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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宗教界參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考察與分析
發布時間: 2019/10/31日    【字體:
作者:裴勇
關鍵詞:  宗教界 社會公益 慈善  
 
 
從時代發展的大趨勢看,現代社會不斷分化,社會生活日益復雜,不同類型、不同利益的組織遍布于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政府的力量已難以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和諧越來越多地需要依靠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自治功能。這也是現代公民社會的特點。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社會已經經過了上百年的發展,社會組織發育成熟,有較為健全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服務的機制。而我國還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之中,社會組織發育很不成熟,無論其角色定位、結構功能,還是其自身建設、運行機制等,都與時代的的要求、社會大眾的期望,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難以擔當配合政府管理社會的重任。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宗教組織。從宗教自身看,在現代社會,宗教已經失去了昔日統轄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那種至高無上的“壟斷”地位,逐漸成為社會有機體中諸多子系統中平等的一員。宗教積極適應、參與、服務世俗社會生活,其生活化、民間化、社區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這也是宗教為適應現代社會、維持其生存和發展而不斷社會化的結果。宗教社會化程度與宗教服務社會的能力和水平往往成正比。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為社會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務,是我國宗教界的傳統美德,是宗教融入社會的重要途徑,也是宗教社會化的重要表現,更是宗教這一特殊社會組織生命力之所在。多年來,我國宗教界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越來越多的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積極參與扶危濟困、社會慈善等公益事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好評。但也應該看到,我國宗教服務社會方面,形式單一、社會影響有限,尚未形成制度化、機制化,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一、政策走向與特點
 
所謂“社會服務”,是指非官方機構向公眾提供的非營利性質的公益服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般稱之為“慈善事業”。宗教的社會服務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是指宗教團體和信徒個人為窮人、孤老殘幼和受災人群等提供的傳統服務與幫助。廣義是指宗教團體和信徒個人為服務對象提供的旨在改變觀念、提升素質、改善生活狀況的服務與幫助。本文所講的宗教社會服務,是從廣義方面來說的。舉凡宗教,都有扶危濟困、利益人群、服務社會的理念與傳統,我國宗教也不例外。近代以來,由于天災頻仍,戰火連綿,民不聊生,再加上社會政治腐敗,政府無力救濟貧民,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造成了慈善事業在近代的勃興。其中,由宗教組織舉辦的慈善事業在整個慈善事業中占有較大份額。1949年后,我國宗教社會服務的傳統一度中斷。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宗教的社會服務逐漸恢復并迅速發展起來。
 
(一)政策走向
 
1949年后,我國宗教社會服務的傳統為何中斷了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體制,二是政策。從體制上來講,1949年后,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各項社會事業包括慈善公益事業完全由政府民政部門來主辦,任何非政府部門都無法問津。從政策上來講,改革開放以前,黨和政府對宗教的社會服務工作基本上是不支持的。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現“社會服務”的概念是1982年的19號文件,文件指出:“還必須根據宗教界人士的不同情況和特長,分別組織他們參加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社會服務、宗教學術研究、愛國的社會政治活動和國際友好往來,以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這表明,在理論層面上,黨和政府對于宗教界的社會作用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增加了新的內涵。而比較明確、具體地提出要“引導宗教界辦社會公益事業”的是胡喬木。1984年3月,他在給胡啟立的電話中,提出要注意把宗教界的積極性利用起來,引導他們做一些社會服務工作,如保護野生動物、為殘疾人謀福利、辦托兒所、辦學校等。此后,在有關黨政負責人的講話中,鼓勵和引導宗教界辦社會公益事業的提法逐漸多起來。如:1984年8月,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出:“還應從有利于建設國家、繁榮經濟、造福社會和為教會自養考慮,量力地、有選擇地興辦某些社會公益服務事業。”及至1993年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論斷后,宗教的社會服務作為各級黨政部門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一個實現方式和具體途徑,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肯定與鼓勵。在200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再次強調:“我們鼓勵和支持宗教界發揮宗教中的積極因素為社會發展和穩定服務,鼓勵宗教界多做善行善舉。在國家引導和管理下,宗教組織可以從事一些有益于社會發展的公益、慈善活動”。經過十多年的豐富實踐,中國宗教界在社會服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宗教界所進行的社會服務和公益慈善事業作用更大、影響更深。胡錦濤總書記在17大報告中強調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2008年12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重要講話中,又強調“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是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支持和鼓勵宗教界發揮作用、服務社會提到了一個更高的高度,方向明確、意義重大。
 
