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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幾種教政體制
發布時間: 2019/11/7日    【字體:
作者:張遠來
關鍵詞:  新教 教會體制 主教制 長老制和公理制  
 
 
基督教新教的教會體制的神學院原理,來自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改教思想。路德關于“唯獨圣經(sola scripta)、因信稱義及信者皆祭司”的改教原則,確定了他與羅馬天主教不同的教義體系。而對教會論的不同定義,確定了新教不同于羅馬教會的教會教政體制。天主教以彼得為教會的根基,而新教則認為彼得所宣信的“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為教會信仰的基石(太16:16;可8:29)。前者強調的是天主教對使徒教會組織上的承接,即彼得為羅馬教會的第一任主教,以此代代相傳形成所謂主教制的使徒統緒。而新教則認為教會對使徒之信仰教訓的承繼才是信仰的根基,才是教會的圣而公原則。
 
路德和加爾文對“教會”都有相似的定義:
 
路德說:“哪里你能夠聽到和看見上帝圣言得以宣講、認信和踐行,毫無疑問,那里一定是真正的‘圣而公之教會’之所在(Ecclesia sancta Catholica)”1。
 
加爾文說:“只要上帝的圣言得到純正的宣講和聽證,諸般基督親設的圣禮得以實施,那里毫無疑問地就是教會之所在。”2
 
由于與天主教不同的教會論,新教產生了類似使徒教會的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教政體制。基督教新教總體而言有三種教會體制:主教制、長老制和公理制,一些教派實行混合性的制度。3
 
3.1.主教制Episcopal system/ Hierarchical Episcopacy
 
主教制是基督宗教中最古老的制度。教會中最高的權威為大主教、主教和會督。[1]4天主教和東正教有三級圣品,主教下設司鐸和執事,形成以主教為首的階級制度。
 
教會按地域劃分教區,教區的主教主管其內一切行政和教務工作。實行主教制的基督教會主要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東部其它較小古老公教會、基督新教的圣公宗和北歐路德宗公教會等。
 
基督新教實行的主教制度源自天主教,不同的主要是基督新教的主教可以結婚。主教制之所以會在英國的基督教新教中產生,還源于英國的政治而非基督教信仰。英國天主教很早便受制于英國君主的擺布,當英國那些強有力的君主在位時,英國主教大都由國王敘任,連那些直接由教宗任命的主教,也是事先取得了國王同意的5。當時的歐洲人在人本主義和早期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民族意識逐漸覺醒,特別是英國人有極強的“國家意識”——“讓英國人治理英國人”6,使得大多數英國人不愿再受制于羅馬教廷的指手畫腳,我們不要忘了,當時的英國、西班牙等一系列原羅馬分裂出來的國家,他們的國王都需要來自教廷的加冕。就在這種民族情緒下,亨利八世利用其政治手腕,攫取了英國國王之位。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一個極有魅力和政治手腕的暴君,屬于那種即使沒有任何職位,站在眾人當中也能當領袖的人物。他的性格使其不可能受制于羅馬教廷的指揮棒。亨利八世早年出于政治需要,于1521年發表了《確信七件圣禮論》Assertion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來反對路德,亨利八世因此獲得教皇利歐十世封為“信仰維護者”。亨利八世登基之初,政治聯姻,娶了西班牙國王斐迪南與王后伊沙波拉之公主,亞拉岡(Aragon)的迦他林為王后。迦他林當時其實已經在名義上與她的哥哥亞瑟(Arthor)結過婚。從法理上,特別是當時教廷的規矩上,這種婚姻并不合法。但攝于教廷在英國利益的考慮,羅馬教廷教宗猶流二世還是于1503年正式批準了亨利八世的婚姻。
 
