場所管理、人員行為進行集約化和一體化調整。根據我國《宗教事務條例》40條的規定,“集體宗教活動,一般應當在宗教活動場所內舉行”。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體,能夠與公法對宗教事務的引導調整相銜接匹配。
 
第二,在公法上,宗教活動場所具有與宗教團體不同的特質,系獨立的組織體。宗教團體是我國信教群眾聯合的愛國團體,為典型的人合組織,得依據《民法通則》《宗教事務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其成立條件和變更注銷等亦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而宗教活動場所的設立、變更、消滅則由《宗教事務條例》和《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予以專門規定,成立條件更是不同于宗教團體。這些均表明宗教活動場所是區別于宗教團體而獨立存在,二者無法兼容合一。
 
()私法層面
 
第一,若將宗教活動場所定位為物、客體,必然面臨主體為何的問題。天主教、基督教很早便采用信托制度、法人制度解決財產權屬問題,在我國以“財產歸中國教會”的政策指引下,教堂財產權屬也并無法律問題。但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宗教活動場所歸屬則存在問題。國發〔1980〕188號文件中的“信教群眾集體所有”和“社會所有”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和術語,而且外延無法界定,最終導致宗教活動場所的財產權屬難以確定。將此財產簡單歸于宗教團體亦不合理。事實上,宗教活動場所有其獨立的設立程序和管理方式,也與宗教團體相異。
 
第二,若將宗教活動場所定性為物、客體,則無法實現立法調整目的。目前存在的實踐問題是宗教活動場所主體地位不明,無法參與民事活動,因而宗教財產的權屬也難以界定。未來民法典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規定,應圍繞明確法律地位和確權止爭這一調整目的而展開。那么究竟采用“客體說”還是“主體說”、立法定位于物權編還是總則部分,也需要以這一目的來予以審視考量、檢討。若將宗教活動場所定性為物測在民法總則中無須專門規定“宗教活動場所”,直接在物權編中規定“宗教財產”即可。但如此立法,仍未解決宗教活動場所參與民事活動的身份問題,亦須另行解決宗教財產的權屬問題,徒增煩瑣。故而,宜在總則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在物權編規定宗教財產之管理使用處分等問題。
 
四、我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路徑解讀
 
()建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而非宗教法人
 
雖然《民法總則》已規定宗教活動場所可以取得捐助法人資格,但是并不代表理論爭議得到釋清。圍繞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主要存在兩種方案,也是學界爭議最大的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借鑒《日本宗教法人法》和我國臺灣地區“宗教團體法草案”,創設新類型法人——宗教法人,進行單獨規制;第二種方案,明確宗教活動場所可取得法人資格,將其納入財團法人和非營利性法人之中。
 
對此,筆者作如下剖析。
 
首先,第一種方案實施難度校大。
 
我國臺灣地區的宗教團體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未進行立案登記的宗教場所,如神壇;其二是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宗教團體;其三是具備法人資格的宗教團體。第三類又可分為社團法人之宗教團體、財團法人之寺廟等。我國臺灣地區“行政院”2002年3月22日函送“立法院”審議的“宗教團體法草案”采用“宗教法人”的稱謂,指出基于宗教團體之特殊屬性,參照日本立法例,區別于民法上的社團與財團,設立新類型法人。雖然三類宗教團體(寺院、官觀、教會;宗教社會團體;宗教基金會)均為宗教法人,但是設立程序、設立條件、組織管理方式等均區別規定。其效仿的日本《宗教法人法》即采取統一規范宗教法人的模式,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具備宗教設施的寺院、神社等團體,該類又被稱為單立性宗教法人;另一種是宗教教派、教團等團體,其又被稱為“包含宗教團體”。[24]
 