(二)宗教社會服務工作的特點
 
隨著黨政部門對于宗教社會服務功能認識的轉變,從80年代中期開始,宗教界社會服務工作得以開展起來。1984年,我國當代著名高僧真禪長老開始向上海的有關福利機構捐贈財物。1985年4月,中國基督教領袖丁光訓主教發起成立了以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救助和農村發展為主的民間社會服務機構——“愛德基金會”。同年8月,在趙樸初、丁光訓等宗教領袖的倡議下,由全國政協宗教組發起了成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倡議。這一切,可以看作是新中國宗教界開展社會服務工作的開端。
 
20多年來,我國宗教界發揚服務社會、行善濟世的優良傳統,在扶貧濟困、幫學助殘、救難賑災等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取得了很大成績,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總體來講,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發展速度快。在這里,我們僅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一是由中國基督教“兩會”發起成立的愛德基金會,從1985年到2005年,共籌集捐贈資金近8億元,資助項目遍及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多個縣市,項目受益人群達數百萬人。二是河北省天主教“兩會”所屬的北方進德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從1997年到2006年,累計捐款2000多萬元。三是上海玉佛寺,從1984年至1995年,在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方面累計捐款達2700多萬元。四是廈門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從1994年到2004年,先后發放各類善款2700多萬元。由于篇幅的關系,我們不可能列舉更多的例子,但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以目前國內最大的慈善機構中華慈善總會來說,在它成立10周年,即2004年時,募款總數是15億元人民幣。而上述所舉的4個宗教組織,在過去的20年中,已向社會捐助了近10億元。如果加上宗教方面其他活動場所、機構、個人所有能夠統計和不能統計的捐款數,總量應該比這個數字多得多。2005年組織海峽兩岸佛教界人士在北京靈光寺舉行“海峽兩岸百寺千僧、捐款千萬救苦救難”消災祈福萬人大法會,短時期內,迅速募集1200多萬元善款,援助印度洋海嘯災區,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今年年初我國南方部分地區遭受嚴重冰凍雨雪災害時,宗教界再次積極行動,僅佛教和道教就向貴州災區捐款370萬元。汶川大地震后,宗教界紛紛獻出愛心,伸出援助之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5月底,全國宗教界共向四川災區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幣4億多元,其中佛教界約2億元,道教界約4000萬元,伊斯蘭教界約2400萬元,天主教界近1億元,基督教界約1.2億元。
 
與此同時,一些以宗教為背景的慈善機構也陸續成立起來,如上海玉佛寺“覺群慈善基金”、廈門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河南少林寺慈善基金會、鎮江“茅山道院慈善基金”,無錫靈山佛教慈善基金會、福建石竹山慈善基金會……等等。宗教慈善機構的成立,說明我國宗教的社會服務工作已經從自發走向了自覺,從零散走向了有序。當然,和國際上和港、澳、臺地區宗教參與社會服務的廣度和深度相比,我國宗教的社會服務工作總體上還處在起步階段。
 