婚后迦他林為亨利八世生下6個兒女,但只有瑪利亞一位得以長大成人。因此,亨利八世一直無子可以繼承王位。
 
大約到了1527年亨利八世已經和宮內女官波麟安(Anne Boleyn)有了外遇。也許是出于想另娶妻生子,也許還有其他考慮,亨利八世鐵了心要跟迦他林離婚。并以信仰為由,宣布其與迦他林的婚姻無效。但迦他林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雖受盡亨利八世折磨,依舊不肯離婚,而西班牙繼位的查理也決計不讓其姑母迦他林被廢黜。當時的查理勢力很大,教廷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最終沒有許可亨利八世廢黜婚約。但亨利八世還是利用國內的民族情緒,對教廷實施了一系列“懲罰”后7,于1533年1月25日與波麟安私下結婚。并強迫英國法庭正式判決亨利與迦他林的婚姻無效。9月7日,波麟安生下一個女兒,這就后來著名的英國第一大女王伊麗莎白。教宗革利免七世于1533年7月11日準備了一道教諭,威脅革除亨利八世教籍。而針鋒相對,亨利通過國家立法,宣布英國與教宗脫離關系8。但宗教教制上,亨利依舊使英國延續了羅馬教廷的一切制度,于1531年,他強迫教士會議宣布,就英國教會而言,亨利八世就是“至高無上的主,而且照基督的律法所準許,也是教會最高的元首”9。至此,亨利八世的獨裁達到了頂峰,他也不可能容忍該教思想關于人人平等:圣經是唯一權威、因信稱義、信徒皆祭司的教義。由此,英國教會在行政上脫離了羅馬教廷,而為了延續政權的獨裁,亨利使英國教會產生了既不隸屬羅馬教廷,也不接受該教思想的英國國教會,即圣公會。圣公會保留了主教制政體,但首席權不再是羅馬教宗,而是英國國王自己10,并由此產生了所謂新教的主教制11。
 
在亨利八世的年代,英國教會其實已經形成了天主教舊勢力、受加爾文影響的新教教會,特別是后來的清教徒以及圣公會三大派系。德國和西班牙的該教引起了多年的戰爭,而亨利的繼任者,其女兒英國國王的伊麗莎白女王為了穩定國內局勢而采取了廣泛性、國民性即綜合性的教會觀12,希望各派能達成一個心照不宣的、妥協下的平和。從某種程度上看,伊麗莎白成功了,但這種掩飾差距下的妥協在當時尚無包容性的宗教情懷下,進行的相當不容易。結果新教派妥協等一系列事件得罪了羅馬教廷。1570年羅馬教廷隨頒布教諭,宣布革除伊麗莎白教籍,廢黜她的王位13。使得這位平不熱衷信仰的女王不得不依靠國內的民族情緒和新教教派的支持,而又要保持自己的獨裁統治,因而進一步促成了妥協下的英國教派圣公會的壯大。并逐漸形成其主教制的教會教政體制。
 
后來隨著傳教運動及日不落帝國的擴張,圣公會的主教制政體得以傳到世界各地,比如,中國及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但時過境遷,今天的圣公會主教制,已經與亨利時代的主教制有了不少改變,而稱為新教教會的一大教制之一。
 
現基督新教中,實行主教制的教會只占少數。完全實行主教制的新教宗派只有普世圣公宗;而信義宗和韋斯利宗則由各區會自行選擇使用主教制還是長老制14。
 
對于新教三種基本的教制,主教制是在圣經神學的依據上受到質疑最多的教制。對此,托馬斯.史密斯牧師有這樣的評述:使徒統緒這種主教制使徒統緒的教義,教訓人們說:基督已將所有權柄都托付給了祂的使徒們,并讓這些使徒們將權柄托付給出于親手相傳,永不中斷的統緒中的眾主教;這些主教乃是一切屬靈恩典與權威的源頭;唯獨他們才有權柄設立其它牧師;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教牧;唯獨他們才具有圣靈的恩賜,也唯獨他們才能賜下圣靈的恩賜;沒有他們,各樣教訓和圣禮都是枉然、騙人的,沒有基督所應許的福分15。
 
主教制,教會由某個大主教、監督主教或主教會議控制。在天主教教會里,羅馬教廷的體制賦予教皇以絕對的權柄,教會的其它高級官員,如樞機主教、紅衣主教和主教,都由教皇親自任命。這種較為專斷的教會治理形態在維護其歷史的延續性、調動與協調其人力、物力的資源、把握住教義的純潔性和圣職人員的行為尺度一事上,明顯具有優勢。由于這種教階制的教會治理模式強調權力的高度集中,其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袖的個人素質。在好的教會領袖的帶動下,教會的屬靈光景會蒸蒸日上,攀登新的高峰;而不好的教會領袖則很容易致使教會走向腐敗和墮落。
 