其次,我國未來民法典沒有必要仿效宗教法人的立法路徑。
 
其一,我國臺灣地區“宗教團體法草案”雖創設宗教法人這一新類型,但是其中包含的三類宗教團體差異較大,仍需單獨就設立條件、設立程序、組織管理方式、監管等內容進行規定。如臺灣地區“行政院”版“宗教團體法草案”第2章專門規定“寺院、宮廟、教會”,第3章和第4章分別規定“宗教社會團體”和“宗教基金會”。可以說,宗教法人內部邏輯并不嚴謹統一,僅因具備宗教性質而糅合于一起,尚欠缺充分之理由。
 
其二,我國目前宜保留“宗教活動場所”之概念。此概念雖易生歧義,但在法律和學理上明確界定之后便可解決內涵模糊問題。我國臺灣地區使用的“寺廟”(如“監督寺廟條例”)或“寺院、宮廟、教會”之概念,在表述和外延上更為煩瑣模糊。鑒于擁有禮拜設施的宗教團體和無禮拜設施的宗教團體差異巨大,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均將擁有禮拜設施之宗教團體予以特別規定,可見“宗教活動場所”用以指稱擁有禮拜設施等動產、不動產的組織,具有法律上的必要性。
 
其三,有學者指出,宗教活動場所兼具人和財產,宗教法人之新法人類型可跨越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之藩籬,有效解決宗教活動場所的法人地位問題。[25]其實并無此創設新類型法人之必要。從某種意義上說,但凡法人均具人和財產的二重性,在邏輯上嚴格區分人的組合和財產的組合多屬學理探討,實踐中已演化出類型多樣的法人組織模式,如一人公司。有成員之財團法人并不鮮見,如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兼具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之特征。[26]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二元模式的缺陷并非需要創設一個個新類型法人來予以補足。
 
其四,日本《宗教法人法》和我國臺灣地區“宗教團體法草案”并非主要解決宗教團體之民事地位,而是主要用于規范宗教事務,側重于公法調控、引導與管理。我國目前已制定有《宗教事務條例》等一系列中央、地方規范文件,若采用宗教法人之方案,尚需廢除《宗教事務條例》等法律規范,制定新的立法,實施難度大。
 
相較之下,第二種方案切實可行,《民法總則》便采此方案。
 
這種方案尊重了宗教活動場所的多樣性和自主性。佛教、道教活動場所可依據法律規定取得財團法人或非營利性法人之資格,同時法律也為其他宗教活動場所留下多種選擇,其可在其他組織(非法人組織)、社團法人、社會團體法人、財團法人、非營利性法人等多維管道中自愿申請設立。至于宗教活動場所的財務監督與財產管理,可于未來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時進行補充完善,也可在未來制定《非營利性法人法》時,就財產使用、組織管理、財務監督等詳細規定。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類型定位
 
1.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屬于財團法人
 
雖然,傳統大陸民法學說多認為寺院教堂為財團法人[27]但此乃以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為著眼點,與我國佛教、道教等具有組織差異。以佛教為例,其產生初期便是以僧團之人合團體形式,修建寺廟乃是僧團修行方式轉變和佛教發展所致。故有學者認為所謂寺院宮觀實質上是指僧侶信徒之團體,應將宗教活動場所塑造為社團法人。[28]
 
財團法人乃財產的集合,有學者指出,其為以具有一定目的的獨立財產為核心,并且具有一定組織的法人。[29]我國將寺廟等宗教活動場所作為財團法人調整的做法可溯至民國初期,如大理院民四上字第2372號中載到:“公立寺廟可認為財團法人”;民四上字第2039號載到:“公立寺廟之財產,經施主以一定目的捐助之后,其所有權即不屬于原施主,而屬于寺廟。”內政部禮字第194號令載明:“查寺廟乃財團法人之一種,自有其獨立之人格其所有財產與私人之財產受同一之保護,除應依監督寺廟條例第10條之規定興辦公益及慈善事業而外,任何人不能強其出款或提取財產,縱令住持有不軌行動只能依法懲辦,亦不得逞行處分其財產(參照司法院院字第357號之解釋)。”就理論層面證成財團法人,理由有三:第一,歷史原因。在羅馬法上就存在將宗教作為一種團體人格的萌芽的做法,而教會法學家則真正從羅馬法團體人格中發展出了與社團相對應的財團。財團法人的產生與發展與宗教密切相關。第二,宗教活動場所的財產主要來源于捐贈。雖然我國實行宗教自養政策,并逐漸實現了財產來源的多元化,但捐贈依然為最主要的經濟來源。第三,宗教活動場所的財產具有目的性。我國《宗教事務條例》在宗教財產一章中規定了捐贈財產應用于“與其宗旨相符的活動”,表明了寺院財產的目的性。拉倫茨教授曾指出,對財團的許可與“財團是否在一定范圍內從事經濟活動無關”,其“可以經營一個經濟性的企業”,“只是要把經營的收益用來實現另一個為大眾謀福利的目的”。[30]
 