二是行動速度快。從國際上一些國家現代化的經驗來看,人均國民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一階段,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我國目前人均收入1200美元左右,正處于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在這個特殊時期,社會問題比較多:舊的社會問題還未解決,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又已產生,而且有些舊的社會問題在新的環境下又有了新的發展和新的表現形式。要解決這些點多面廣的社會問題,單純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而在動員社會力量興辦慈善事業方面,我國宗教界走在了前面,起到了引領與示范的作用。在前文中我們提到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都是由宗教界人士發起并推動成立的。而像愛德基金會這樣的慈善組織,率先開展了對失學兒童、鄉村醫療衛生、大學貧困生、民工子女教育、東西部差距不斷擴大等社會問題的調查和救助,從而引導和帶動了全社會對這些社會問題的關注和解決。對于一些新出現的社會問題,我國宗教界也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超前性和敏銳性。譬如說,從1996年開始,愛德基金會就在云南、河南、廣西、江蘇等省區開展艾滋病宣傳教育項目。從2001年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傅鐵山主教,就帶領天主教北京教區持續開展關愛艾滋病人、麻風病人的愛心捐助活動。從2003年起,我國道教界在甘肅民勤縣建立“中國道教生態林建設基地”,對當地的防沙治沙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2005年,廣東佛教界針對“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面向特困和低保人群,開辦佛教慈善中醫診所,在傳播愛心、服務社會、構建和諧方面走出了新路子。在社會服務領域,宗教組織之所以能夠勇為人先,就在于他們時刻關注和研究社會的新需求,并以滿足這些新需求為重要任務。而宗教界行動,又比較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從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社會效果。
 
二、宗教界開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優勢與空間
 
(一)宗教界在參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方面有自身特殊優勢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深刻的信仰基礎。“宗教是慈善之母”,宗教的慈善活動是其信仰實踐的組成部分,是宗教信仰的外化與物化。所有的宗教,都有著濟世助人的主張。如佛教主張“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道教主張“齊同慈愛、濟世利人”;伊斯蘭教主張“兩世并重、兩世吉慶”;天主教、基督教主張“作光作鹽、榮主(神)益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僅要“愛上帝”,而且要“愛鄰人”。宗教與慈善的關系,可以說是體與用的關系。宗教為慈善活動提供了深刻的信仰基礎,慈善又使宗教的社會關懷找到了由以落實的途徑,從而彰顯出自身的社會價值。
 
2、有悠久的慈善傳統。在中國傳統的慈善活動中,有四類團體起著主要的濟貧幫困作用,分別是家族、宗教組織、政府以及社會團體。歷史上以宗教組織名義開展的救災賑災、憐孤恤寡、助殘敬老、扶危解困等活動在社會救助中曾發揮過很大的作用。如過去的佛教寺院實兼宗教與慈善團體于一身,其興辦的慈善公益事業對當時的社會民生有很大的貢獻。目前宗教界也充分認識到開展公益慈善事業是他們回報社會,改善和提升自身形象的重要途徑和契機,積極性很高。
 
3、有較高道德感召力與社會公信度。我國宗教文化一個突出的歷史特點便是重視行善積德和道德教化,把去惡為善放在宗教教義與宗教活動的首位,作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因此,健康發展的正信宗教一般都具有良好的道德形象,為開展社會服務工作提供了較高的道德感召力。另外,由宗教組織舉辦慈善活動,基于一種內在的信仰,是一種責任性、非功利性的慈善活動,有利于避免尋租,克服腐敗,實現低成本運作,更容易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與認同,在某些時候比世俗慈善組織的同類活動更有號召力。
 
(二)我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需求缺口很大,宗教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有很大的空間
 
當前,我國社會福利需求缺口相當大,需要社會支持和福利的人群構成主要有貧困人口、受災人群、老年人、孤兒以及殘疾人等,其需要則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醫療和康復、教育等諸多方面。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全國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看法,農村現在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有3000萬人,低收入人口6000萬人(以人均年收入865元人民幣為準),兩者相加為9000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1%。
 
在自然災害方面,我國自然災害種類多而且發生頻繁。2002年《中國民政事業發展報告》指出,一般年份,每年全國成災人口一億多人,受災人口近2億人次,倒塌房屋大體在200~300萬間,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000億元,每年需要救助的災民一般在6000~9000萬人。
 