但基于中國國民性而言,主教制在某些方面達致的教會領袖的權威,教會的統一性,教會統一性與外界對話的能力,依舊有我們教會建制的參考價值。
 
3.2.長老制Presbyterianism / Presbyterian system
 
在新教教會的體制里面,就對世俗世界和歷史影響而言,長老制可謂第一16。
 
長老制(或稱代議制、議會制)由約翰·加爾文所提倡,是《新約圣經》提及的職銜。主張教會是由信徒群眾所組成,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管理地區教會的制度。17 議會內的成員由各分堂選出長老,代表該堂出席會議。在堂會中設牧師、教師、執事和長老,共同處理教會事務。歸正宗和長老會都實行長老制,而有些實行長老制的教會所實行的長老制具體規章則有所不同。
 
加爾文認為,凡圣經所稱為“監督(即主教)、長老和牧師”者,在靈性方面根本是居于平等地位:“這些字都是意義相同的”18。因此,長老會的教制是建立在一個以圣經的文本教導為依據,圣經是唯一權威(sola scripta)、信者皆祭司及因信稱義的基礎上的教制。強調教會內的地位人人平等、治理而非管理。反對神話教職人員,強調教職人員的屬靈權柄(power)而非權力(authority)。他們“不認為教會是權威傳統的解釋者和保護者。他們要每一個牧區有一位熱心的、屬靈的、善于講道的牧師。他們特別反對牧師的制服,以為這種服裝是要在一般教友心中留下一種影響,把教會受職人員看作靈性上的特殊階級,職掌特別權柄,與一切信徒均為祭司的觀念矛盾。19”長老制以制度性的規定削弱了一位不稱職的受職人員在教會中權威獨斷的可能性。但既然規定“每一個牧區有一位熱心的、屬靈的、善于講道的牧師”,就界定了受職人員其實已經在靈性、品格和個人能力上成為“能服眾”的教會領袖。就像加爾文在日內瓦和瑞士的工作,他以長老制體制上的界定限制了教會受職人員,包括他自己的行政權力,杜絕了圣職人員獨斷專權的可能。但其本人和一切有能力的教職人員一樣,這種權力的限制并沒有削弱他們在教會和社會中的威望和影響力。因為長老制繼承了奧古斯丁的神學原理,認為人性是完全墮落的20,因此,人性人必須在制約中才可能不至使不受約束的權力墮落泛濫。這一點后來構成了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產生的英國清教徒的信仰和政治理念21,也奠定了了美國立國者制定憲法的基礎理念。
 
對此,金陵協和神學院王艾明副院長在其《論新教教會的基本結構》一文中有深刻的評述,我們不妨借鑒如下:
 
“新教教會的長老制一般可分為兩種理解:一是指經加爾文主義創建的教會,依照加爾文教會理念和制度構建的教會體制。如首先采用長老會教制的是蘇格蘭該教領袖,加爾文的摯友,諾克斯(John Knox)。長老會之名,由他創設的教會得名。依照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歸正宗教會的組織體制和教務功能所形成的教政模式,一般又被稱為‘長老-議會制政體’(Presbytero-synodal polity)。即通過教會全體代表大會選舉出來有德行和威望的人,擔任長老會議或院(college)成員,并以集體的形式主持教會行政權力機構。這樣的模式中,長老院的權力相當于集體召集人,但必須受制于議會會議(synod)。22”
 
“從今天的教會教制研究來看,第二種,加爾文歸正宗教制幾乎成為現代西方法治和民主系統里各大宗派的教會組織必須采納或自然而然采納的制度。它在西方特定的公民社會結構中,對良好政府結構的依存,幾乎將五百年前小小日內瓦共和國之最優秀政教關系模式進行了法律化的定制。或者說,它是教會民主辦教的典范。23”
 
加爾文的歸正宗教制模式有效地制約了個人權力的獨裁專制。在這種模式中,任何教會權力都必須受到約束和相互的制約,因為長老制的教會論和人論基礎是信者皆祭司,人人平等,因此,受職人員并未超越他人的特權。在任何它拒絕任何形式的個人教主式專權,更不能接受以上帝的名義實施集權,或在教義和教紀上不受約束。長老的權力是教會組織成員集體權力的體現,教會議會依照程序和教律有權監督和制約包括長老在內的一切權力24。
 
長老制的基本體制結構和原理是:長老分為“教導性長老”(the teaching elder)和“治理性長老”(the ruling elder),前者通稱為“牧師”(pastor),后者通稱為“治理長老”。這一點符合使徒教會時期,使徒們制定的教會體制原則:“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圣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6:2-4)——教牧和行政分開!但教會的權力依舊以牧養牧師為主,因為教會的體制基礎來自神學上的教會論。因此信仰和神學比體制的形式結構更重要。
 
