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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商法形成中的宗教因素考察
發布時間: 2019/11/7日    【字體:
作者:趙忠龍
關鍵詞:  商法 宗教 近代商法 宗教因素 法律演進  
 
 
【摘要】 近代商法發端于中世紀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事習慣。封建教會的宗教信條和倫理觀念與商人階層存在明顯的沖突,商人階層不僅要求形成新的商事規則與社會秩序,還要求形成全新的社會意識形態,使商人階層在宗教倫理上獲得承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為商品經濟發展掃清了意識形態障礙,并且孕育了保護公平交易、企業家精神(商人身份倫理)、信用和團體合作、復式記賬法、商事裁判制度等等近代商法制度得以形成的關鍵要素。宗教賦予商業行為以倫理基礎,不僅校正了商業行為本身可能導致的過度貪婪、腐敗奢靡和種種可能對人性的放縱,而且提供了商品經濟中實現社會合作所需的社會資本。近代商法的生成既是人類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需要,也是有益商品經濟發展的宗教因素促成的文明成果。
 
近代商法是指中世紀以后,兩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時期的商法。中外法學界通說認為,近代商法或者說近代意義上的商法起源于11世紀以后的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1}{2}147。很多研究關注了這一時期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對近代商法演進的影響,也指出了宗教因素對近代商法形成的重要意義,但是較少關注這一時期宗教因素如何具體影響商事規則的演進[1]。事實上,這一進程伴隨著商業崛起與宗教改革交織演進而展開的,商業崛起推動了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則試圖通過近代商法規訓商業活動。
 
一、中世紀封建教會對商業的限制與容忍
 
(一)封建教會鼓勵農耕,限制商業
 
“重農抑商”并不是簡單的文化選擇,而是由物質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歐洲中世紀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是教會,教會自然崇尚和認可傳統農業文明的勤勞,而厭惡商業活動的投機取巧。教會認為:基督教徒應該使用額頭上的汗水來生存;農人的生活才是最值得讓人羨慕和欽佩的,這是因為他們遠離商業功利算計。即便從事商業貿易,也僅僅限于滿足生活的必需品。中世紀封建教會嚴格限定商品的價格,即價格不得超過而只能等于生產者付出的勞動和承擔的風險。商品的銷售不是為了獲得利潤,而是為了給鄰居提供方便和幫助。在該原則之外謀取利益就是貪婪,是不可以被寬恕的罪孽,它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損壞了基督徒的合一。封建教會公開批評收受利息和通過放款來獲取租金的行為,主張基督徒的圣潔是和他本身所獲取的錢財密切相關的{3}。教會對利潤的痛斥也許更加適合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社會,在過去的農業時代,人們通過勞動可以從自然界中獲得維持生存的東西。但是在商業社會中,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已經成為永遠的過去式,我們維持生存的絕大多數物品都需要從經濟活動中獲得。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不能客觀對待財富或商業活動,就是脫離了社會現實。
 
(二)封建教會主張遠離財富獲得拯救
 
中世紀封建教會的基本立場認為,“圣”(the sacred)和“俗”(the profane)之間的劃分是非常明確的,不存在任何中立和第三方的可能性。凡是金錢和房地產方面的財富,以及那些用來生產和盈利的經濟活動,都是“俗”的范疇,是人們通往“圣”的道路上的阻礙和荊棘。從韋伯論述的推論而言,在俗人的日常生活生產和圣品的救贖修行之間存在著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實際上他們選擇的是逃離現世,并不是清教徒所提主張的改造現世{4}。信仰基督的人們應該致力于將自己變成最貧窮的人,把貧窮標榜為自己的配偶和財富,因為貧窮使人接近上帝。也正是在這種信念的影響下,褲子、罩袍和系衣服所用的繩子就是他這一生中的一切。要想獲得救贖就需要拋棄和解決阻擋在救贖路上的障礙,也就是財富。因為人們花費在財產和事業方面的精力和時間遠遠超過了對上帝的忠誠和信仰,這并不涉及個人的野心,只是過多的錢財會擾亂和削弱人們作為上帝的奴仆所應持有的敬畏和虔誠,人們甚至會變得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挑戰真理和抨擊公義{5}。當時在教派中占據主流的領袖者往往缺乏生產層面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信徒供養。他們認為,“沒有生產層面經濟活動支撐的信徒能夠享有的只能是來自于自然的饋贈或者是人們的自愿供養,例如,果實、蔬菜或者是無償給予的東西等”,這樣最能接近上帝獲得拯救{6}。
 