社會老齡化也產生了更多社會福利需要。據美國保德信金融集團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04年聯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正在迎來前所未有的老齡人口巨潮,老齡人口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經濟發展,給公共預算和大家庭帶來無法承受的壓力。而另一份報告則認為“中國的老齡化浪潮令人瞠目。到二○四○年,中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三億九千七百萬人,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人口的總和。中國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中國是否能夠成為繁榮和穩定的發達國家。”
 
此外我國還有相當部分的孤兒和殘疾人需要得到社會的關懷和照顧。按照全國人口統計的數字顯示,目前16歲以下人口有3億多,其中不少是孤兒而在中國0~14歲兒童中,有殘疾兒童900余萬人,占全國同齡兒童總數的2.66%。殘疾人口的數字也相當驚人,為6000萬,約占總人口的5%。
 
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政府一直承擔著絕大部分的社會福利責任,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人力和物力。在很多刊物和政府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決心和投入,但隨著絕對人口的不斷增加,老齡化問題的日漸加劇,以及前面提到的種種社會福利慈善需要,有限的政府資源顯然不能滿足所有張開的口子。在政府投入這個來源之外,開辟更多的渠道來滿足龐大的社會福利需要和缺口,無疑是可行而明智的選擇。宗教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而有益的社會資源。
 
從國外經驗上來看,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大都推行允許和鼓勵宗教信徒和團體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的政策,大量的社會福利事業由民間社團(其中主體是宗教團體)來承擔。如20世紀90年代,美國每一年用于宗教慈善事業的捐款高達500億美元;1996年美國35萬個宗教機構的義務慈善工作時間占全國總額的60%,相當于240萬個全職雇員的工時。在2005年發生的東南亞大海嘯中,第一時間到達災區現場進行救助工作的是中國臺灣的慈濟慈善基金會。宗教團體在公益慈善和社會救助方面無疑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在客觀上減少了政府負擔,滿足了社會需求。個人與民間團體的積極介入也有助于形成“大社會、小政府”的市民社會模式。以上情況表明我國宗教慈善事業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巨大差距,但有差距也有追趕的空間,只要政府引導和支持得當,我國宗教在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方面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為國家經濟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宗教在社會服務方面有著特殊的條件和優勢,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結合實際,因教而宜,充分發揮宗教的社會服務功能,是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的重要內容,是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相信,新世紀新階段,在黨和政府的積極引導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國宗教的社會服務工作,一定有著更大的成長空間,一定能夠適應新形勢,邁出新步伐,做出新貢獻。
 
附:宗教界開展公益慈善活動舉例——河南省有關宗教團體開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做法
 
(一)省基督教兩會積極協助政府開展艾滋病防治等工作
 
河南省是我國五大艾滋病重災區之一,艾滋病傳播一度成為該省重大社會問題,全省現有與艾滋病問題相關的孤兒15000余名。據河南省基督教兩會負責人吳承榮、唐衛民等介紹,從2002年起,在愛德基金會和基督教全國兩會社會服務部等機構的協助下,河南省基督教兩會助養了其中4896名孤兒,每年向每名孤兒提供1340元助養款,并安排1640名教會工作人員擔任義務助養員,協助照顧這些孤兒。另外還救助了350戶艾滋病患者家庭,每月向每戶家庭提供150元資助。
 
除助養孤兒外,河南省基督教界還在宣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識工作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在愛德基金會的資助下,從2002年到2005年河南省周口市基督教兩會舉辦了各種類型的艾滋病防治常識培訓班48期,重點培訓教會骨干6000余人次,受訓人員在接受培訓前對艾滋病的知曉率僅為3%,受訓后達到100%。教會骨干接受培訓后在各自所在的教會堂點和社區積極宣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識,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工作,并為政府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據初步統計,直接受益人數近2萬,間接受益人數130多萬。
 
在幫助艾滋病患者提高脫貧致富能力,生產自救方面,河南省基督教兩會也做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河南省基督教兩會聯合愛德基金會在周口、駐馬店、開封等地的艾滋病患者村建立了小型養豬場,并為養殖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積極幫助他們解決技術缺乏、豬舍不規范、飼料短缺、防疫無錢等具體困難。到目前為止,養豬項目進展順利,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穩定了艾滋病患者的情緒,增強了他們的信心。
 