在英文中“Christianminister”或“minister”一詞,也是指“牧師”,在一般情況下就直接譯為“牧師”,有時為了區別,則翻譯為“主仆”。“監督”(bishop)一詞,在現代英文中,那些主張主教制的人士把這個詞翻譯為“主教”,在中文和合本中一概翻譯為“監督”。從《圣經》一貫啟示來看,“監督”與“長老”具有同一性,乃是同一個職分,只是從不同角度稱呼教牧職分,所以,bishop絕不是處于其它長老或牧師之上的“主教”。因此,我們堅持用和合本譯法,把這個詞翻譯為“監督”。但是,當這個詞用于指羅馬天主教或英國圣公會中的圣職時,則翻譯為“主教”。同時,在長老制教會的治理架構中,區會也被稱為是“長老會”(presbytery),牧師還被稱為“presbyter”,這個詞直譯就是“長老”,但是根據威斯敏斯德會議的立場,治理長老雖然也是長老會的參與者,并不是“presbyter”,只有牧師,也就是教導性長老才被稱為“presbyter”,因此,我們把這個詞翻譯為“牧長”25。
 
在今天人們所熟知的教派中,教會最為接近新約模式的恐怕要算長老會了。概括而言,長老會的體制是:各地方性的長老會有一個包括牧師、負責教導人和管理的眾長老組成的“執行理事會”;這些長老們負責管理教會的宗教生活。
 
基層的長老會里還有一個執事會,執事們負責照管著教會的日常事務,包括供給窮人和有需求的人、管理飯食等。
 
基層長老會享受著自治權,但各個教會的長老們所構成的地區“教務評議會”負責審核該地區教會牧師的資格。
 
長老會的“全國總議會”負責處理信經教義方面的重大問題和疑難,并協調整個教會的宣道、教育和出版等項目。
 
形成如下關系:
 
全國總議會——負責教義問題;
 
地區性的教務評議會——有權審核下屬教會牧師資格;
 
基層執事會——教會日常事務管理;
 
地方執事理事會——完成整個教會的牧會和管理工作。
 
新約圣經提到使徒時代,不同地域的教會共設立了“使徒、先知、教師、牧師和傳道”五種不同職分(弗4:11)。長老會并不包括這其中的所有職分。這一點常常會受到一些反對者的質疑。但,圣經中保羅給出的這五個職分,并不一定會完全出現在同一個教會里,他們之間的分工也很難清晰地分開來。他們可能出現在不同的教會里,職分的稱謂不同,但所表達的涵義并無本質的區別。長老會的治理形態往往能在基層教會的自治和教派領袖監督管理之間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這種形態的教會治理給予了基層教會成員極大的自由,對堂會的民主管理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實踐。因此,長老制依舊體現出它是一個比較成功的體制,有諸多我們建制可以借鑒的地方。
 
長老制的最大優點是其體制的構建直接來自圣經的教導,體現了圣經神學之教會論在教會治理體制上的作用。而且它有效規束了個人權力的獨斷,有利于優秀的教牧人員在教會中的產生和民主體制的建立,藉著教牧人員權柄和威望及一套共同參與的體制基礎,避免了教會的渙散和無組織主義的產生。提高了教會信徒的參與熱情,這也就是為什么選擇了長老制的教會會比較少出問題,而且比較復興和福音化(evangelism)的原因。當今中國教會在思考構建一個優秀的教會體制,我們首先需要藉著神學思想建設這一運動推動中國教會立足圣經和改教精神的教會論的思考,并以此作為我們構建中國教會教政體制的基石,而長老制應該是我們參考的主要資源之一。
 
3.3.公理制Congregationalism26.
 
