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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法律的確定性
發布時間: 2019/11/7日    【字體:
作者:布魯諾•萊奧尼
關鍵詞:  自由 法律  
 
 
馮輝 譯 
 
按:本文摘錄自布魯諾·萊奧尼《自由與法律》(馮輝 譯),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章“自由與法律的確定性”,第91-96頁。
 
據此我們也可以推斷出,在公元前5世紀末和前4世紀,雅典的民主政制顯然已經不再完全贊同下面這一觀念:即法律的確定性僅僅就是強調,法律必須以書面文本的形式、用精確的詞句加以表述。
 
經過Tysamenes的改革之后,雅典人終于發現,如果僅僅是遵守法律,他們并不能免于政治權力的侵害;他們也必須能夠預見到,即使是根據明天的法律,他們的行為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實際上,這也是下面這種觀念所存在的根本性的局限:即認為法律的確定性,純粹就是用精確的詞句表述成文的規則,而無論這種規則是否具有普適性。法律的確定性就是如此簡單。
 
幸虧在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史上,法律的確定性并不僅僅只有上面提到的這一種含義,另外一種含義也一直存在著。
 
法律的確定性如果僅僅就是指書面表述非常精確,那么實踐中就會不可避免地形成這樣一種狀態:即現有的法律不斷地被后來的法律所取代。造法的過程越密集、越迅速,現有的法律還能在多長時間內保持效力就是一個越不確定的問題。而且,下面這種情況也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有一部法律,它確實完全具有上面所說的那種確定性”,但誰也無法準確預測,這部法律何時會被一部同樣具有這種“確定性”的法律所取而代之。
 
因此實際上,對于這個意義上的“法律的確定性”,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為“法律的短期確定性”。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經濟政策領域中存在的種種短期的行為,與保障這些經濟政策得以執行的法律所具有的短期確定性,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令人驚訝的相通之處。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做出如下這一概括,即與歷史上古典時代存在的長期性的制度相比,當今時代,幾乎所有國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都可以說是短期化的制度。凱恩斯爵士晚年有一句名言:“長遠看來,我們都將死去。”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完全可以拿這句話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醒世恒言。也許是因為,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去期望,利用技術手段和科學理論取得的巨大、空前的進步,可以讓我們立刻就看到眼前的結果,可以讓我們通過物質手段去履行各種各樣的職能、獲取各種各樣的成果。毫無疑問,正是這一期望使很多人忽視、甚至故意對下列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在法律這個領域,與那些可以取決于技術和科學進步的領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很可惜的是,眼下,即使是在法律這樣的領域,我們依然期望能夠立刻就看到結果。
 
論述到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曾經有一次,我跟我國一位種植樹木的老人閑著聊天。我向他訂購了一棵大樹,準備栽在我的花園之中,老人卻回答說:“現在人人都想要大樹。人們想立刻就讓樹長高;他們根本就不管,樹是慢慢長大的,要耗費很長的時間,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去栽培和伺候。在當代社會,每個人都變得急不可耐。”最后,老人神情黯然地說對我:“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么啦。”
 
對于老人的困惑,或許凱恩斯爵士可以告訴他原因:人們都覺得,從長遠看他們都會死去。基督教的信仰一般所強調的不是現世的生活,而是未來的生活。但是現在的人們越來越不相信未來世界,所以他們也就越來越執著于現世的生活。他們相信,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而他們的欲望卻總是難以滿足。這種心態造成了在當代世界,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宗教信仰都極度地世俗化了。即使是像佛教這樣根本不關心現世的宗教,也被它的一些信徒賦予了世俗中的“社會”等含義。
 
以上論述或許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現在的人們幾乎不去關注長遠意義上的“法律的確定性”,也不去關注與人的行為相關聯的一切長遠的意義。于是人們炮制出了神奇的充分就業政策,制定出些前所未聞的法律法規——實際上就是為裝點自己的花園而直接去買進大樹。然而這些情況顯然并不能說明,就實現人們所欲追求的那些目標而言,短期化的制度確實比長期性的制度更加具有效率。
 
不過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去發掘隱含在種種制度下面的原則的話,我們會發現,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史上,短期化的“法律確定性”概念并不是唯一一種對“法律之確定性”的理解。
 