(三)商人力量崛起與教會的容忍
 
盡管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天然的抵觸和排斥商業活動,但是歐洲從來沒有形成過大一統的封建制農業國家,歐洲眾多的城邦國家不僅具有相對獨立的地理區域,同時還具有方便商品運輸的河流和海上航線,地中海“藍色文明”的商業基因源遠流長。隨著商人力量的不斷壯大,盡管占據社會主流的封建教會并不認可商人的社會地位,但是教會也并不打算真的對商業活動的罪孽實施懲罰,相反,教會接納容忍各種各樣的例外,對商業實踐“睜只眼,閉只眼”,不僅默許普通商人的商業活動,甚至容忍教會成員和教會機構參與商業活動,部分教會機構為了獲取財富甚至經營賭場,公然銷售贖罪券(聲稱能夠贖回火刑之罪){7}。11—15世紀的這一期間,“重農抑商”的法律體系雖然能夠得到封建教會的意識形態支持,但是商人階層即將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教會所推崇的信仰主張與教會成員的客觀所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裂痕,中世紀封建教會法已經不再適應商業社會發展的需要。
 
二、商業活動如何獲取宗教合法性
 
(一)文藝復興對封建教會的沖擊
 
中世紀人民從搖籃到墳墓,從讀書到看病,都要依賴教會,教會禮規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礎。商業力量的崛起,不僅要求形成新的商事規則與社會秩序,還要求形成全新的社會意識形態,使商業活動與基督徒的教義相符合,使商人階層在宗教倫理上獲得承認。13—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主張個性解放,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宗教觀;提倡科學文化,反對蒙昧主義,擺脫教會對思想的束縛;肯定人權,反對神權,摒棄作為神學和經院哲學基礎的權威和傳統教條,等等。文藝復興為后來的商業活動宗教合法性和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文藝復興時期所產生的科技進步,極大地拓展了貿易的地理范圍,使得個人和新型社會合作有了較為自由的發展空間,中世紀行會制度開始逐步解體。貿易不斷擴展,讓教會對價格的控制鞭長莫及{8}。如是,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其他社會資源開始逐步向新興的商人階層傾斜。
 
(二)宗教改革對商品經濟的促進
 
宗教改革并不是簡單的推翻教會統治,而是旨在對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教義進行修改,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于推動商業活動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即伯爾曼指出的,商人發展起來用以調整商業活動的法律應該反映教會法,而不是與教會法相矛盾,商法應當是商業活動和靈魂拯救之間的橋梁。{2}建立在高尚信仰基礎上的合法商業有別于建立在貪婪基礎上的非法商業;建立在滿足合法需求基礎上的商業有別于建立在純粹自私自利基礎上的商業;合法的收取利息有別于高利貸;公正的價格有別于不公正的價格。《圣經》實際上并不是對財富進行批判,而是對貪婪的一種批判和痛斥。并不是譴責人們所擁有的東西,而是譴責人們對這些東西向往和追求的一種癡念。不見得說擁有錢財的禱告者會遭到上帝的拒絕,也不見得說貧窮的人就一定會得到上帝的垂憐。如果貧窮的人對自己的貧窮感到憤懣不滿,對財富有一種濃濃的追求欲望,實際上也是陷進了貪婪的泥潭{9}。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推動了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新的教義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更加有利于資本的原始積累,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10}。
 
(三)資本的宗教合法性詮釋
 
資本主義首先出現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和德國南部的城市中,而且出現的時間遠遠早于加爾文時期,但是加爾文卻是第一個看到問題的人,也是為數不多愿意把其從羅馬天主教教會所固守的觀念分離出來的神學家。羅馬天主教深受阿奎那的影響和引導,阿奎那強調通過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來實現基督徒的合一。亞里士多德認為,金錢是不能夠制造和生產其他物體的,也正是這一觀點與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思想相契合。但是加爾文卻不能認同,他認為金錢是具有生產力的。受到羅馬天主教定義高利貸的影響,教會在漫長的時間內對金錢的態度和觀念始終沒有實質變化。張伯倫認為教會的這種行為是為了使人們避免受到剝削,他說:
 
教會是中世紀政治和經濟組織的領導者和保護者,為了保護人們的財產,避免使信徒陷入世俗的泥潭,教會理所應當會站在反對高利貸的立場上,所以金錢還沒有來得及經歷讓借貸雙方都受益的時期就已經被中世紀教會所阻止。從阿奎那和天主教哲學家的立場上來說,強迫他人支付不存在的金錢利息,是無法接受的{11}。
 