因宗教活動場所亦有人之要素,而有社團法人說之主張,或有因兼具人和財產雙重屬性而另建宗教法人之新類型,筆者以為皆不足為取。我國屬典型大陸法系國家,法人理論采社團法人一財團法人二元結構,作為一種理論抽象與邏輯生成的人之集合、財產之集合二元模式,在其誕生之初,即有著先天性不足——不可能在實務中將相應團體或未來、可能之組織無可置疑地劃歸其中一元,進而產生邏輯與價值方面的雙重缺失。具體而微,財團、社團二元分離雖然有利于實現法人構建之體系化、程序化、客觀化,但此類區分僅限于一種學理假設與邏輯構造,難以涵括、界定現實生活中所有團體組織及其所生法律關系。類似者如不動產租賃權、股權等,在大陸法系物權一債權二元模式下亦難歸于一元,債權物權化、物權債權化、混合權利說等在近年來日趨常見,以此彌補二元模式之不足。但這些觀點看似左右圓通且具實效,實則分裂物權一債權之邏輯基座和價值基礎。[31]且據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考證,歐陸民法最初的財團包括兩種,一種是今日所稱之營造物,另一種為基金會。第一種財團中尚包含人與財產之組合,第二種財團則完全無視成員。前者之典型代表便為教會,教會作為上帝所設的“目的財產”、不如人間之信眾改變,可以說是教會于法人理論的最大特色。[32]
 
立法就宗教活動場所法人進行建構,宜于大陸法系經典體系下界定,不必拘泥于其兼具人和財產雙重屬性,概因很多法人實際上均已突破單純的人之集合或財產之集合,如紅十字會、一人公司等;亦無須再翻新詞,創設新型法人(如宗教法人),徒增困擾。筆者主張采用“創設目的一運作方式”為分析路徑,認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無論是其制度創設,還是其活動范圍和運作方式,均旨在就集合之財產進行主體化、獨立化,并予以保障防止流失和濫用,故而應認定為財團法人。
 
2.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屬于非營利性法人
 
非營利性法人多指不以營利為目的,排斥利潤分配請求權的法人組織體。[33]其中的“非營利”并非以其是否從事經營性行為進行劃分,而是以其營利是否在成員間分配為標準。[34]非營利性法人并不禁止從事營利性獲得,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進行投資經營,但不得將利潤分配給其成員。宗教活動場所之特性符合非營利性法人要件,其具有宗教性、非營利性,不以營利為目的,雖然部分宗教活動場所開展自養事業,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但這也是服務于其宗教活動的目的,而且所得利潤不得在教職人員或僧侶中進行分配。在域外立法層面,部分國家便采用非營利法人制度規范宗教團體,如《韓國文化公報部所管非營利法人有關設立和監督的規定》《美國非營利法人示范法》等。這種性質定位更加契合宗教活動場所特質與立法調整需要,宗教活動場所的財產之所以在使用處分等方面需受到法律限制,需要接受主管部門監督管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具有非營利性。
 
()強調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的特殊性
 
《民法總則》第92條第2款較之前草案增加一句,“法律、行政法規對宗教活動場所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該補充體現了我國民法典編纂的進步性,尊重宗教活動場所的組織機構、法定代表人等特殊差異,明確法律另有規定的依其規定,實值贊同。
 