在古代社會,情況就不是這樣。盡管歷史學家們在一定程度上紛紛將古希臘描寫為實行成文法的國家,但如果將這種論斷想當然地適用于古羅馬,則會遭受嚴肅的質疑。我們可能都已經習以為常地認為,羅馬的法律制度就是《查士丁尼法典》,也就是成文法典,因此我們就沒有能真正去把握羅馬的法律究竟是如何運作的。事實上,羅馬法中的大部分規則并不是通過任何立法程序而形成的。在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絕大多數歷史時期,羅馬私法,即羅馬人所說的“民法”,實際上一直不屬于立法者進行立法的范疇。后來的幾位著名學者,比如意大利的 Rotondi教授、Vincenzo Arangio Ruiz教授,和英國法學家W. W. Buckland教授都反復指出:“羅馬法的根本原則和普遍結構,必須到民法中去尋找和演繹,這是一套歷經幾個世紀逐漸演進而成的原則,并通過法院的判決而得以不斷細化,其間幾乎沒有受到立法機構的干涉。”可能是根據 Rotondi教授的研究成果,W. W. Buckland教授還認為:“在文獻做出記錄的數百部成文法令中,可能僅僅有四十余部對私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至少在羅馬法的鼎盛時期,“在涉及私法的領域中,成文法只占據著微不足道的地位”。
 
顯然,這決不是因為羅馬人缺乏炮制成文法律的技能。實際上,他們曾經制定過各種各樣的成文法規,比如公法、平民表決通過的法律和元老院法令,分別由平民大會或元老院通過;他們也曾經制定過好幾種類型的公法,比如“ legesimperfectae”、“minusquamperfectae”和“ plusquamperfectae”等等。然而羅馬人一般都將成文法規僅僅限制在立法機構有資格直接干涉的范圍之內,也即公法和“quod ad rem Romanam spectat”的范圍之內,這些都是與政治性的平民大會、元老院和執政官有關的領域,也即與政府官員有關的領域。在羅馬人那里,成文法規主要是憲法或者行政法(以及刑事法),而這些領域與公民的私人生活或私人事務,僅僅只有些間接的關系。
 
在這種法律體系下,如果對合同中規定的權利或義務的理解出現分歧,羅馬的公民們很少會根據成文法來主張自己的權利,也就是說,他們幾乎不用去依靠那種通過精確的詞句來表述的成文規則,也就是在古希臘社會中曾經盛行的確定性,或者短期的確定性。因此,當代最著名的羅馬法學和法律史專家——Fritz Schulz教授曾經指出:羅馬民法是無所謂確定性的(當然,這是就短期的確定性而言)。但這一點決不意味著,羅馬人根本無法確定其行為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以及根據這種預期去制定計劃。羅馬經濟的發達是眾所周知的,就此再去引用 Rostovtzeff對這個問題所撰寫的著作,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盡管Rostovtze的著作十分令人贊嘆。
 
另一方面, Fritz Schulz教授還指出:凡是研究羅馬私法的人,都知道“希臘式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使得私法的發展也建立在自由和個人主義之上”。事實上,當代大多數歐陸國家的法典,比如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法典,都是依據記錄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的羅馬法的規則而撰寫和制定的。但是有些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者,給這些羅馬法的規則貼上了“資產階級的”標簽,然而,如果當今歐洲各國要進行所謂的社會“改良”,首先就必須修改或者放棄那些通常可以追測到古羅馬私法中的一系列規則。
 
因此,羅馬人所擁有的法律完全能夠使其公民自由而充滿信心地去制定未來的計劃,但是他們所依據的這種法律卻并非是成文法,也就是說,不是類似于成文法包含的那種用精確詞句加以表述的整套規則。羅馬的法官們是一群科學家,他們從事研究的目標是針對公民呈交給他們的案子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而這個過程,就相當于今天的企業家請求物理學家或工程師去解決他們的工廠所面臨的一些困難,或者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碰到的一些技術性的難題。因此,羅馬私法是一種有待于去描述或有待于去發現的東西,而不是有待于去制定或頒布的東西——換言之,東西已經存在了,而構成這種東西的,就是所有羅馬公民的共同遺產。當然,我并不是說就它就完全不會變化,而是說諸如這樣的情況是絕對不會出現的:即人們晚上上床的時候,根據現有的法律和規則制定了一個計劃,但一覺醒來之后卻發現,立法機構心血來潮頒布的法規已經廢止了他們據以制定計劃的法律和規則。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羅馬人所接受并實踐的“法律的確定性”,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是:法律永遠不會在誰也無法預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改變。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法律也永遠不會受制于某一次立法會議或某一個人(包括元老或國家的其他執政者)的隨心所欲或其擁有的專斷性權力。這也就是長遠意義上的“法律的確定性”,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將它稱之為羅馬人對“法律確定性”所特有的概念。
 
對于羅馬人在商業及所有私人生活領域中所享有的自由而言,這種“法律確定性”的概念自然是極其重要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確定性對于公民之間法律關系的重要性,十分類似于自由市場對于公民之間經濟關系的重要性。法律作為一個整體,在能夠使公民免于強制這一功能上,不亞于自由市場。事實上,如果一個市場沒有法律制度作為依靠,從而可以使公民免于權力機構或他人施加突然或不可預測的干涉,那么我認為,這個市場也決不會是自由的市場。
 
 
 
保守主義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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