隨著人們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加爾文已經意識到把高利貸歸入普通利息的范疇是一種錯誤的做法,也是和《圣經》的思想相違背的,因此他對高利貸的定義進行了修正,所謂的高利貸實際上就是收取超過普通利息水平的利息的貸款。同時,加爾文也意識到窮人不應該被收取利息,對于經濟交往中的黃金準則,他認為:
 
我們很容易發現基本上高利貸都是違法的……但是我強調:只有針對窮人實行的高利貸才是違法的。也就是說和富人之間的高利貸行為是可以被接納和允許的……高利貸在教會法上是有相關依據的,只有當它違背平等并傷害到教胞兄弟之間的和諧的時候,才是被禁止和無效的。希望每個人在接受神的審判的時候,都能夠以一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態度來對待他人,這樣才可能出現一個有效和真實的神斷{12}。
 
加爾文排除了常被使用的舊約經文,因為他認為這些條文的社會情況已經改變。存在異議的內容是:支付資本的利息雖然性質等同于支付土地的租金,但是個人良知的獲得需要依靠商業慣例和黃金準則的監督,利息不得超越平常利潤標準。加爾文主張保護個人的財產,同時也提出我們只是在神的信托之下來管理金錢的,最終的裁決和榮耀歸屬于神。在加爾文的觀點之下,數世紀以來約束資本的“枷鎖”得以擺脫,資本主義終于獲得了宗教合法性。
 
不同于馬丁·路德的思想,加爾文對當時新興的商業行為采取肯定和認可的態度,加爾文對當時社會上的新狀態和新思潮都是非常支持的,他非常期待能夠深層次的實現商業行為與榮耀上帝相一致{13}。加爾文是一個嚴于律己,生活極為簡樸的教會領導者,但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是,他非常支持積累財富,并用財富進行投資和享用財富。加爾文的宗教觀點認為:財富和經濟并不是一種罪惡,它只是一種充滿誘惑的東西,所以不需要人們逃避和疏遠它;內心中唯一的動機在于榮耀上帝,追求財富并不是為了成功和富足,成功和富足不過是人們為了榮耀上帝而采取的面對財富和經濟的一種態度和手段;財富是上帝的恩賜,最終又重歸于上帝。與其說是商人階層從世俗國家和教會的平衡之間獨立出來,不如說商人階層是支持商業活動的宗教團體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不斷發展壯大的結果,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不斷吸納新興的商人力量。
 
三、宗教改革孕育近代商法形成的關鍵要素
 
中世紀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相當長的時期內受到教會法的統治,不受倫理約束的商業活動往往會導致社會道德風氣的敗壞,因此商業活動應當受到宗教的約束也是這一傳統的延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掃清了宗教和意識形態障礙,那些阻礙商業活動的法律理念和制度被拋棄,這一時期形成了一些有益于商品經濟發展的宗教教義,孕育了保護公平交易、企業家精神(商人身份倫理)、信用和團體合作、復式記賬法、商事裁判制度等等近代商法制度得以形成的關鍵要素。這些影響先后體現在1673年路易十四的法國《陸上商事條例》,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法典》,1811年的美國紐約州《普通法人公司法》和1855年的英國《有限責任法》等等一系列商事立法之中,直至今日對商事實踐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宗教規范以側重維護公平交易來保護財產權
 
民法傳統側重保護權利、定紛止爭,而商法則側重維護交易安全所代表的公共秩序。宗教規范傾向于從公平交易的視角解釋財產權,這顯然更加適應商法立場規范商事交易,而有別于大陸法系經典民法理論中物權與債權的界分。自人類社會產生,資源和人的欲望之間就存在了不可忽視的沖突和矛盾,但是究其矛盾的起源都是財產權到底歸誰所有。既然上天已經將整個世界賜予全體人類所享用,同時又賜予人類理性認知世界,人類得以自己的理性和需要享用各種自然資源,因此人類得以享有財產權的宗教倫理基礎就是勞動,洛克指出:“不能設想世界萬物為人類所共有卻不為每一個人所現實使用;如果不設定私有產權,世界萬物為人類所共有的神諭反而會落空。”{14}雖然宗教倫理誡勉人類的“貪欲”,但在實質上卻可能是對私有權的保護和激勵。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對私有財產進行保護,引起社會動蕩不安的一個主要禍根就是對財產的侵犯和掠奪。雖然人類心中并沒有一種能夠銷毀貪婪和貪念的力量與手段,也沒有一種能夠防止他人掠奪財產的方法,但這種自利心能夠發揮很好的自我約束效果。這種自我約束來源于同情。同情的心理機制是聯想,指導人們行為的不僅是人們對其自身直接利益的考慮,而且還有假設別人對其行為反應的考慮,即能夠把自己放在別人的立場上來考慮自己行為的利益之所在。如果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占有他人的財產對我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他同樣也可能這樣對我。在這種條件下,人們之間就會被一種共同利益所縈繞,進而產生一種能夠進行自我約束,保護私有財產的一種穩定的社會規則。而這種規則能夠增強人們對行為未來的一種期盼,恰好他們的節制和約束也是以此為前提的。正義法則實際上是從利己心中產生的,公平交易推動了正義的產生。保護交易就是保護了產權,保護了產權也就保護了正義和社會秩序。
 