因為宗教活動場所既有千年傳承而形成的特定儀軌與管理方式,又因不同宗教派別之間差異迥然,與普通世俗團體存有較大區別。如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產生,必須要考慮到宗教活動場所功能的特殊性、各類宗教的教義教規和歷史傳承,不能搞“一刀切”。[35]故而宗教活動場所的法定代表人,應當依照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章程的規定由理事長等主要負責人來擔任;章程未規定的,依照宗教教義和宗教習慣產生。而且,為了保證宗教活動場所法定代表人對外能依法代表宗教活動場所,切實維護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權益,依法開展宗教活動事務,有必要明確宗教活動場所法定代表人的任職資格條件、任期、職權,這些內容的確定亦需要考慮不同宗教的特殊性。如此種種,難以依據普通非營利法人之規定進行適用。我國目前對宗教活動場所的調整主要依靠《宗教事務條例》《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等一系列規范,這些規范予以針對性專門化的規定,可與《民法總則》92條第2款相銜接與補充。
 
()民法典一單行立法一宗教自治規范之三維規范體系
 
我國目前主要以《宗教事務條例》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調整,但規則尚過于簡略,于未來可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或制定《宗教事務法》時,可設“宗教活動場所”專章,在其中就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之登記、設立條件、組織機構等予以專門具體規定。
如上所述,宗教活動場所的設立、登記程序、組織機構、法定代表人,財產管理、使用、處分等都具有特殊性;若要予以立法規定,則條文數量眾多,是未來民法典總則之法人章節所無法容納的,也不宜在民法典總則中詳細規定,而是需要單行立法予以規定。從而形成民法典一單行立法一宗教自治規范之三維規范體系。民法典總則提供抽象原則性之規定,明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之渠道。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之具體實現須由單行立法予以明確,包括設立、變更、消滅、罰則等全部內容。宗教自治規范不得違反法律強制性規范,就法人自治的具體問題進行規范,如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產生、宗教財產的管理使用等內容,可依照宗教教義和宗教習慣。
 
五,完善建議:單行法增設無須登記而自動取得法人資格之規定
 
法人制度具有私法屬性。法人制度系私法主體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為人的聯合體或者財產組織體進入民事領域參與民事活動、取得權利和承擔義務提供了渠道。民法所調整的對象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財產關系,是私的界域。所以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獨立于宗教活動場所設立登記與管理制度;后者系公法上的制度,前者系私法上的制度。公法強調不平等的服從關系,具有強制性,宗教活動場所的設立與登記均須依照法律規定,達到法定條件才能夠設立,不得排除、不得違反。私法強調意思自治,法人的設立與類型均可由當事人自由安排。
 
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在規范佛道教寺廟宮觀上主要沿襲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制定和頒布的“監督寺廟條例”。該條例采用財團法人的路徑調整寺廟財產和主體地位。[36]當局也鼓勵引導寺廟根據“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等規則進行財團法人登記。同時,根據我國臺灣地區“人民團體法”等規定,宗教組織也可以在滿足法定條件的情況下進行社團法人登記。此外,尚有部分寺廟未進行法人登記。所以從民事主體的角度來看,立法上提供了三種路徑,可由寺廟自主選擇是否進行法人登記,自主選擇通過何種路徑登記為何種類型的法人。
 
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為宗教活動場所進入民事領域、參與民事活動設置通道,是一個民法制度問題,涉及的是正常宗教事務和民事活動,立法應尊重此中的意思自治。雖然法人制度有利于對宗教活動場所的財務進行監督,但是對宗教活動場所加強監管并非一定要通過法人制度。在未來立法中可建立一種或多種法人類型(如財團法人、非營利法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等),使符合條件的宗教活動場所“可以”登記為法人,而不是“必須”,由其自主決定是否登記為法人,以及登記為何種法人。具體而言,如上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之宗教活動場所,可根據自身需要與特點,在符合法律相關規定的情況下選擇是否進行法人登記、登記為何種法人。
 