除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外,省兩會還積極號召信徒樹立正確的致富觀念,宣傳推廣科技知識。受舊教會傳統的影響和地下教會勢力的蠱惑,河南部分基督教徒一度接受了“致富可恥”、“富人不能進天堂”的錯誤觀念,影響了他們的脫貧致富。針對這種情況,河南省基督教兩會一方面加強神學建設,積極發掘教義教規中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在日常的傳道布道事工中向教友大力宣傳倡導“致富光榮、榮神益人”的思想,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致富觀。為切實幫助邊遠貧困地區的教友走上致富之路,河南省部分教會還與當地農業廣播電視學校、農業技術推廣站等機構合作,開展科技知識培訓,傳授種植、養殖等專業致富知識,把幫扶工作落到了實處。省兩會在全省范圍內還建立了6家敬老院,床位都在100張以上,其中駐馬店的養老院是當地條件最好的。河南省兩會還創辦了周口市福音醫院、宜陽縣愛德醫院,定期為當地群眾開展免費健康體檢、健康教育和義診,受到了群眾和地方政府的好評。據河南省基督教兩會副秘書長、周口市兩會負責人馬鑫介紹,他們在周口市創建的福音醫院,為附近六個行政村的2500名婦女、800名60歲以上老人,定期開展免費健康體檢、健康教育,同時堅持為當地偏遠貧困縣區群眾進行義診,達5萬人次。他們還在捐資助學救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馬鑫本人還被評為“河南省百佳慈善家”,獲得全國婦聯和中國兒童基金會聯合頒發的“公益楷模獎”(全國共8名)。
 
(二)嵩山少林寺創辦慈幼院扶助孤兒1000
 
早在1994年嵩山少林寺即依法登記成立了少林慈善福利基金會,成為佛教界最早的慈善機構之一。據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師介紹,2003年開始少林寺與河南省慈善總會聯合發起并組織實施了“千名孤兒救助”慈善項目,救助河南省境內19個縣1039名4—15歲的孤兒。少林寺每年向這些孤兒提供每人560元救助金以及日常生活和學習用品,直至他們年滿18周歲。2004年,少林寺在登封市建立了少林慈幼院,計劃分批從這1039名孤兒中收養100名生活最困難者。
 
目前,少林慈幼院收養了50名8—15歲的孤兒。這些孤兒平時被委托在登封市普通中小學接受全日制義務教育,課余時間及節假日在慈幼院生活并接受少林武術培訓及其他文化和特長教育。據慈幼院負責人釋延江介紹,這批孤兒學習成績良好,尤其是體育方面在學校的表現更是突出。在參觀慈幼院時我們也感覺到該院盡管條件簡陋,但管理規范,制定了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如慈幼院章程、財務管理制度、資金募集及管理辦法等,孤兒們受到了較好的照顧和教育,精神面貌良好。
 
慈幼院眼下暫時由少林寺派出四名僧人管理,此外從社會上還聘請了專業人員參與日常工作。釋延江說,盡管目前在政策和法律方面還存在不少困難,但少林寺仍然打算進一步爭取完善慈幼院的管理模式,采取董事制度,把慈幼院托付給社會專業人士管理,少林寺只負責資金的募集、使用、監督和從總體上把握辦院方向。更長遠的計劃是把慈幼院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規范化的慈善機構,達到收養500名兒童的規模。
 
三、問題和思考
 
我國宗教界開展社會公益慈善活動有著特殊的優勢和廣闊的空間。當前,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支持和鼓勵宗教界廣泛開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總方向是明確的。但由于目前還沒有對宗教界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確定較為明確的范圍,形成較為穩定的機制,尚未出臺具體政策,盡管宗教界開展公益慈善事業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宗教界人士對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普遍抱有較大熱情,但很難將之規范并進一步引向深入。因此,適時出臺有關宗教界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政策,明確他們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范圍、程度和方式,建立相應的激勵、規范、監督和約束機制成為切實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關鍵。
 