(二)商人特殊身份的倫理屬性:企業家精神
 
近代商法立法的邏輯起點在于商人身份,諸多近代商法文本產生伊始即具有濃厚的屬人法特征,支撐商人身份的宗教倫理基礎即在于企業家精神。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商法文本將僅僅剩下空洞的契約規則,商事經營并不意味著土地、勞動、原料和資本的簡單相加,而是商人對上述資源的有效整合,因此能否保護和發揮企業家精神是商事規則的關鍵。企業家精神是宗教因素對近代商法影響的集中體現,從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所言的“天職”或“神的召喚”,到加爾文教徒的“商業品德”,再到馬克斯·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企業家精神的倫理品質一般可以概括這樣幾點{15}:
 
1.進取心
 
宗教倫理認為企業家的“天職”就是經營好上帝賜福于他的物質產業,并努力獲取應該享有的利潤。因此企業家需要不斷優化土地、勞動、原料和資本的最優組合,需要根據市場需求不停地調整產品研發和產品種類,最大限度減少成本,最大限度獲取收益,最大限度優化生產單位的內部結構,最大限度友好生產單位的外部環境,這些都需要企業家的進取心取得商事經營的成功。
 
2.合理獲取利潤
 
盡管新教鼓勵企業家對于利潤的無限制追求,但是并不意味鼓勵對金錢的貪婪。宗教倫理都試圖以理性和節約的倫理品質緩解商人追求利潤的欲望。事實上這也是對企業家的保護,如果企業家不加節制的追求利潤欲望,往往會陷于商事經營的失敗。
 
3.生活中的禁欲主義
 
宗教倫理把商事經營的成功視為上天的恩賜,鼓勵人們避免奢侈、避免浪費、避免炫耀,上天恩賜的商事經營成功是為了更好的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禁欲主義的價值觀有助于近代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
 
4.財富來自于勤勞
 
宗教倫理反對不勞而獲,鼓勵人們勤勞致富,有利于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如果人人皆投機取巧、坑蒙拐騙,對整個社會資源而言不啻為浪費和減損。因此時刻要求商人勿忘“財富來自于勤勞”有助于鼓勵企業家精神的實現。
 
5.商業交易應當秉承誠信公正
 
宗教倫理認為“正義價格是上天意志的體現”,反對在商業交易中動用政治強制或欺詐投機等手段,主張企業家通過誠實經營取悅上天,良好的商業信譽就是上天的獎賞,這對于維護良好的商業秩序極為關鍵。
 
(三)宗教情感推進信用交易和社會合作
 
宗教情感是降低陌生人之間信任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信息不完全情形下,信用是商人對于交易伙伴未來行為的預判,意味著信奉、信任或信賴某人或某物。12世紀實物支付成為商業交易的例外,各種信用手段的商事契約大量出現,在缺乏國家主權保證貨幣價值的前提下,使用商事票據流通是商業文明的巨大進步{16}。如果沒有信用,或者是市場中的共同體成員之間缺少信任的話,信用票據就不會應運而生。如果對債權人和債務人構成的社會共同體完整性和持久性缺少信奉、信任或信賴的話,那么也就不會產生和維持將未到期義務從一個債權人轉移到另一個債權人的制度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宗教團體直接或者是間接的商業行為推進了信用交易的完成。另一個不完全信息條件下解決社會合作的制度安排就是商事團體,商事團體從來并不是資本與人力的簡單相加,其中的關鍵在于解決信任、合作、風險與責任問題。公司的前身康孟達中不僅有經營者,也有完全的投資人,在企業家精神的支持下,有的康孟達商事性和世俗性更強,最終演化為純粹的商事法人。另一些康孟達如一個主教管區或一個教區是一種社團,一所大學或一個行會也是一種社團,演化為今日的宗教團體法人,當然這部分宗教團體法人也可以商法人的身份參與商業活動。但兩種組織的重要特征在于,這種自治體或共同體的人格是超驗的和內在的,既不同于其成員的人格,又與之相聯系。
 