此外,在自愿申請登記的路徑之外,尚須建立無須登記自動成為法人的路徑。拋卻法人本質之學說爭議,所有團體必須于成立前獲得公權力之核準,為近現代國家立法所廣泛采納并堅持。時至今日,法人之成立需要主管機關核準與國家之特許的唯一理由僅是公法上的、治安的原因。[37]若特定團體不會產生公法上的政治治安問題,則登記或可免除,如1907年制定并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將公法上的社團與財團、目的活動不具經濟性的社團,以及教會與家庭財團,都免除登記義務,即可取得法人地位。我國《民法通則》50條和《民法總則》88條、第90條均規定有“依法不需要辦理法人登記的,從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資格”。可見,在我國,法人的成立并非均須辦理法人登記。
 
筆者認為,部分宗教活動場所的成立無須進行法人申請登記而即可動取得法人資格。例如,佛教道教宗教活動場所具有法人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概因其財產主要源于四方捐助,僧尼財產與寺廟宮觀之財產難以界分,為明確財產權屬,保護宗教財產不受侵害,定分止爭,有必要將佛教道教宗教活動場所進行法人化。而且,我國《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對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的條件要求,已經高于《民法通則》關于法人設立的條件,故而佛教道教宗教活動場所具備法人資格并不構成要件上的阻礙。我國宗教活動場所成立登記和法人登記系屬兩種性質的登記。前者針對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性,由宗教事務部門依據公法予以實質性審查,此登記解決宗教活動場所是否合法成立的問題。后者針對民事主體地位的取得問題,由民政部門依據民事法律予以審查和登記。這就導致我國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的取得需要進行雙重審查和雙重登記。
 
以佛教、道教之寺廟宮觀為例,其具有高度的目的財產性。若經雙重登記才能獲得法人資格,那么無疑將導致大量已取得宗教活動場所登記但未進行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登記的寺廟宮觀仍處于民事主體地位不明的狀態,難以實現保障宗教財產的制度目的。
 
無獨有偶,我國臺灣地區“行政院”版“宗教團體法草案”第6條規定:“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之宗教團體,由主管機關發給宗教法人登記證書及圖記。”并在理由中指明無須進行法人登記,自設立之時便具有法人資格。此種模式有利于簡化手續,最大化地、最便捷地保障佛道教宗教活動場所的權益。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區分建構并不會造成宗教不平等;恰恰相反,這種區分建構植根于不同宗教的實際差異,正是對實質平等的體現。具體何種宗教活動場所得以無須登記便具有法人資格,因我國系多宗教的國家,應尊重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差異,進行大量調研之后根據具體情況予以確定,不宜“一刀切”。待充分調研確定后可由相關法律予以規定。實際上,區分不同宗教進行立法的模式在立法例中多有存在。譬如德國將基督教、天主教教派規定為公法人,而其他宗教則為私法人;[38]我國臺灣地區則對佛教道教施行“監督寺廟條例”,其他宗教則適用“人民團體法”“民法”等規范。
 
部分宗教活動場所具有特殊性,在進行合法性之宗教活動場所成立登記后無須再進行法人登記便可直接取得法人資格,簡化程序,符合其組織特征,亦可實現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化的制度目的。故而宜參照我國《民法總則》中事業單位法人與社會團體法人,對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增設無須登記而自動取得法人資格之規定。
 
《民法總則》才頒布不久,應尊重立法的權威性和確定性,不宜輕易改動。鑒于《民法總則》92條第2款規定有“法律、行政法規對宗教活動場所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可于其他法律法規中予以補充規定;可行路徑為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或未來制定《宗教事務法》,其中于“宗教活動場所”章節中明確規定,特定宗教活動場所無須進行法人登記,自成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具體何種宗教活動場所不需辦理法人登記,須經調研我國廣大宗教活動場所,根據其現實情況予以確定,并于單行法中予以規定。
 