公理制(Congregational Church又稱會眾制)由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1550-1630)所提倡。勃朗於1582年著書宣傳建立獨立于國教的自治教會,不贊成設立統管各教會的上級領導機構(教區制度),僅允許設立各教會自由參加的聯誼性機構。全體信徒對教會事務行使平等權力,民主選舉執事,聘任牧師。發展不久,便形成稱為公理會的新宗派。
 
當時英國的政治對改教思想頗為不利,亨利八世(Henry viii)由于離婚問題建立的圣公會制度,很快在追求王權的獨裁者手中變成了國教。27國王成了教會的元首,政治與教會(Church and State)完全勾結28,國教會的腐敗可想而知。造成英國教會包括圣公會內部誠實的基督徒的強烈不滿。
 
羅伯特.布朗完全接受加爾文的改教思想,和大多數民眾一樣,基于信仰的良知對英國教會信仰和體制不能接受,也完全失望。他看到教會無法建立起一套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的長老制歸正宗體系。基于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考慮,布朗主張建立一個政教完全分離,每個堂區教會完全自治和獨立于任何組織形式的機構,完全由公會集體行使其教會的自治權29。堂會有獨立主權,基督才是會眾元首。30堂會的主任牧師為教會內最高的決策者,由信徒民主選聘。教會一切內部事務由會眾決議,具體制度和禮儀也由會眾厘定。31公理會的信仰比較自由化,強調個人信仰自由,尊重個人理解上的差異。
 
當時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迫害非國教派別,布朗主張建立的公理制教會與當時的清教徒(Puritan)聯合。1630年勃朗被處死,不少公理會成員逃亡荷蘭。1620年,102名流亡者乘五月花號帆船抵達北美新英格蘭地區。并建立了第一個北美的浸會和公理制教會。同時他們也是美國的先驅,藉著對外宣教,公理制得以廣傳而成為新教三大教制之一32。其后,新英格蘭地區建立了6個以公理會為官方宗教的殖民地,分別是在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康涅狄格(Connecticut)、新罕布什爾(New Hampshire)、佛蒙特(Vermont)、緬因(Mane)、羅得島(Rhode Island)。
 
按公理制教制,教職人員須經過所在教會信徒集體討論決定聘用而任職,教會行政權力在堂會。公理制沒有主教制和長老制的“上級”管理機構。各堂會之間完全獨立,自愿聯誼,實現圣徒相通,沒有專門的組織來管理各地方堂會。這一點類似彼得時代的新約教會。教牧人員的威望來自其個人人格魅力和布道能力,而非教會的行政權力。相比而言,公理制最為靈活自由,回歸信仰的真義,也因而使其在近代的海外宣教中,成為最成功的一個教制體系。
 
現在美國的許多福音派教會以及華人教會,基本都采用相對自治的公理制政體。33很多歷史比較新的教會也采用公理制,例如浸信會、公理會、神召會、貴格會以及不少獨立教會。一些公理制的教會自愿在地區上組成一個無領導和從屬關系的聯會,以聯系該宗派的和分堂。
 
公理會于1810年成立了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為當時頗有成就的宣教組織,1830年2月25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和雅裨理(David Abeel )到達廣州,美部會是美國第一個來華的差會。在華頗有建樹的公理會宣教士及教會人士還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伯駕(P.Parker,1804-1889)、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雅裨理(David Abeel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42)、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1851-)、譚沃心(1888—1986)等等。現存廣州的光孝堂前身就是公理會教會34。
 
其它的教派,尤其是浸信會和多數獨立教會,均采納了公理會的管理制度。所有的權力都歸屬于基層的會眾,并經由會眾民主選舉,產生執事管理委員會和招聘堂會牧師,通常有指定的理事專門負責教會的管理。
 
當然,和所有體制一樣,公理制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常常造成教會之間的交往和合作愈來愈少,難以凝聚不同地域間教會的集體力量,不利用教會資源的整合,甚至會使一些教會脫離其宗派而自立門戶,若堂會內部沒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機制,很很難有上述的空間,造成宗派主義以及教會分裂35。
 
當前中國教會亟待構建一個合乎圣經立場、中國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背景以及國民性特征的教會體制。我們看到“兩會”事實上已經成了類似長老制“區會、總會的議會機制(college)”,像主教制的首席或教務會議(synodical structure)的權力作用,甚至更多。而作為教會健康發展的需要,中國教會體制的構建首先在兩會的定位,在理順兩會與教會之間的關系。時下有人提出加強兩會的“教會性”的倡議,以筆者之見,用意可能也是在此。但兩會就是兩會,特別是“三自”,其性質既然是基督徒群體的政治運動36,就跟教會作為屬靈團體的性質沒太大觀念。而對于中國教會體制的構建,我們首先需要把兩會的政治形象變革為教會的政制形態,而后才能涉及堂會層面的變革。這一過程也許需要首先借助神學思想建設這一運動推進教會論的完善,并以此為基礎,改變兩會37的性質而后進行堂會層面治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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