(四)源于宗教敬畏的復式記賬法
 
在復式記賬法發明之前,商人使用單式記賬,信貸和債務易于跟蹤,可以低成本地為決策提供理性基礎,但是其缺點在于不能自動計算利潤,不能單獨測算資本和收益,更為麻煩的是隱性欺詐極為容易,需要頻繁的審計和采取其他監督制衡手段。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圣芳濟修會的修道士帕西歐利(Fra Luca Pacioli)對后世的重要貢獻就是第一次完整闡述了復式記賬法,帕西歐利也因此被稱為是現代會計之父。帕西歐利在1494年出版的《算術、幾何與比例概要》中提出先將現金收支在債權人的賬目中消掉,然后在出納員的賬目中錄入,從而形成交叉參照{17}。帕西歐利的目標是寫下神學意義的科學與數學,他要將此類學問“帶出圖書館”應用在商業實踐中。畏懼于商業會計活動的“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商人們在賬簿的扉頁寫道“奉上帝的名義”或“祈求上帝賜福”開始他們所有的經濟交易,向上帝承諾自己的商業行為符合倫理和道德。帕西歐利的天才會計等式—“資產=負債+資本”直到今天仍然被廣泛地應用,其發展出的會計制度永久地改變了商業發展的歷史進程,引導出近代金融欣欣向榮的格局。
 
(五)商事裁判權威對商人的規訓與規則的創制
 
無論是公元8世紀的絲綢之路,還是公元12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品經濟,解釋規則和裁判糾紛往往是教會法官的日常職責之一。羅馬法是教會法和商人法的基礎,該法注重和強調商人利益。從教會法官的立場上來分析,緩和和調整羅馬法規范和教會道德訓諭之間的矛盾是商事裁判最為重要的內容。教會法官需要尋求一種法律的形式規制商業活動,以實現宗教教義對商人靈魂的規訓。商人法毋庸置疑需要呈現和實施這一目的,這就需要一條紐帶將商業活動和靈魂拯救穿插在一起。如果要對教會法進行很好的解釋,就要進行詭辯,因為巧妙的規避好過直接的違抗。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商人法的大部分原則一般都只能夠在教義中發掘。也正是因為這樣,教會法影響主要體現在商事法的原則和精神層面。商人法在不斷的發展之中將教會法中涉及到的道德倫理進行了深刻的闡述和實踐。中世紀很多商人不僅是宗教的普通信徒,更是各類宗教組織的主要成員,他們不僅有豐富的宗教知識,還有很多商業實踐經驗,他們將羅馬法和教會法的合理成分進行了融合,但是并沒有丟失自己獨立發展的本性。中世紀商人們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們根據自己的實踐創造了自己的法律并最終推動了宗教改革。充分保護商人階層的利益,維持商品交易活動的快捷而有序進行是中世紀商人法規范商事活動的初衷,也是最終的歸宿,而商事裁判的權威毫無疑問則是來自于宗教{2}406。
 
四、反思和余論
 
中世紀歐洲封建諸侯、王權與商人在不同歷史時刻的力量對比,對社會政治結構的塑造有著重大的影響。商人階層與宗教力量的聯合不僅表現在商事規則的形成,更表現在二者結合與國王的抗爭,集中體現就是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1)保障教會選舉神職人員的自由;(2)保護貴族和騎士的領地繼承權,國王不得違例征收領地繼承稅;(3)未經貴族、教士、騎士組成的王國大會議同意,國王不得向直屬附庸派征稅金和盾牌錢;(4)未經同級貴族的判決,國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監禁任何自由人或沒收他們的財產{18}
 
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而言,近代商法的演進是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有機作用而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宗教對商法演進發揮較為積極的作用,也要注意到宗教也有可能對社會發展產生一定的約束性。近代商法來源于商業革命所推動的社會進步,宗教因素固然重要和直接,但是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物質生產生活條件。近代商法的生成既是人類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發展促成的文明成果。宗教賦予商業行為以倫理基礎,不僅校正了商業行為本身可能導致的過度貪婪、腐敗奢靡和種種可能對人性的放縱,而且提供了商品經濟中實現社會合作所需的社會資本。宗教理想與世俗規則并不矛盾,高尚的宗教理想能夠提升商業的倫理屬性,完善的世俗規則能夠規范宗教理想的具體實踐,而這個過程也許永遠不會停止。
 
 [1]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很早意識到了宗教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英國學者理查德·亨利·托尼論述了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美國學者哈羅德·伯爾曼指出了宗教對近代商法形成的影響,中國臺灣地區學者張國鍵,我國學者范健、王建文,均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近代商法形成中的宗教因素。但是對于宗教因素對商法規則的影響,很少有學者提及。
 
《甘肅社會科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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