《私法研究》2017年
 
【注釋】
 
 [1]《宗教事務條例》經2017年6月14日國務院第176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2]新《宗教事務條例》第19條。  
[3]參見仲崇玉、王燕:《我國宗教法人制度評析》,載《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  
[4]參見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調研課題組:《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調研與思考——以廣東省為例》,載《中國宗教》2013年第10期;馮玉軍:《中國宗教財產的范圍和歸屬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2012年第6期。  
[5]參見仲崇玉:《宗教法人制度論綱》,載《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華熱·多杰:《宗教組織法人化探析》,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林本炫:《試論“宗教法人”的屬性和定位》,載《宗教論述專輯》(第7輯),臺北,臺灣地區“內政部”編印,2005年,第51頁。  
[6]參見吳才毓:《民法典中宗教組織的法人化類型》,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10期。  
[7]實踐中存在大量關于宗教活動場所的民事糾紛案件,如“玉溪靈照寺方丈遺產糾紛案”、“敦化市大石頭鎮河北基督教堂與國網吉林敦化市供電有限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吉民申字第874號民事裁定書]、“西安市大興善寺與西安歌舞劇院等房地產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1998)民終字第162號民事裁定書]、“重慶市九龍坡區華巖寺與陸某等著作權侵權糾紛上訴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07)渝高法民終字第256號民事判決書]、“上海靜安寺與恒源祥(集團)有限公司等名稱、名譽權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34號民事判決書]等。  
[8]龍樹菩薩:《大智度論》(卷十一),鳩摩羅什譯。  
[9]參見楊計國:《當代佛教寺院與寺院財產研究》,載《貴州文史叢刊》2013年第1期。  
[10]參見馮玉軍:《中國宗教財產的范圍和歸屬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2012年第6期。  [11][美]托馬斯?F.奧戴:《宗教社會學》,劉潤忠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頁。  
[12]參見[羅馬尼亞]米爾恰·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王建光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13]參見李小艷:《宗教的神圣與世俗》,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14][古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8頁。  
[15]參見[古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9頁。  [16][意]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物與物權》,范懷俊、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頁。  
[17]參見[古羅馬]優士丁尼:《法學階梯》,徐國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  
[18]參見[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9]參見吳宗謀:《再訪法人論爭——一個概念的考掘》,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頁。  
[20][英]F. W.梅特蘭:《國家、值托與法人》,樊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  
[21]《天主教法典》第1257條第1項,載天主教遼寧教區官網:http://www.lnjq.org/Fadian.aspx,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2月23日。  
[22]參見張建文:《宗教活動場所登記的法律性質與法律意義》,載《中國宗教》2016年第5期。  
[23]參見杜鵑:《論宗教治理中的政教分離原則——基于中西實踐經驗的對比研究》,載《統一戰線學研究》2017年第4期。  
[24]參見徐玉成:《日本〈宗教法人法〉管窺》(下),載《法音》2001年第12期。  
[25]參見林本炫:《試論“宗教法人”的屬性和定位》,臺北,臺灣“內政部”編印,《宗教論述專輯》(第7輯), 2005年,第51頁。  
[26]參見王雪琴:《論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劃分的局限性及改良》,載《法學雜志》2010年第4期。  
[27]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頁。  
[28]參見徐國棟:《綠色民法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仲崇玉:《宗教法人制度論綱》,載《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29]參見史尚寬:《民法總論》沖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頁。  
[30][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頁。  [31]參見劉云生:《物權法》,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  
[32]參見吳宗謀:《再訪法人論爭個概念的考掘》,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8頁。  
[33]參見稅兵:《非營利法人概念疏議》,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34]參見吳珊:《民法典法人分類模式之選擇》,載《研究生法學》2015年第3期。  
[35]參見楊志剛、鐘芳源、舒修明:《宗教活動場所法人管理模式再探》,載《中國宗教》2015年第8期。  
[36]參見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頁。 
[37]參見吳宗謀:《再訪法人論爭個概念的考掘》,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8頁。  
[38]參見陳新民:《憲法宗教自由的立法界限——評“宗教團體法”草案的立法方式》,載《軍法專刊》第52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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