制度安排和法律缺失是當前影響我國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慈善立法不健全,企業與公眾疑慮重重,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宗教界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熱情和慈善活動運作的能力。
 
我國目前涉及慈善事業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公益事業捐贈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基金會管理條例》等,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上述法律法規已不能滿足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需求。目前對于宗教界從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只有《宗教事務條例》中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可以依法興辦社會公益事業”,但沒有配套的激勵、規范、約束、監督機制,可操作性較低,也不能滿足我國宗教方面慈善事業的發展。以少林寺救助千名孤兒活動為例,為了保證活動全程公正透明,少林寺要求捐款全部交給慈善總會統一發放,但捐贈企業卻因為拿慈善總會的收據走賬而奔走三個多月,嚴重打擊了企業的積極性。而少林寺投入極大的熱情和物力籌建的少林慈幼院,由于無法在民政部門登記而不能在銀行開設賬戶接受捐款和進行日常的資金運轉,最后只好在登封市體育局以武術學校的名義登記注冊,現在每年還得向市體育局繳納一定的管理費用。少林寺本來對慈幼院的發展有較為長遠的規劃和目標,為此專門制定了一系列較為完備的規章制度和管理辦法,希望能把慈幼院辦成一流的慈善機構。但是由于種種限制,慈幼院目前只能租用條件簡陋的民房作為活動場所,嚴重阻礙了慈幼院的進一步發展。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大力推進慈善事業的發展,已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2005年11月,我國公布了《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06-2010)》。借鑒國外有益的經驗,弘揚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加快管理體制改革,激活中國慈善組織的創新能力,進一步完善有利于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法制和稅收環境,逐步形成中國“本土化”的慈善救助模式和符合中國國情的慈善事業發展道路,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針對立法上的不足,在去年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聯合33名代表提出了關于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促進法》立法進程的建議,在社會上引起一定的關注。據釋永信稱,民政部對此建議很重視,已經多次就有關問題與他座談。2006年“兩會”期間,慈善法被列入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和國務院立法計劃,但今年年初正式公布的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中,慈善法并不在其列。2007年8月22日民政部有關領導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表示,慈善法被列入了2007年全國人大立法規劃和國務院立法計劃中,輿論認為慈善法有望在明年兩會上進行審議,其立法進程正在加快。
 
實踐證明,宗教界從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是一種整合社會資源、做好社會服務發展公益事業的現實有效的做法,不僅為政府方面分擔了大量的社會工作,而且為民眾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服務。當前,我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供求缺口很大,引導和支持宗教界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前景廣闊。只要黨和政府引導和支持得當,進一步明確有關政策,制定和完善相關法規,形成穩定有效的機制,我國宗教界在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促進社會和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可以做出更大的貢獻。一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思路。深入研究和借鑒港澳臺和國外的經驗,努力探索鼓勵、支持宗教界在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方面的新思路、新途徑。二是要加快立法,完善法規。進一步加快慈善立法,推動宗教慈善事業走上規范化法制化軌道。可考慮就宗教組織接受社會捐贈和宗教組織為社會公益慈善事業而創辦的一些經濟實體出臺相關的優惠政策,適時出臺有關宗教界參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政策,鼓勵宗教界在扶貧、濟困、救災、助殘、養老、支教、義診等方面發揮有益作用,要明確他們參與上述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范圍、程度和方式,建立相應的激勵、規范、監督和約束機制。三是要適當扶持、依法管理。政府要給予政策扶持,在稅收政策方面,應當依照慣例和通行做法,給予稅收減免;在財政方面,也要給予適當的資助和補貼。政府部門還應引導新聞媒體加強正面宣傳和報道。要依法加強管理,特別是對跨地區、跨宗教以及涉及國外宗教組織開展的社會公益慈善活動,要加強引導、協調和管理。四是要趨利避害,把握好度。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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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與嵩山中岳廟的國家祭祀 \張廣保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崇拜天地日月山川的文化傳統,說者以之歸屬于自然崇拜。然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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